中国城市幸福大排名：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

　　哪个城市最幸福 中国城市幸福大排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 魏翔

　　人们一般通过考察工作和生产来考察经济状况，但是，闲暇和生活，是经济硬币的另一面，掀开这一面，得见新篇章。

　　国际经验显示，当收入水平越过中等收入线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将从生产边向闲暇边转移，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倾斜。

　　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拥有多少闲暇，如何拥有，又如何使用这些闲暇，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之一。

　　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开始放缓后调整质量，而我们关注闲暇经济，掀开硬币另一面的时机也同时到来。

　　今年是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第六年。“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携手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历时4个多月，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脉络走势，探测未来发展的内驱力。

　　本次调查的一个新特色在于，增加了对国民闲暇时间和闲暇活动的调查，不但从消费、民众注意力、经济预期等方面反映了客观民意，也从闲暇和生活方面反映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所在。

　　70%的人每天休闲不到3小时

　　今年，我们首次对国民的休闲时间数量进行了调查。70%的受访者，日均休闲时间少于3小时，从国际对比来看，这部分人处于奔波劳累、闲暇缺乏之中。还有8%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没有休闲时间，忙碌不堪。

　　总体上看，中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太充分。这吻合了大多数百姓的直观感受，也吻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经济腾飞阶段的工业化国家，休闲时间基本上都偏少。如196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

　　从经验数据看，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率大致呈反比胀率呈反比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劳动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休闲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同比增长。休闲时间增加是一种福利体现。如果说国家需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的话，个人的增长质量提高就表现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健康寿命。因此，休闲时间在这里成为国家和个人在增长方式转变上互通有无的桥梁。

　　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幸福？

　　休闲时间较少，意味着什么？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

　　本次调查显示，在我国现阶段，幸福感主要由收入决定，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休闲时间、健康状态、婚姻质量等)。这种幸福感的收入决定论迎合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特点，但从休闲等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上，也可以看到未来中国人幸福感的需求走势。

　　根据调查，休闲时间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十大休闲之城)是：贵阳、海口、广州、杭州、拉萨、成都、重庆、太原、福州和长沙。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十大幸福之城)是：拉萨、太原、合肥、天津、长沙、呼和浩特、石家庄、济南、银川、重庆。

　　可以看出，休闲时间多进而幸福感也强的城市占了四席：拉萨、重庆、太原、长沙。这四座城市，幸福感之所以跻身前十，除了由其市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决定外，市民拥有较为充分的闲暇也是理由之一。

　　另外六座休闲充裕的城市没有进入幸福十强，主要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个体因素(健康状况、情感质量等)拉了后腿。

　　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十大休闲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八席，这些城市环境优美、服务业繁荣，展现出很好的休闲经济特点，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力大。二是，十大幸福城市中北方城市占了七席，这些城市最近几年GDP增速显著，收入带动幸福，实现了短期内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互相促进。在一定时期内，北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将紧密和收入提高挂钩，但是，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将越来越受休闲、健康、情感质量等因素的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19.31%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4.52%。同时，引领经济增长的产业也需要向服务业调整，方能保证增长的平衡和质量。

　　年收入10万元是休闲门槛

　　忙碌的城市总有一些共同点：外来人口多、快餐店多、交通便利、物流兴旺、城强民富、跳槽现象频繁、品牌消费流行、交通事故多、排队多、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堪忧等等。而闲暇的城市却各有各的姿态：一张八仙桌，一壶浓绿茶，树阴下、门庭间，麻将、棋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备单品，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状态。慢节奏的生活，不等同于游手好闲，当然也未必就是“有闲有钱”。

　　根据“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数据显示，休闲时间较少，也就是最为忙碌的地区集中在辽东半岛、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这些地区也是当前经济发展较快、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

　　从这个分布看，闲暇经济研究中的“闲钱悖论”(有闲和有钱不能得兼、收入高的地区通常休闲时间少)表现得较为明显。尤其，人均收入处于国内顶端的北、上、广的休闲时间在所有343个受访城镇中的排名十分惹眼：北京的休闲时间排239位，上海排177位，成为中国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广州的表现勉强及格，排第95位，成为在休闲和收入上较为均衡的城市之一。

　　休闲，是对工作的替代，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用收入来购买。在收入水平没有越过“休闲门槛”之前，在社保水平没有达到“休闲安全线”之前，人们无法实现“有闲有钱”的和谐状态。人们只能牺牲收入去换取休闲，或是靠减少休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次调查证明，年收入10万元大概是收入上的“休闲门槛”所在：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中，12.01%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1～2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人群中，只有5.87%的人没有休闲时间，休闲时间在2～3个小时之间的比例最大，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高达33.87% 。

　　本次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也就是说，大部分国人依然处在“闲钱悖论”的挣扎之中，并无法保证同时拥有高收入和高闲暇。

　　如何摆脱这种挣扎，如何实现自由和快乐。闲暇经济理论指出：第一，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激发原创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第三，学会工作，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

　　“闲暇经济”将成为文化发展的先导，成为“生活引领经济、自由激发创新”的新经济形式。这种新经济的表率，就是遥远而美丽的北欧地区。该地区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群，北欧五国的人均收入在最近20年稳居全球的前二十名，同时，北欧人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这是一个典型的“有闲有钱”的社会。北欧人用更少的时间，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玩得更多，挣得更多。

　　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够充分，但更让人遗憾的是在闲暇时间内的休闲安排。

　　调查显示，国人最热衷的休闲活动是“看电视”和“上网”，这两项选择并不受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表现出稳定性和全民性。同时，体育健身、学习培训、社交娱乐的从事比例很小。被动而消极的休闲活动，占据了国民大多时间，大众休闲时代仍未到来。

　　看电视和上网这类活动，在闲暇经济学研究里，都算是相对被动型的休闲活动。而当一个社会休闲活动单一，且多是从事这种被动型的休闲活动，不利于提高从事者的效率，不利于激发创新思维时，我们通常认为，大家患上了“休闲病”。

　　如果说这几十年，中国人激发出了无穷的工作热情，学会了如何工作、如何挣钱的话，那么现在，或许已经到了该学会如何玩，如何花钱的时候了。有一种说法是，不会玩的人，就不会学，这是闲暇经济研究的一个真理性命题所在。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

　　幸福感源于对未来的预期《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从2006年关注幸福感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胡大源和央视财经频道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一起走过了6年的时间。“老百姓从来不用GDP来衡量幸福。”2012年，对比6年的数据积累，胡大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老百姓幸福感最密切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期。”

　　收入问题连续四年成为“第一难题”

　　收入问题在6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中都是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

　　胡大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2012年，中国百姓预期自己收入会增加的比例达到了54.4%，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人对今年的收入增长是有信心的。具体到地区，胡大源介绍，最为乐观的受访者来自上海、重庆和海南。而从年龄段来看，这6年对收入增加最有信心的，始终是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这一结果也符合地区经济发展和年轻人的特点。”胡大源说。

　　调查显示，2011年，百姓最关心的国内经济生活事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物价上涨，第二位是个税免征额的提高。“显然，这两件事都跟收入有关。”胡大源说。与此同时，在2012年百姓最期待改善的问题中，排在首位的仍然是收入状况，高达65.25%的受访者选择了“希望未来收入状况能有所改观”。而且在本次调查中，列出的6种家庭困难中，被选择最多的选项仍然是收入(54.62%)，收入问题已经连续4年排在百姓家庭主要困难的第一位。“这表明如何切实提高百姓的收入、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民生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问题。”胡大源说。

　　50%的人认为房价会下跌

　　在历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房价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两会记者会时也明确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

　　楼市调控政策虽然密集出台，但是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也处处体现在受访者给出的答案之中。

　　在今年的调查中，有30%的受访者认为，2012年自己所在城市的房价会下跌10%以内，21%的受访者认为会下跌超过10%，24.5%的受访者认为房价仍会保持现状不会有太大变化。预计房价下跌超过10%以上的城市前三位是南昌、沈阳、杭州；预计房价上涨超过10%以上的城市前三位是昆明、南京和太原。

　　胡大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排名在前三位的有买房意愿的省份是黑龙江、广西和海南。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预计房价下跌或上涨的前三位城市，都不属于这三个省份。胡大源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者没有“追高”或者“逢跌买入”等“投机”心理，更多的是“刚性需求”。

　　不过，胡大源也指出，调查显示，2010年有买房意愿的人占41.6%，但2011年实际买了房子的人只有24.88%。这一数据的变化也正说明了房地产调控正在影响人们的购房心理，降低了人们的实际购买力。“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编委会

　　总 监 制：郭振玺

　　监 制：韩青、赵赫、陈红兵、熊波

　　编委会主任：姜诗明、齐曦

　　总 策 划：李洋、傅丹、张菁

　　策 划：冯璐、唐琪

　　虚假电视购物广告为何难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辰越| 北京报道

　　凌晨打开电视机，如同走进了一个大卖场：“不要998,不要398,只要99元，前十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获得价值2000元的大礼……”诸如此类耳熟能详的叫卖声在各个不同的频道此起彼伏，每个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异常激动、唾沫星子满天飞的“吼叫派”，卖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从“八星八箭”到“799元的笔记本电脑”再到减肥保健、美容丰胸产品，不一而足。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理性的人用膝盖想想都知道是骗人的。但就是这类明显带有虚假宣传性质的电视购物广告，直到今天仍然频繁在各大电视台的多个时段喧嚣不断。观众早已十分厌倦，2010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由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建和武宾表演的相声《超级大卖场》更是公然拿电视购物“开涮”。

　　针对这个乱象丛生的行业，监管单位不止一次颁布文件试图规范，但整个行业仍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电视购物公司：暴利驱生缺德买卖

　　声嘶力竭的叫卖，虚假夸大的效果，即使商品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这种有些滑稽的销售方式也难免会让人心生疑窦，为什么不能以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将产品介绍给观众？

　　曾经从事过电视购物行业的许明敏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道出了实情：“这些时间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地从电视台买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产品的特点介绍清楚，还得让人们印象深刻，有兴趣去购买，夸张的表演是必须的。”

　　据许明敏介绍，从大一点的地方电视台购买广告时段，即使是垃圾时间，一分钟也得5000～7000块，10分钟最少得5万块，选择10家电视台播出，每家10分钟，就是50万。

　　“一些二级城市的电视台垃圾时段的报价对外是1000～2000元，但是由于电视购物广告常常是一播就半个小时，量越大，价钱越有得商量，一般都可以讲到100～200块钱。即使这样算下来，成本也是高得惊人，为了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快速卖出产品、回本，我们会有各种办法吸引你去买。比如宣称前几位打入电话的消费者可以额外获赠巨额礼品，其实那些所谓价值上千的礼品，成本不过几十块，甚至几块钱。”许明敏向记者介绍道。按照业内的“规矩”，销售的净利润除了商家和生产企业分成，还要将一部分利润作为回扣，分给“运作”的电视台广告部门，以便下次购买时段的时候，仍然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

　　至于商家的利润空间，许明敏这样给记者描述：“几乎是空手套白狼，我们当时代理的大多是女性产品，比较有名的是丰胸产品‘波××’，当时的宣传力度大到几乎你把所有电视台从头到尾翻一遍，不管哪家都一定能看到这个广告。价格是每盒99元，其实成本只有几块钱，利润空间将近十倍。当时粗略翻看了一下公司的账目，每天最少240万元左右的收入进账，一个月投入的广告费差不多是5200万，这个利润有多大，你就想吧。很多人买了三盒不怎么见效，在销售人员的怂恿下，一买再买，花好几万的都不在少数。好多买了‘波××’的消费者跟我们反映没有效果，我们就会劝她们得配合饮食，比如吃猪蹄或者凤爪之类的食品，很多情况下都是吃出来的效果，根本不是药见效了。”

　　地方电视台：生存和守法的博弈

　　一位在江苏省某地方电视台工作多年的广告部主任张先生向记者解释了地方电视台的“苦衷”：大品牌一般都不喜欢在地方台投放广告，而这些自负盈亏的地方台，主要的收入就是靠广告。常常有将近70%的广告时间填不满。

　　“与其让这些时间闲置着，还不如干脆赌一把，先赚钱再说。很多时候即使因为广告违法被查处了，但罚款的数额和巨额的广告费比起来也是九牛一毛。”张主任向记者介绍，“曾经有一个电视购物公司一次性就给我们台交了一年9000万元的广告费，只要我们每天轰炸式地播出他们的广告10分钟就行了，电视台每年的收入也就一两个亿，这样的大客户自然不能错过。”

　　在这些广告主们巨额广告费的诱惑下，一般的地级电视台都会同意播出这些电视购物节目，也正因此，二三线城市历来都是这类电视购物节目获利的主战场。“很多广告都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播一个月，等钱都骗得差不多了就撤走，到时候这些消费者按着产品包装盒上的地址找到生产厂家的时候大多数都找不到了。”张主任说。

　　张主任介绍，2011年，仅通过电视直销的方式出售的减肥产品的销售额就高达700亿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呈增长势头，而这些产品的成本普遍不到定价的十分之一。这个产业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除了电视购物公司暴利驱动的内因之外，还得益于各大媒体的大力推动。

　　为何这些地方台明知这些电视购物节目涉及虚假宣传，是违法的，还去铤而走险？中国广告协会法律事务咨询部一位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很多地方电视台都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他们的压力很大。对于他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生存和守法之间选择，你肯定会选择生存。”

　　消费者：维权困难常认倒霉

　　天津市的消费者刘女士，在某卫视频道看到了一款名为“××瘦”的减肥产品，广告中声称15天就可以减掉20斤，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刘女士买了三个疗程的药。然而，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并没有宣传中那么明显，而且，一瓶99元的产品喷两下就见底了。无奈之下，刘女士打通了销售员的电话，得到的回复是：使用的量不够，需要继续购买几个疗程。一位在淘宝网上代理这款减肥产品的店家向记者透露，这款售价99元的减肥产品实际价格只有25元。

　　同样，河北省的张先生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他购买的是一款声称可以免费上网的电脑，只要299元，然而买到家之后根本不能上网，他打电话给客服，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只要处于无线WiFi的环境下就可以免费上网。”这个答复令张先生哭笑不得。

　　像刘女士和张先生这类的情况，在消费者协会的投诉记录中非常普遍。这些消费者在经受了夸张的直销节目的轮番轰炸之后，禁不住诱惑购买了产品，却发现和节目中所描述的情况严重不符。当消费者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的时候，想要投诉，才发现，手中除了电话号码和汇款单外并无有力证据——销售商一般不会提供正规的发票，并往往在退货的渠道中设置了重重阻碍。此外，由于电视购物常常是生产地在一个地方，销售商在另外一个地方，而物流公司又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客服电话更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出现问题之后，光是投诉，就需要辗转很多地方，如果涉及食品类产品的检验，费用就更高。许多消费者只得认倒霉，这就给电视购物公司留下了可乘之机。

　　监管部门：不成熟行业“两难管”

　　“电视直销这种销售方式最早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在国外电视直销是一种合法的销售方式，通过在电视上做节目，然后直接销售产品，比如大家很熟悉的雅芳、安利、玫琳凯，都是这种销售方式。但是当这种直销方式传到中国之后，就被一些利欲熏心的商家搞得变味儿了。” 中国广告协会法律事务咨询部负责人介绍。

　　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电视购物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重要渠道，仅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电视购物节目一年的销售额就能达到上百亿美元，在美国比较受关注的购物节目主要是销售珠宝首饰、高档服装、减肥健身产品等，尽管上当受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监管与处罚力度非常大，一经审查产品涉及假冒伪劣，有关部门就会对经销商处以几倍于利润的罚款，这个数字常常是经销商几辈子都没办法还清的天文数字，而且一旦在这个行业内有不良记录，这个经销商今后都无法再涉足这个行业了。

　　而在日本，有专门的电视购物频道，主要销售的多是服装、运动器械、音像制品、食品之类的日用品，一般都是厂家直销，价格比商场便宜，依照日本的有关法律，电视购物广告必须标明商品的价格、邮费、其他费用、支付时间与方法、送货时间、商家名称、地址和电话、法人代表姓名、申请有效期等一系列详细的信息，一旦商品出现问题，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退货或者维权。

　　在我国，对于这类电视购物节目的监管一直都在推进，广电总局曾经不止一次叫停一些认定违法的电视直销广告，但是在监管方面的措施一直还在摸索中。

　　“电视购物的性质有待进一步明确，如果是广告，那么就必须受《广告法》调整；如果属于电视直销的销售方式，中国工商总局和广电总局曾经做过若干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有的是按照电视广告的要求对其进行的限制，但有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特殊的要求，比如我们在2006年时候，曾经对5种产品做出了规定，不允许这5种产品在电视上做广告，其中包括：减肥产品、丰胸产品、医疗器械等。但是这种规定从某种层面上讲也是不合理的，在国外这些东西是可以销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国对电视直销节目的法律层面的监管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应该由相关的监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入市条件、发布方式和管理办法，实行规范经营。”中国广告协会法律事务咨询部负责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电视购物小贴士

　　安徽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纯：

　　消费者在电视购物中要注意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和维权意识，选择电视购物经营者时，要选择一些品牌好、信誉好的经营者。在购买之前，可上网查查相关经营者的信息，同时注意保存好相关证据。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官张青：

　　电视购物经营者在宣传中几乎清一色采取“货到付款”的购物模式，并宣称对售出产品包退包换。但实际交易中，送货员均要求先付款、再验货。消费者尽量选择货到付款的交易方式，收货时应先验货、后付款，对有损坏、瑕疵、功能不全的商品应予拒收。

　　长沙古城墙被“保护性切割”

　　万达豪宅或将水涨船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昌 ●文亮 | 湖南长沙报道

　　沸沸扬扬的“长沙古城墙保护方案”，最终以政府为开发商“让路”的方式告一段落。

　　3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长沙潮宗街注意到，数十名工作人员正对长沙万达广场地下沉睡千年的潮宗街古城墙进行部分拆除迁移工作。按照此前定下的古城墙保护方案：原址保护长度约为20米，余下的100多米墙体将迁移别处。

　　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较量”中，长沙古城墙被“选择性”地保住“一小截尾巴”， 政府称“二者兼顾”，老百姓喊“如鲠在喉”，开发商却三缄其口——万达豪宅或将因文物地产概念“水涨船高”。

　　文化地标

　　　2月25日，从长沙湘江一桥东面出发，沿湘江风光带北行千余米至潮宗街附近，“万达公馆” 四个红底反白的大字十分抢眼——临江望麓的长沙万达广场就坐落在此。

　　进入正在建设中的万达广场工地，记者看到，横卧在深坑里的古城墙上方被帆布覆盖，一顶印着“长沙考古”字样的帐篷搭在旁边。走近细看，古城墙以麻石做基础，两侧由青砖包边，部分城砖上刻有“长沙”、“宁乡”、“忠义军”等字样。

　　“古城墙长约120米，顶部宽约5.7米，高约1.8米，内侧墙体属宋元时期，外侧墙体属明清时期，两段墙体呈现明显叠压关系，其中还保留着明显的战争痕迹。”长期从事古建筑保护设计的湖南大学教授柳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宋代城墙完整到现在的已很罕见，全国仅有十几处，湖南此前仅在茶陵县发现一处，现已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号角声远，马蹄声去。深埋千年的潮宗街古城墙，把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李芾、曾国藩等一系列历史人物串联在了一起。

　　就古城墙的重要性，建筑艺术评论家方振宁认为，在抗金、抗元等战斗中，长沙古城墙有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见证；长沙是一个多朝代中心城叠加的城市，其在中国城市史、文物建筑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城墙既有防卫又有防洪的功能，其存在还可考证千年前江河和城市变迁的关系，“是古城长沙新的文化地标。”

　　两难选择

　　古城墙一朝复出，湖南上下惊喜，但随之而来的是“纠结”。

　　位于开福区古城的潮宗街，为旧时长沙米厂、粮行集中地，以一条雍正年间始铺的麻石路闻名。潮宗街历史文化街改造初步完成后，2009年，长沙市政府开始对周边地区进行旧城改造，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万达集团成为了该区域开发商之一。

　　“旧城改造难在拆迁，房屋太多，只有拆掉挖开以后才能进行文物调查勘探，但找到的文物往往又跟原来的规划发生冲突。”长沙市市长张剑飞称，“这真是一个两难选择。”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存在巨大的矛盾，这种现象并非长沙独有。

　　湖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熊建华介绍，在杭州等地，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府先进行文物探测与发掘，再将土地“三通一平”后移交企业。但因为地方经济实力等原因，有些地方政府往往从拆迁开始就将土地交给了企业，所以，一旦发现文物就会出现诸多麻烦，甚至存在为开发商“让路”的情况。

　　长沙也不例外。

　　2011年11月，在长沙市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指导、监控下，埋在地下约6米深的潮宗街古城墙重见天日，万达广场这个超过140亿元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旋即停工。

　　就万达广场的拆迁成本，长沙市政府给出的数据是24.5亿元，而万达集团支付给政府方面的土地出让金亦为24.5亿元。

　　如果对古城墙实施整体保护，意味着万达集团需就此退出，谁来“埋单”？

　　　切割保护

　　20米。

　　这是长沙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长沙潮宗街古城墙不可移动文物确定下来的原址保护长度。

　　2月下旬的媒体发布会上，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凛介绍，这20米是总长120余米的古城墙中“保存最完好、信息量最丰富、价值最重要的一段”，设计方将架设在城墙上的玻璃罩上移至万达广场，届时，人们在广场上就能俯瞰古城墙遗址，余下的100余米将整体切割下来，移到别处。

　　湖南省文物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2月15日，省、市文物局及长沙市政府相关领导已到国家文物局汇报初步发掘情况、拟采取保护措施，不过，国家文物局当场没有表态，上述方案是多方沟通、反复论证、相互妥协的结果。“宝贝有时就像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轻易表态！”

　　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维修性拆除”、重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保护性拆除”的背景下，刚刚“出炉”的长沙潮宗街古城墙保护方案同样受到诸多质疑，有人称之为“以阉割的方式作别了历史”，还有人戏称为“保护性切割”。

　　当地政府也有“难言之隐”。

　　“如果一个城市都是水泥森林，那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张剑飞说，“但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如果一发现文物古迹就停住不建，对于长沙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可能就没办法搞建设了，停下来损失太大。我们希望为理想而奋斗，但如果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那可能这个事情最后就一点都办不成了！”

　　据了解，湖南省文物局拟将潮宗街古城墙申请为“湖南第三国保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前，湖南另两处“国保地”为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和袁隆平杂交水稻试验基地旧址怀化安江农校纪念园。

　　豪宅升值？

　　作为长沙豪宅的“新标杆”，长沙万达广场自建设以来就备受市场关注。

　　据长沙万达广场售楼部提供的资料显示，长沙万达广场由国内最大民营企业——万达集团开发，该项目占地约180亩，总建筑面积约101.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超过140亿元。按照万达集团的思路，长沙万达广场的超高层精装修部分将打造成长沙的“首席豪宅”。

　　长沙潮宗街古城墙保护方案出台之前，长沙万达广场项目部经理称，因停工造成的损失每天在50万元以上。这意味着，停工3个多月造成了万达集团方面约5000万元损失。

　　“这是一个小数目，企业将自行承担(损失)。” 湖南省文物局不愿具名的官员举例说，“长沙目前有3个广场正在进行类似考古，其中，五一广场商圈附近的一个广场因停工造成的日利息支出就达300万元。”

　　该官员同时认为，万达集团方面十分乐意古城墙“部分落户”长沙万达广场，长沙一商人在湖南第一师范隔壁搞开发时，考证出其中一间破烂不堪、不足十平米的房子为蔡锷母亲的故居，遂申请文物保护，整个楼盘因此“水涨船高”。“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是一个十分重视区位优势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企业家，原址保护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记者手记

　　我们不需要千篇一律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曹昌

　　城市，像开着挖掘机、盾构机的冲锋军团，炮声隆隆，烟尘滚滚，高楼拔地而起，将历史遗迹碾成碎片。

　　从“楚汉名城”到《水经注》里的“长沙郡”，从“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到辛弃疾的“飞虎军”……长沙，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中国历史上保持城名、城址不变最长时间的城市之一，长沙饱受战乱摧残。特别是1938年焦土抗战中的“文夕大火”，几使全城历史文化遗迹损失殆尽。

　　潮宗街古城墙发现后，三湘大地开启了一轮“湖南精神”的大讨论。很多湖南人扪心自问：我们的根在哪里？湖湘子弟会不自觉地从历史文化上溯源。但那分做两截的城墙，讲述起历史故事来又如此纠结，如此莫可奈何。

　　如何向子孙交代？只有如实道来：因为GDP，因为要卖地，因为要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但我们的子孙们仔细一想：不对，你们所高唱的“湖南精神”，不还打上了一点功利主义的色彩、暧昧着一点铜臭的味道吗？

　　在日益增长的各项指标要求下，我们未必比主政者做得更好。长沙也有不少城市建设项目为文化遗产“让路”的例子，长沙27座汉王(后)陵的保护，政府给开发商赔了数亿元。

　　谁也不愿意成为历史的罪人。

　　从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到再城市化，城市演进的过程中，没有人能用目光抵达到数百、数千年后长沙城的模样。我们期待，子孙生活在潮宗街，120余米或者更长的古城墙蜿蜒于城市之中，墙体如青铜般屹立，四周有鸽子在啾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谁都会列出个一、二、三。但相同的是，我们不需要千篇一律的城市。

　　他们怎么保护古迹

　　法国：500米半径的保护区

　　1887年，通过历史文物建筑保护法。1943年规定，建筑物与其周边环境的联系不容破坏，列入名单的建筑物周围500米为保护区；1962年，通过街区保护法。

　　美国：保护古建赚钱

　　1966年，通过国家古建保护法。1976年，国家税收法规定，古建保护费用的一部分可以用作抵消政府税。古建保护一时成为利润很高的行业。

　　日本：地下原址保护

　　把古建筑分成几个档次，分别投入不同数额的维护资金。在京都，建筑物不准超过45米，原先窄小的街道都没拓宽。在大阪，两处高楼地下都原址保存着历史遗迹。

　　老挝：酒吧街给佛塔让路

　　大寺庙有专门的财政拨款和公司捐赠。小寺庙靠信徒们自发的捐赠和保护。万象市中心一处酒吧区，有一佛塔，交通拥堵。政府把酒吧建筑往后移几米，没有破坏古佛塔。

　　据公开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