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免于恐惧的自由

　　文/黄冰

　　大概是1963年，孙大午是八九岁的年纪—有些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另外一些记忆却仿佛镌刻在血液里一样难以忘怀—那年河北发大水，孙大午的故乡郎五庄下了七天七夜的雨，人们用土把所有的村口堵起来防水，很多人逃走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后来村庄周围变成了河，一些房屋像是浮在水面上的小船。暴雨声响模糊了整个世界，天空黑乎乎地压下来，四周昏黄黯淡，分不清白天黑夜。

　　“宛如末日，”孙大午说，“当人们处在低洼地带的时候，当人们处在阴暗角落里的时候，很容易滋生出一种渺小自卑的心理。”

　　40年后的2003年，恐惧的感觉再次来临。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孙大午在监狱中被关押了158天。

　　第一次预审的时候，孙大午对着预审人员说：“你们好大胆，竟敢抓我？审我？”

　　儿子孙萌劝他认罪的时候，他十分生气地说：“快刀不杀无罪之人。”

　　听说两个弟弟在押，妻子被追捕，家中还有两个老人在等待的时候，他说：“我伏法，但是不认罪。”

　　158天的监牢生活也许没办法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已经足够让人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展开思索了。

　　进监狱之前，孙大午自认为是社会底层的人，后来他说：“底层毕竟也是人间。”

　　审判后他被关在“小号”。“小号”是只有6平方米大小的小屋，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只需要三步。里面除了床、脸盆和一个便桶外再无一物。外面24小时有警察轮岗，但是他们被要求不许和孙大午说一句话，也不允许给他纸、笔和书。监牢的房顶上悬着一盏长明灯，永远亮着，永远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时间漫长得像死了一样。

　　“在小号里关久了，人是会发疯的！”

　　出狱后孙大午解读叶挺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

　　“如果真的有一个狗洞，爬出去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会不会爬呢？”他对诗中的情怀感到困惑，他对朋友说，“如果有一个狗洞，我觉得我一定会爬，从狗洞子里爬出去我还做人，在监狱里，生存的价值太低了，低到不如一条自由的狗。”

　　吴英的官司一出，很多人来找孙大午询问他2003年的那场事故。孙大午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特意用“慢”语调，而不再是当年大家印象里那种激烈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他常常靠在办公室沙发上的按摩器上，用一件外套搭在身上，半眯着眼睛谈话。

　　“我现在说话慢了。”

　　“吴英的案子，我觉得是一个误判。首先是一个民事案子，而不应该作为刑事案子来处理。”

　　“分清楚多少是高利贷，多少是正常借贷关系。高利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正常借贷人的权益还是要保护的。”

　　“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第一，债务人的权益能得到保护；第二，国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益后罚款也能获得收入；第三，对吴英的企业也是比较小的伤害。”

　　他一条一条地分析和判断，丝毫不激动，也不愤怒。这种状态和很多报道里描写的那个口无遮拦的“对抗者”形象相去甚远。

　　乌龙官司

　　北方的初春和冬季，实在很难找出明显的界限，尤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虚张声势的太阳会让人觉得晃眼睛。已经进入农历二月很久，连接徐水县城和大午集团的柏油路两边，向远处铺开延伸的麦田还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绿，完全找不到一丁点春天应该有的水濛濛的鲜嫩。

　　上午10点钟，孙大午出现在这条路上，他一手牵着4岁的孙子，一手拿着一个画有“愤怒的小鸟”图案的风筝。

　　阳光异常耀眼，他用手试了试风，很轻易地把风筝放飞起来了。4岁的孙子咿咿呀呀地跳起来，孙大午用手搭凉棚望天，湛蓝湛蓝的天像假的一样，一丝云彩都没有。一个收废品的老汉骑着三轮车慢悠悠地经过他，把车子一刹，人骑在车座，两人就势聊了起来。

　　“自行车多少钱收的？”

　　“二十。”

　　“那还不错，有人要吗？”

　　“咳……”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个汽车品牌借大午温泉度假山庄开启了发布会，锣鼓声、鞭炮声和喝彩声顺着风传了很远。而大午城内的11个大午集团子公司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秘书处年前刚刚来的小姑娘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楚11个子公司分别是什么。这个最初由养殖场发展起来的农村企业，现在已经构成了有养殖、育种、饲料、食品加工、温泉度假和酒业公司在内的一条相对完整的生产链，还有作为“大午城”生活保障的大午中学和医院。这个占地3000亩，年产值10亿元的农村企业现在支撑着包括跟随员工生活在大午城的家属、大午中学学生在内的8000人的生活。

　　但这些喧闹似乎和孙大午完全没有关系。从2003年到2012年，转眼10年即将过去。孙大午出狱后用了一年时间来恢复自己和他创造的大午集团的元气。然后他宣布私企立宪，退出企业管理一线，成为企业监事长。

　　时间过去得越久，回顾2003年孙大午的那场事故，就越像是一场闹剧。

　　从上世纪80年代孙大午和他妻子做生意开始，有一些员工慢慢发现把工资支走了放到家里也并没有更安全，暂时放到公司的账上随时能领用，比跑上几十公里到徐水县城方便。

　　“最开始农民上班，每个月领工资还是很开心的，发了工资就领走。后来他们发现领走了放到家里不安全，到银行存取钱，银行上下班时间有要求，节假日也有休息。对农民来说，大午集团离得更近，要用的时候找财务支取就行。”孙大午说，大午集团最开始的“集资”是被动的。

　　没有人能回忆起来谁是第一个把工资放在账上的人。包括孙大午自己，多年以来，自己的工资和妻子的工资暂时放在账上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到上世纪90年代，饲料加工厂规模变大，开始有了“粮食银行”。农民把粮食送到孙大午这里，如果过一阵子再来收钱，可以比收购价高一点。农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粮食放在自己家里除了生虫子、发霉以外没什么好处，现在有人帮自己储存着，还能坐等着涨价，这不是挺好？

　　这种做法对孙大午和他的饲料厂也有利。拿到了粮食就能生产，不用立刻付款，资金周转就灵活了。对大午集团这种从银行贷不到钱的企业来说，这些资金变成了扩大企业规模的本金。

　　后来这种“灵活”的资金方式延伸到了工人工资上。反正大家也不想把钱领走，放在公司的账上，不如给大家一些利息，公司拿这些钱还能充裕资金量。于是，大午集团从“粮食银行”变成了大家的小银行。为了保障自己的做法是合法的，1996年，孙大午专门找了律师设计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借条。

　　但还是出事了。孙大午说那场事故是一场官司的后续，他说的官司是1997年他和国税局那场138万元的税务官司。1997年，税务局来查账，账没有查完人就离开了。人离开后没多久发来一张缴税138万元的通知单，孙大午于是打了那场最后降到了17万元还是不认账的官司。

　　那场官司带来的后果是不久之后，大午集团就发生了挤兑事件。

　　连孙大午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挤兑事件是发生在1997年还是1998年了。但是他能想起来当时电视上放着新闻或者电视剧，下面总有单独一行字幕写着“大午集团是非法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这样的小新闻，也记得广播里和报纸上登了同样的信息。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坐在现在集团办公室的小楼下面，和围着大午集团要钱的农民讲道理：“你们别着急，我孙大午不会欠你们一分钱，你们的钱我都会给。”像电视剧里的桥段一样，前边稳若泰山，而身后则暗战激烈，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做着紧急的“调钱”工作，那几天里，大午集团靠从亲戚朋友手里借钱和说服来买饲料的商户“先预付一部分钱”筹集了几百万元。

　　难关很快渡过了。一周之内，来取钱的人都拿到了钱—没过多久，他们又把钱存回了大午集团。

　　故事并没有结束，到2003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名直接把他送进了监狱。但是孙大午后来想了想说，多亏了1997年或者1998年的预演，让他对后期的事情发展多少有了点心理准备。

　　那些在大午集团存钱的人经过这次乌龙事件后，开始对“大午集团”产生了信任—这一信任延续至今。到2003年，当孙大午被带莫名其妙地带走、大午集团被暂时接管后，公司没有出现更恶劣的挤兑事件。而等孙大午出狱后，他发现大午集团当时旗下的17个厂都生存下来了，并且没有一个中层干部离开。

　　他们不需要银行

　　从徐水县城到大午集团有15分钟的车程。横穿县城的107国道上，每过半个小时，会有一趟大午集团的班车带着人们去往大午城，或者把人们从大午城带到徐水县城。这是连接大午集团和徐水县城唯一的公共交通线。

　　徐水县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的县级城市。满地的白色垃圾袋和厚重的尘土，印着过气明星头像的商店门头，跟商量好了一样都用差不多相似的红色灯泡装裱一圈。道路两边的小饭馆不是依次排开，而是突然就有一个房子跳到了人行道上。

　　相比较而言，坐上大午班车，经由一片片农田颠簸而至的大午集团，才更像一个有序的新城市。学校和医院并列，食品厂和酒厂比邻，温泉度假山庄后面的游乐园据说是附近最先进的设施。

　　每天早上7点钟，这座“新城市”就苏醒了，广播里放着厂歌：“进了大午门，要做大午人。大午公司有精神，不卑不亢正直，公正公平热心……”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个新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景象仿佛让人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敲钟上工的人民公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然而，到了夜晚7点钟，这个“新城市”又安静得像是一个村庄，一条中心大道上空无一人。唯一亮灯的几个地方是医院、学校，还有大午集团24小时值班的财务室。这里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的“金融”机构。

　　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的大午集团里没有银行或者ATM机，而且这种局面在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无论是在集团里还是距离这里5分钟路程的村子里，那些受雇于该集团的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对“去哪里能取钱”这样的问题毫不犹豫。一个年轻女性拿出一个像存折一样的东西给外来的人看：“我们上大午那儿取钱就行，随时去随时取。”

　　这是一个暗红色的工资折，外形上看真的很像存折，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折叠方式，甚至封皮和封底都好像按照存折的样子来制作的。打开看，里面一行一行“支”和“付”下面的打印数字，更和存折无异。

　　2003年之后的大午集资案，并没有截断这个村庄已经形成的金融生态链，他们仍然依赖大午集团为他们生生制造出来的“金融”体系，并且似乎彼此间仍旧有着牢固的信任。在大午集团存起来的钱保持着比存在银行的利率高出几个点的水平，那些存粮食的人和那些不领走工资的人将这种收益看做是一种“稳定”和“保险”之外的额外收获。

　　大午集团每个月10号发工资，这是员工甚至附近村民都知道的一条铁律，“这么多年来大午集团没有迟发过一次工资，包括孙大午被关进监狱的日子。”一位郎五庄的村民这样说。

　　而大午集团的人则颇有些自豪地说：“多年来，我们的负债率保持在30%以内。”这里的负债包括了粮食银行和账面上没有支走的工人工资。对于多数希望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低负债率实在不值得夸耀，那不过是企业发展缓慢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对于希望稳定的“储户”来说，这些数字意味着保障。他们愿意相信并且越来越认为应该将自己和这个企业绑在一起。

　　大午集团从2011年开始启动了一项叫做“内保制度”的新规定：如果员工愿意自己每年都向集团交一部分钱，那么到退休年龄，他们能拿到比他们缴纳部分多出好几倍的退休金。

　　孙大午说，这应该算是大午集团的“新尝试”，这种尝试不是为了融资。现在他更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发展得慢点再慢点——更大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的稳定。

　　总统的田园梦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或者更晚一点，如果没有外来的来访者，孙大午的办公室房门紧闭。除了每个月集团的董事会，孙参与集团的会议已经不多了。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集团的青年干部谈话。但大午集团到处都流露着孙大午的痕迹：曾经由他做讲师的《论语》讲座、厂歌以及路边灯箱上的大午语录等等。

　　2月底的一个下午，他临时找到集团总经理刘平和几个副总开会。开会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接待、接访政府机关以及执法部门。上午孙大午和妻子在一处建筑工地上转悠的时候，看到几个执法部门的人正在询问他的员工。

　　“一个人对外的时候，代表的已经不是个人了。我们要职业化，你回答别人的问题不能用‘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去问谁谁’这种方式，而应该说‘这事儿我需要了解下才能答复你们’，前者就是一个个人行为的回答方式，后者是一个公司行为的回答方式。”把一件深蓝色带毛领子的外套披在肩膀上的孙大午，坐在会议室的一边对刘平和几个副总说。

　　他后来解释这次会议的目的时说：“恐官症，他们都有，不能怪他们。”

　　“那场官司之后就从企业管理的一线退后了，你也怕了吗？”

　　他想了想，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怕。”

　　但是在另外一次谈话中，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他的秘书说：“禅修院的资料你们要保管好，我已经报上去三个月了，他们不批是他们不作为，回头打起官司这是证据。”

　　禅修院是大午集团边上正在建的一个建筑，孙大午说这是为他的母亲而建，因为他的母亲信佛，不过更多的功能可能用于他接待他的那些喜欢跟他谈点什么的朋友。

　　“我自己其实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他说。

　　孙大午自己做了一首诗，他很喜欢当场背诵并逐字逐句地解读：

　　漫步乡野，无槊赋诗。

　　愧对红颜，天命老矣。

　　酒色财气，并驾齐驱。

　　斗转星移，排列有序。

　　思无可思，欲无可欲。

　　虞姬轻生，霸王小气。

　　不渡乌江，沽名钓誉。

　　月暗星密，嘉宾连席。

　　但闻姜尚，九叩为师。

　　釜山之巅，和合相济。

　　周公吐哺，天下归一。

　　“‘酒色财气，并驾齐驱。’的意思是酒色财气四驾马车拉着社会向前，人们都在追求这些，而我是可以自由驾驭的，酒不醉，财不贪，色不迷，气不使。我能够驾驭这四匹马车，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人活一口气，气平了人就死了。命在自己，要去争取。”孙大午继续解读说，“‘虞姬轻生，霸王小气。不渡乌江，沽名钓誉。’说的是霸王不过乌江是因为虞姬死了，他没有盼头没有追求了。并不是历史写的那样，那是把他拔高了。比如华盛顿，他有农场，什么也不缺，他不想当总统，他爱他的农场胜于爱总统的位置。就像让我孙大午去当总统，我也觉得哪有我大午集团好。”

　　这是他一天里第三次提到华盛顿并详细地解释华盛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