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证券：亚洲转型的国别效应

　　叶慧珏

　　 翻开亚洲版图，各地区生产力、消费力和贫富差距悬殊是这个大洲最大的经济特点。而亚洲新兴消费力量，正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孕育成长。

　　 野村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苏博文（Rob Subbaraman）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亚洲的经济转型是大势所趋，但致力于消费力提升的同时，更要注重不同国家的自生需求，同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

　　 他指出，如何转型不是亚洲整体转向，而是各个国家各自面临不同的任务。像正在发生“刘易斯拐点”的中国更需要扩大内需，而相较之下，印度要做的是投资和消费“两手抓”。

　　 多元化亚洲

　　 《21世纪》：亚洲消费力的崛起，从哪些方面可以感受得到？

　　 苏博文：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一个标志。在亚洲大多数新兴国家，从早期出口换来的收入逐渐积累成为中国最初的财富来源。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是：在这里人均GDP的增长十分快，大量的中产阶级崛起成长为主力消费者。

　　 从全球消费市场的格局来看，毋庸置疑的是，亚洲已经成为一个急剧增长的消费力量。但是，这一股力量是否能够迅速超越传统的欧美市场，我觉得目前看来还不清晰。实际上，目前很难从统计数据上来估量亚洲消费力的增长，至少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个人觉得，判断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准，是看人均收入。一般我们看人均GDP，那么会包括的是工资以及企业利润，而在新兴市场由于人工和原材料价格较低，人均GDP是相对较弱的。而人均收入这一指标主要是关注家庭整体收入。同时，关注购买力平价也是一种方式。

　　 《21世纪》：亚洲的整体转型方向是什么？

　　 苏博文：亚洲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亚洲的货币通常都是被低估的，用来支持其出口项目。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持久的。当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谁都明白不能单纯靠出口来支持增长。因此，即便从亚洲本身的经济转型来说，都需要更多地创造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市场。

　　 需要扩大内需，该做的事情很多：提升公共福利系统，提高住房质量和家庭收入，加强医疗和教育水平，扩大信贷，改革税负，提高工资等。尤其是，如果银行愿意向企业和个人增加信贷额度之时，国内消费将会得到提振。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我们仍然会看到亚洲将不断增长新的投资，这一点毋庸置疑。亚洲许多国家都还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但消费同样是更加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21世纪》：从经济发展上来说，亚洲各国的差距很大。如何来区分亚洲区域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期和路径？

　　 苏博文：你说得没错，亚洲太过多元化了，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一些是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接下来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当然还有很多较落后的经济体，比如菲律宾等。甚至在一些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特征也非常显著。

　　 从简单的人均GDP的角度来看，2010年的数据显示，最高的日本为42831美元，其次是新加坡41122美元，再次是香港地区31758美元，韩国20757美元；而马来西亚（8373美元）、中国大陆（4428美元）、印尼（2946美元）、印度（1475美元）、越南（1224美元）。各个梯队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

　　 但是，即便在一个数量级的经济体当中，消费力也不一样。拿中国举例。尽管中国总体上看还是一个相对不富裕的国家，但是消费购买力的确惊人地增加，贫富差距悬殊，有很少一部分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人均GDP。但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中产阶级的规模目前仍然是很小的。

　　 企业的亚洲战略

　　 《21世纪》：跨国企业的战略如何变化，才能抓住这一消费市场的增长机会？

　　 苏博文：在亚洲有运营的跨国企业，必须了解亚洲的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也要了解亚洲的多元化。首先他们必须真正落地在亚洲，第二他们要理解当地的文化，了解他们的产品针对的客户。

　　 《21世纪》：如果具体到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企业应当寻求怎样的不同的机会？

　　 苏博文：对于进入中国的企业来说，寻求政策支持是首要问题，同时这些公司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收入水平高于印度，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比印度严重，但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印度好很多，这一点对于商业运营十分重要。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发生，从消费和投资两大动力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然相当不平衡。

　　 在印度，收入水平较低，但和中国显著不平衡的内需与出口相比，印度在内需和出口两大增长动力上相对比较平衡，他们经济上对于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是相当的，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印度在某些大宗商品上尤其是粮食作物上十分富有，这也是他们最大的一块消费；而目前印度整个国家的食品消费偏好正转向高卡路里的食品，该国重视大量的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投资。

　　 除此之外，中印两国的法制体系很不同。

　　 从这两个大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要分析亚洲的情况，主要还是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出发，因此亚洲未来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经济增长格局，更多的是区域内的结构性互补。

　　 《21世纪》：游资不断涌入新兴市场，这对于企业战略有何影响？

　　 苏博文：热钱和外国直接投资无关，不能代表这一市场吸引资本的能力。

　　 亚洲吸引外国资本的一大理由是，由于欧美地区有结构性的增长问题，同时利率很低，“倒逼”投资者转向亚洲；同时，亚洲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基本面，投资者对于亚洲的发展前景是有信心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和消费能力没有直接的联系，企业要做的是看准长期趋势，而不是投机。

　　 《21世纪》：亚洲的金融资本市场应当如何发展，才能带动发展？

　　 苏博文：我认为亚洲需要更多地强调其证券市场的发展，包括股市和债市。这样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有更多样化的选择，这也是分散风险的健康方式。

　　 《21世纪》：目前在亚洲几个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不断冲击着制造业的发展，使得部分制造业企业“出走”。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苏博文：从消费的角度看，这是个好事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工人们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对于内需导向型经济的转型是有利的。正在发生的一个转变是：第一，二产的工人减少，但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提升，这将越来越接近当年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

　　 基本上我是十分看好这种转变的。但有一点我一再强调，就是劳动力收入上升的同时，国家必须确保通货膨胀水平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否则无益于消费的提升。

　　 从制造业的角度看，的确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正在远离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从中国沿海到内陆，甚至从中国搬迁到亚洲其他更便宜的地域。这些问题在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史中都有发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当然，这会影响到中低收入者的就业。这就回到我们刚讨论过的问题上来：加强教育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