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虎浮沉

　　谭洪安

　　1987年，三十出头的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和他的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写出一篇题为《广东跃起四小虎》的报道。自此之后，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四小虎”（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相对应）的惊艳表现，逐渐引起全中国乃至海外人士的关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1992年上海浦东崛起之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在广东，而广东经济起飞的引擎，除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深圳之外，就数珠三角“四小虎”了，连历来的华南龙头老大广州，风头也完全被这些昔日的小老弟们盖过。

　　当年的“四小虎”，以珠江口为界，大体上分为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珠江东岸的东莞，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成为承接香港加工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基地，据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6万家香港企业向内地转移，其中4万家选择了东莞；珠江西岸隶属佛山市的顺德、南海两地以及中山，依托香港的资讯、订单、技术，内外结合，大力培育乡镇企业，出现粤军扛着“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等蜚声全国市场。

　　那时候，在王志纲他们眼中，“四小虎”首推顺德模式，而“借腹生子”的东莞排在末位。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四小虎”中增长势头最强劲、最持久的，还是地处“广—深—港经济走廊”要冲的“世界工厂”东莞。他也承认，当时仅仅站在中国国内，而不是世界产业分工与转移的角度来看问题了。因为从传统上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企老大不行了，背后有集体撑腰的乡镇企业总还是可以的吧？何况美的、格兰仕、科龙等等一大批企业，的确大名鼎鼎，风头正劲。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珠三角东西两岸的“四小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瓶颈。比方顺德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背后，就隐藏了很多严重问题，如过度同质化竞争（以家电业最为典型），产权模糊不清，基层政府出面担保贷款导致“养儿不算饭食钱”现象等等，各家企业争相走“靓女先嫁”的产权改革之路，其隐衷之一是再不“嫁出去”问题就大了。

　　而东莞奉行的“两头在外”、“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因其“三高一低”（指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和低效益）的弊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又直接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冲击，也日益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加上长三角的苏南地区强势崛起，吸引大量台资转移阵地，产业空心化危机乍现。以前只会生娃娃（产品），不会取名字（品牌），甚至不屑于取名字的苦果，代工企业们唯有黯然吞下。至于接踵而来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更是雪上加霜了。

　　眼见着上海带领长三角众弟兄大步向前，谁都不服谁的“四小虎”意识到需要一个大哥，可他们自己谁也当不了大哥，于是曾被有意无意边缘化的广州，瞄准时机，重出江湖。日系合资汽车、船舶石化钢铁及南沙深水大港，广州主导投资的重化工产业链渐次成型，补强了珠三角长期“头轻脚也轻”，一般加工制造业包打天下的软肋。再加上急于寻找新定位的香港，面临“被抛弃”危局的深圳，从前总是议而不决，或只闻楼梯响的产业结构升级、粤港经济一体化乃至泛珠三角合作等重大议题，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推进。

　　若论经济和产业综合实力，广东“四小虎”至今仍居国内同级别城市的前茅，但一枝独秀的辉煌已成历史。广东能否改变百年以来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总能先行一步、先声夺人，却总是后劲难继、归于平淡的宿命，以“四小虎”为主要根基的珠三角，仍然肩负重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