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用银行业利润增长解释暴利是偷换概念

　　郭田勇

　　从银行利润之争看金融改革攻坚

　　[ 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

　　前几天虽穿梭于内地和香港间，但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上吴敬琏等几位前辈敢于直面中国改革发展核心问题的演讲，尤其令人钦佩。不唯上，不唯书，直面问题，实事求是，追求真理，鼓而呼，应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甚至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至少是心中之向往。

　　吴敬琏在演讲中指出，要关注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并希望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能重点关注之、讨论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辩论中找到最优或次优答案。但他也强调，“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阻力”。

　　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我们已明显感到了这股阻力。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开始，银行利润问题备受舆论拷问。开始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专业官员也参加了论战。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词，最早应来自网民。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说“暴利”有点过分。

　　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否偏高？

　　什么是“暴利”？20%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或是200%的ROE？抑或是ROE长期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

　　大家为什么一直用“暴利”这个词，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更多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想我们的官员和决策者，在看待舆情时，也应该有一点这样的悲悯情愫吧。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我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千方百计、哭天喊地地想进军中国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最赚钱，大家已心知肚明。

　　为什么2011年人们关注银行利润？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原因有二：

　　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年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元投资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

　　二是2011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

　　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冰火两重天之势，争议自然会出现。

　　银行业厚利的根本原因

　　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是明确的偷换概念。

　　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会去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

　　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如笔者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产品，均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

　　应该说，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银行业为什么要保持高的ROE?

　　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但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着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就有限。

　　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

　　做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

　　近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成效显著，但仍需深化。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要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金融领域重点改革。

　　一是要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李克强副总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二是要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三是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要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要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由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四是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五是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