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劳务派遣用工亟须加强监管

　　作者： ■本报评论员姜虹

　　2011年12月苹果上海代工企业日腾工厂发生爆炸，造成60余名工人不同程度的受伤。而据彭博社《商业周刊<中文版>》的报道，爆炸中受伤的工人多为派遣工。文中介绍说“大量使用派遣工正是长三角一带苹果新晋供应商‘优势’之一。”

　　据笔者所知，劳务派遣这一用人方式最早起源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务派遣企业“招人不用人”，用人单位“不招人用人”，通俗讲就是用人单位与员工不发生直接合同关系，改由劳务派遣机构分别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定向用工合同，然后由用人单位向派遣机构支付“派工费”及日常管理劳动关系的“维护费”。劳动者则作为商品，被劳务派遣机构租赁给用人单位。

　　由于在劳动合同问题上，相对正式工企业要支付的违约成本低得多，而且由于企业所支付的劳务派遣工的社保等支出，远低于使用“直接签约工”的社保等支出，直接压低了企业用工总成本，加之劳动法允许，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都竞相效仿。由于派遣工的特殊身份，加之劳务派遣工的滥用导致众多“同工不同酬”、超时加班、欠薪欠保的问题大量出现，严重损害了工人权益，更是加剧了劳动者的就业不稳定性和危机感，形成社会矛盾。

　　早在2011年上海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直指不能用低廉的劳动价格来取得企业高利润，造成社会和谐发展的隐患，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工会的声音应该再大一点”。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上海本地的劳务派遣问题日益突出紧密相关。据当时上海总工会的数据显示上海在工商注册营业经营范围内注有“劳务派遣”的企业有1.5万家，但经过仔细排摸，只有近千家真正从事劳务派遣的业务。同时，上海使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已达到4万余家，劳务派遣工有132万人，相比2008年大幅增加，其中使用劳务派遣工最多的三类依次是外企、私企和国企，并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高达43.6%。

　　据了解，“富士康派遣工最高峰时占工人总数的2%，而有的苹果新合作伙伴派遣工比例高达60%以上。”苹果一直以来以成本控制著称，或许这就是苹果一直以来默认代工厂如此高比例的使用派遣工的原因了。

　　大量企业都借助劳务派遣工来攫取额外利润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劳动者夹在用人单位和派遣单位之间，一旦出问题，很容易出现互相扯皮，用人单位和派遣单位互相“踢皮球”的现象，会严重损害工人的利益，造成新的社会不和谐隐患，直接加大社会矛盾。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把劳务派遣用工限定为“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在业内称为“三性”规定。但是这“三性”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也让众多的企业钻了空子。同样是彭博社的那篇报道，文中提到松江区一家合资企业某匿名高管计算，行走在灰色地带的方式被默认情况下，与采用正式工相比，委托企业可以在招工成本及五险一金方面节省费用10%以上，派遣公司最高约可挪移15%以上人力成本。

　　在去年的《东方早报》上曾有一篇名为《“劳务派遣”何以成上海“两会”热点》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劳动执法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导致的劳务派遣用工之泛滥，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在上海的的四成劳动者，还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广大市民的综合福利，各类社保账户长期入不敷出更是成了后患，”“更现实的是直接影响上海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发展后劲。”

　　劳务部门监管的缺失是一方面，但是众多的企业，尤其是知名的大企业更应该“洁身自好”，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现，切实尊重和保护好广大工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更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