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次序决定成败

　　郭凯

　　 最近，有关部门调整了油价，并且同时加大了财政对农民和农业的用油补贴。让价格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又对社会中的弱势和低收入群体给予专门的补偿和安排，体现出了我们对改革的协调能力正在提高。这一方向，也应该是包括电价在内的重要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的方向。

　　 由于每一项改革都是对既有的系统的调整，那么对调整所带来的变化中的负面影响部分给予配套政策，就能协调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冲击之间的平衡。比如，在英国供暖价格是市场化的，但是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家庭都由政府财政来补贴，并不由企业资产负债表来承担社会责任，而是由政府收了税后，在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中予以补贴，各走各的账，清晰明了。商品按市场价供应和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福利，得到很好的协调。

　　 经济改革往往有社会影响，改革协调和改革次序往往决定成败。密歇根大学的Mary Gallagher教授曾经在她的转型比较研究中提到，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相比的不足之处，在于改革的次序没有协调好，急于把国有经济的部分一下都改掉，没有像中国，其实是先开放了外商投资和私人投资后，有了稳定的增量经济后，才对原来的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的大规模改革。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对改革次序的把握，实际上也就是对改革协调的把握，这要求改革者能够在民生、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领域的结构和动态均有到位的把握。同样的政策，往往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先后次序，改革的结果就相差很大。

　　 当前，在大宗能源等战略性产业领域，除了价格改革之外，还有一些意见认为公有制份额可以再调整。不过，对于一些本身就是自然垄断的产业，若在透明的政府体制和多数人权益有足够保障的制度改良还没完成时，就先去要求公有制经济在自然垄断领域压缩投资甚至退出、被私人投资所替代，那么结果最有可能就是产生新垄断寡头。根据全世界的改革经验，在不透明政府体制下，这种改革的结果往往就是权贵集团的代表轻而易举斩获多数公共资产，而普通人看到的那些新寡头或者新巨富，也仅仅是某些特殊官商集团的利益代理人而已。这些代理人的账本上，往往藏着各种背景的权贵资产，甚至大批干股分红也很正常。改革的次序和协调十分关键。当前的中国改革，需要规划好相关领域的改革的次序和协调。

　　 改革次序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景，往往也还要考虑国际环境所提供的背景条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的孔诰烽教授，曾把中国大陆大区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收入差距问题做过对比，他认为，中国台湾地区和东亚其他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阶段，正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各阶层最平等的时期，为了防止本地的工农阶层起来追求中国大陆当时经济制度，所以均对公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建设作了政策照顾。其实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冷战整体大环境，也对此有所影响。美国学者福山在写出《历史的终结》十多年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才在其去年的最新出版作品中，清楚的认识到并且承认，原来冷战结束给全球最大的危害，就是一种有限经验的知识在世界上的霸权，再没有其他力量来争辩了。

　　 中国的改革，最终要依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协调，才能取得成功。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现在正在步步推进。在社会民主领域的村、乡、县选举层面，新的讨论正在展开。不过，对于农民和工人仍然占多数人口的中国而言，要让普通人真正实现民主权利，最好的机会就是让这些民众合法、有序地组织自己的社会组织，比如农会等等。这样的做法更能保障大众利益和选举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