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文/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

　　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恐怕是最知之不详，最饱受非议的，却对于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了，这个市场同时也是对于国家的政治风向最敏感的部分。而且，在过去30年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若干重要的变化都源自金融市场的改革。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劳动力资源总是相对丰富的，而资本却只有少数特权人士可以获得。其结果是，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总是居于弱势地位—比如过去在大公司里，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管理层)负责经营决策，而低层次的雇员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服从和执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人们有了更方便、更廉价地获取资本的渠道，在很多产业领域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再是资本。很多人甚至觉得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今天某些行当的企业已经不合时宜。

　　为什么金融市场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在其他很多地方却没有？

　　小规模、不规范的市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制度环境做保证，但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则离不开一个牢固的制度设施的支持。如果社会的权势阶层担心这些制度环境的建立会危及他们的既得权利，那么他们就会阻挠其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人们一视同仁，让有权势的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财富上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一个人获得权势的途径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成就或者财产的继承，而并非其本人的能力，然而市场却要求已经有权势的人也要在公平的竞争中继续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这些就是权势阶层害怕市场竞争的理由。

　　当然，在另一个方面，权势阶层又需要从市场中获益。如果没有市场，即使某个商人垄断了全国的香蕉生产，他又到哪里去销售呢？市场是需要的，然而权势阶层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

　　权势阶层特别反对建立的制度环境，就是那些可能拓宽市场进入的大门和使竞争条件变得更平等的制度。如果建立起一套更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界定财产所有权，创造出公共的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活跃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引入外来的贷款人，让中间商原有的势力化为乌有，夺走他们嘴里的肥肉。考虑到这些，这些中间商们当然不愿意看到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而反对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并不仅仅是在穷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害怕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市场竞争。在美国，1985年按销售额排名最前的20家企业到1999年已经有一半被淘汰出局，而在德国，1985年销售额最多的20家企业到1999年还有80%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德国的金融市场直到最近以来才刚刚趋于活跃。当然，仅就这个排名而言，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显著地增强企业竞争的活力，从而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当权。他们感到了来自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自由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资金，加剧了其他产业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尤其反对建立自由的金融市场。

　　我们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共谋理论，我们的研究还将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会得到发展。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假如出现下面的情况，即如果他们可以从市场中获益，或者他们别无选择，市场体系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在历史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明显阶段：

　　第一阶段，国内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私有财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

　　第二阶段，国门被打开，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受到打击；

　　第三阶段，倒退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借助贫困人群的力量重新掌权。

　　这些阶段的演进次序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但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什么说经济衰退就会滋生出反对市场竞争的思潮呢？

　　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会带来某种必然的后果：它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原来的保障体系。经济陷入衰退以后，人们的生活就要面对这些残酷的风险，感受到缺乏保障体系的切肤之痛，因此反对市场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更具体地讲，市场竞争总会有输赢，人们被竞争区分为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这就是一种风险。而市场经济处在周期循环中，在繁荣时期商业机会大增，到了衰退时期经济又趋于紧缩，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如同坐在过山车上一般，这又是一种风险。

　　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会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改善，但也总会有人成为输家。同时，在竞争比较缓和的时期，个人和企业会拥有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保障可能会消失。例如，假如企业之间不存在争夺优秀员工的激烈竞争，那么员工的流动性就比较低，且对企业比较忠诚，因此在衰退时期企业也会尽力留用员工而不是裁员，这对员工来说就是一种保障。

　　而在一个人才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上情况就完全相反，在繁荣时期员工有比较高的流动率，到衰退时期企业也更容易解雇员工，而不是共渡难关，因为企业很清楚，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员工并不会对公司太忠诚。与此类似，在企业与贷款人之间，在供货商与客户之间，在公民与社区之间，原来都存在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大家的选择都有所增加，原来的保障体系就会萎缩。这种传统的保障体系是过去的经济环境的产物，通常不能被明确的保险合同完全取代。

　　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不但会产生失败者，而且还破坏了他们过去的保障体系。这些人就形成贫困人群—破产企业的员工、损失了全部积蓄的投资人、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的小业主和农民？?这些人面对一无所有的困境，只能够组织起来，希望通过政治行动给自己提供保障。而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就不仅仅是要求政府给予生活津贴，而往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市场竞争体制，而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另一种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种图景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总之，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其基础设施。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这样的基础设施难以在民间自发地建立起来，而需要政府的参与。

　　但是政府的参与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我们不能保证政府会始终忠实于公众的利益而不偏袒某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传统上，左派和右派各自强调了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左派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而右派强调防止政府的腐败。

　　实际上他们都言之有理，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要为自由市场经济寻求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过于偏向一方，而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虑。如果想弄清楚其中的细节，我们就需要明白，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它是如何产生的，谁是它的反对者，什么时候反对者会得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研讨的课题。

　　尊重财产权利

　　竞争性市场要发展起来，第一步就需要政府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包括那些最弱势和最无助的公民的财产权利。在人类的历史上，对财产权利构成的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政府：政府打着保卫祖国和意识形态的旗号，动用军队、警察这些专政力量肆意掠夺自己国民的财产。不过，在某些国家，从很早以前政府的角色就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组成具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再实行铁腕管理，人民对政府的态度由恐惧转向信任。而在其他地方，统治者依然把国家视为他们的私有领地，可以强取豪夺为所欲为。为什么有的国家是如此幸运，有的却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非常复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却值得我们关注：在那些幸运的国家里，财产的分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平等。以新大陆为例，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各州，土地所有权分布非常广泛，存在大量的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在加勒比群岛和拉丁美洲大陆，常见的情况则是大庄园，其所有者是庄园主，使用的劳力则是奴隶或者带封建依附关系的当地劳工。在这些地区，尊重公民财产权利的政府就发展得很缓慢。

　　简而言之，在财产所有权分布十分广泛的背景下，北美的有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尊重法治的政府。农民个人的经营规模狭小，但他们人多势众，一旦联合起来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同时，由于农民们已经把自己的土地经营得非常出色，那么尊重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所有这些，都为一个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诞生培育了一方沃土。

　　民主政体，打击权势阶层

　　宪政民主政体的出现，为公民的财产权利提供了尊重和保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即使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权势阶层—当权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不愿意看到活跃的金融市场给他们带来新的竞争者，他们还要设法阻挠人们获得金融自由的权利。

　　与此类似，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样可以利用其组织和势力来干扰金融市场的发展，阻挠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环境。这样，即使人们需要金融产业，但假如他们缺乏有效的组织来推动这项事业，金融业的发展同样会踯躅不前。

　　总之，我们认为，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某种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会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建设。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被某些无能的既得利益者所控制，例如封建领主或大种植园主，那么他们就会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建设，除非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建立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改变。然而，仅有民主政治还是不够的。因为，即便实现了民主政治，如果大众对于政治活动普遍漠不关心，那么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可能大行其道，发挥巨大的影响。新闻自由，公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都有助于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制约则是来自外界的竞争压力。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中，政治家就算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考虑，也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更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竞争，竞争的结果给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

　　倒退时期

　　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恐怕是最知之不详，最饱受非议的，却对于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了，这个市场同时也是对于国家的政治风向最敏感的部分。而且，在过去30年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若干重要的变化都源自金融市场的改革。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劳动力资源总是相对丰富的，而资本却只有少数特权人士可以获得。其结果是，劳动相对于资本来说总是居于弱势地位—比如过去在大公司里，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管理层)负责经营决策，而低层次的雇员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服从和执行。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达，人们有了更方便、更廉价地获取资本的渠道，在很多产业领域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再是资本。很多人甚至觉得再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今天某些行当的企业已经不合时宜。

　　为什么金融市场在某些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在其他很多地方却没有？

　　小规模、不规范的市场并不需要很复杂的制度环境做保证，但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则离不开一个牢固的制度设施的支持。如果社会的权势阶层担心这些制度环境的建立会危及他们的既得权利，那么他们就会阻挠其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竞争的制度对人们一视同仁，让有权势的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且，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财富上和声誉上的双重损失。一个人获得权势的途径可能是因为以往的成就或者财产的继承，而并非其本人的能力，然而市场却要求已经有权势的人也要在公平的竞争中继续证明自己的经营才能。这些就是权势阶层害怕市场竞争的理由。

　　当然，在另一个方面，权势阶层又需要从市场中获益。如果没有市场，即使某个商人垄断了全国的香蕉生产，他又到哪里去销售呢？市场是需要的，然而权势阶层会想方设法去控制它。

　　权势阶层特别反对建立的制度环境，就是那些可能拓宽市场进入的大门和使竞争条件变得更平等的制度。如果建立起一套更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界定财产所有权，创造出公共的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产生一个活跃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引入外来的贷款人，让中间商原有的势力化为乌有，夺走他们嘴里的肥肉。考虑到这些，这些中间商们当然不愿意看到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而反对建立那些必要的制度环境不就是最好的办法吗？

　　并不仅仅是在穷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害怕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市场竞争。在美国，1985年按销售额排名最前的20家企业到1999年已经有一半被淘汰出局，而在德国，1985年销售额最多的20家企业到1999年还有80%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德国的金融市场直到最近以来才刚刚趋于活跃。当然，仅就这个排名而言，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显著地增强企业竞争的活力，从而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希望继续当权。他们感到了来自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威胁，特别是自由的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资金，加剧了其他产业市场的竞争。因此，他们尤其反对建立自由的金融市场。

　　我们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共谋理论，我们的研究还将指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市场体系会得到发展。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假如出现下面的情况，即如果他们可以从市场中获益，或者他们别无选择，市场体系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在历史上，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至少可以划分出三个明显阶段：

　　第一阶段，国内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私有财产权利开始得到尊重；

　　第二阶段，国门被打开，对民主政府构成威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受到打击；

　　第三阶段，倒退时期，既得利益集团借助贫困人群的力量重新掌权。

　　这些阶段的演进次序并不是绝对的，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但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为什么说经济衰退就会滋生出反对市场竞争的思潮呢？

　　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会带来某种必然的后果：它会给人们带来新的风险，并且破坏原来的保障体系。经济陷入衰退以后，人们的生活就要面对这些残酷的风险，感受到缺乏保障体系的切肤之痛，因此反对市场的声音就甚嚣尘上。

　　更具体地讲，市场竞争总会有输赢，人们被竞争区分为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差的人、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这就是一种风险。而市场经济处在周期循环中，在繁荣时期商业机会大增，到了衰退时期经济又趋于紧缩，人们的事业和生活如同坐在过山车上一般，这又是一种风险。

　　总体来说，市场经济会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改善，但也总会有人成为输家。同时，在竞争比较缓和的时期，个人和企业会拥有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保障可能会消失。例如，假如企业之间不存在争夺优秀员工的激烈竞争，那么员工的流动性就比较低，且对企业比较忠诚，因此在衰退时期企业也会尽力留用员工而不是裁员，这对员工来说就是一种保障。

　　而在一个人才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上情况就完全相反，在繁荣时期员工有比较高的流动率，到衰退时期企业也更容易解雇员工，而不是共渡难关，因为企业很清楚，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员工并不会对公司太忠诚。与此类似，在企业与贷款人之间，在供货商与客户之间，在公民与社区之间，原来都存在某些潜在的保障体系，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大家的选择都有所增加，原来的保障体系就会萎缩。这种传统的保障体系是过去的经济环境的产物，通常不能被明确的保险合同完全取代。

　　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不但会产生失败者，而且还破坏了他们过去的保障体系。这些人就形成贫困人群—破产企业的员工、损失了全部积蓄的投资人、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的小业主和农民这些人面对一无所有的困境，只能够组织起来，希望通过政治行动给自己提供保障。而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就不仅仅是要求政府给予生活津贴，而往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市场竞争体制，而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另一种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种图景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而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总之，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其基础设施。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这样的基础设施难以在民间自发地建立起来，而需要政府的参与。

　　但是政府的参与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由于民众组织的松散性，我们不能保证政府会始终忠实于公众的利益而不偏袒某些利益集团。在政治传统上，左派和右派各自强调了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方面：左派强调政府干预的意义，而右派强调防止政府的腐败。

　　实际上他们都言之有理，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要为自由市场经济寻求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过于偏向一方，而需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虑。如果想弄清楚其中的细节，我们就需要明白，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它是如何产生的，谁是它的反对者，什么时候反对者会得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研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