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公布

　　文/苏文

　　2012年3月23日刚刚公布的年报显示，2011年民生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39%、净利润同比增长58.81%，成绩斐然。

　　16年来，从无到有，从13.8亿元的规模增长到2.23万亿元，这家由民营企业出资的“试验性”商业银行让股东们获益匪浅，其中包括：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泛海当家卢志强、东方系创始人张宏伟和巨人集团的史玉柱。

　　马克·吐温曾这样抱怨：“我往往是在机会离去时，才明白这是机会。”有人说，这几个股东运气好，及时呼吁和跟进，作为民营资本破例得了银行业的一张“船票”，这才有资格在垄断的圈子里搭顺风车，拿到“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利润。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却说：“我们是孤儿，从小自己管自己，知道生活艰难，所以必须算计着过日子。”除此之外，民生银行上市前就经历股权大更迭，一大部分股东或希望落袋为安或因要让位给实力更雄厚的股东以帮助民生上市而最终退出。上市之后，其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被暗算”，五号史玉柱又公开向二号股东中国人寿“叫板”等“家务事”也让董操心不已。

　　民生银行16年的故事证明的恰恰不是民营资本欠缺投资眼光，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话说，民间资本投资存在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障碍。除了显性障碍，更有诸多看不见的“种种原因”，即使进入了某个特殊领域，也会渐渐退出。民生银行固然运气好，但这样的船票始终有限。

　　出身草根

　　民生银行的出世，与一个低调的组织“泰山会”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泰山会成员的努力，民生银行是不会诞生的，这也是泰山会最成功的一件事。”时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秘书长齐忠说。“泰山会”就挂靠于该协会。

　　“泰山会”成立的初衷是民营企业家之间互帮互助，这个带着明显时代烙印的组织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曾立下“公司开会时任何人迟到都要罚站10分钟”规定的联想总裁柳传志是现任会长。

　　首届泰山会于1993年11月28日在山东潍坊召开，由山东通达集团(即现在的光彩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做东。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会员们萌生了成立一家专门服务民营企业的银行的想法。

　　不同于国有企业天之骄子般的地位，民营企业历来是冷暖自知。齐忠回忆，当时许多企业家发言说，对企业的发展有信心，却十分苦恼于资金来源。因为银行贷款“大小有别”：对国有企业慷慨大方，却对民营企业满心戒备。“大家认为应该创办一家民营企业自己的银行，解决企业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大家说干就干，委托曾办过信用社的科瑞公司总裁郑跃文主要负责筹办这件事。”

　　1962年出生的郑跃文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年他还只是一个30多岁的大帅哥。”齐忠回忆说。郑跃文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对金融、银行等方面有良好的运作经验。1992年7月，他与5位合作者在江西南昌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科瑞公司。创业之初，郑跃文就在金融方面表现出创意—他在江西南昌发行房地产开发受益债券，成功地为当地政府解决了旧城改造资金筹措的问题。

　　郑跃文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同年12月28日就完成了有关申报成立民生银行的相关文件，送交全国工商联—工商联一直以来都是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中重要人物的接口。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及民营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力量，但是急需发展资金。应该成立一家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发展资产和贷款的民营银行。因为国家银行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根本不会为民营企业服务。国家如果批准成立民营银行，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由民营企业家提供。”

　　在齐忠看来，民生银行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批准，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由民营企业家提供”，否则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绝不可能燎原，“早就会被残酷现实给扑灭了”。

　　接下来的故事广为人知。1994年初，在国务院举办的新春联谊会上，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将该文件正式递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工作的朱镕基。当年国家正在进入清理企业“三角债”的金融紧缩阶段，是否能够批准，谁心里都没有底。没想到，朱镕基会亲笔批示：“可以试一下。”

　　1994年的1月12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竹园宾馆召开民生银行筹组会议，成立民生银行“谋办组”，郑跃文任“谋办组”副组长。会议决定首期集资300万元启动资金，300万元分12股，每股25万元，全国工商联会员负责筹集4股资金，其中就有四川希望公司总裁刘永好。泰山会负责筹集8股资金。泰山会成员康拓、四通、京海、科海、通达、巨人、通普、科瑞8名会员出资认定8股，随后资金迅速到位，民生银行的筹备工作顺利展开。

　　可惜，当初“泰山会”大多数的成员仍不能打破竖在面前的“玻璃门”，典型者如康拓第一任总经理秦革。在认购民生银行原始股份时，秦革想代表康拓公司认购1000万股，每股1元共1000万元。秦革把这件事提交其主管单位航天502所所务扩大会议上讨论。其所长、党委书记等关键领导人都参加。晚上7点开始，秦革就介绍了有关情况：“民生银行是朱镕基副总理批准成立的，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亲自筹办的，是非常有潜力的投资项目，利润回报肯定惊人，希望所务会议同意这项投资认定1000万股，1000万元资金全部由康拓公司负担。”

　　但当时很多人对股市的认识还停留在“这是资本主义骗局”的概念上，认为这是在拿一文不名的纸忽悠人。齐忠回忆说，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反对这项投资计划：“你拿一千万当儿戏呢，丢了怎么办”；“搞什么银行，你缺发展资金，所里借给你都行，折腾什么”。7个小时的争论后，一直到深夜两点，深感无奈的秦革最终没能战胜保守的上级，与民生银行擦肩而过。

　　同样错过的，还有一直活跃在筹备第一线的郑跃文。1995年5月6日，国务院下发国函(1995)32号文，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民生银行，而后“谋办组”改称“筹备组”，时任国税总局副局长陈景新取代郑出任“筹备组”副组长。

　　“主要原因是工商联接手了，他没法控制了。当然，如果没有工商联，事情也不会顺利进行。”一位当年参与其中的企业家告诉记者。

　　最后，在最初缴纳筹备资金的8家泰山会成员中，只有杭州通普电器公司和泛海集团(原通达集团)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民生银行59家发起人股东之列。

　　究其原因，齐忠说，当时的政策是让民营资本只投资金，没有话语权。后来大家有意见了，在注资的时候，很多泰山会成员就不认购了，科瑞、联想、科海都属于这种情况。当初央行下发的筹备批文中规定，民生银行的行长、副行长要由央行指派，董事长由工商联指派。

　　“当时经叔平老先生也有顾虑，认为民营企业有急功近利的天性，所以在股东上也有考虑。”上述参与的企业家回忆说。但还是有很多看好民生银行的企业试图分一杯羹，毕竟能参与银行这一高度垄断行业的机会不多。

　　最终的股东大部分都是工商联会员，而且股权极其分散，均未接近当时人民银行规定的“单一股东最大持股数不得超过10%”的上限。“当时，也有刻意控制持股比例的考虑。”上述人士说。最终，广东亿通集团公司和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公司(今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微弱优势成为前两名股东。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中国泛海集团公司以及哈尔滨亚麻厂各持9000万股，并列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6.52%。

　　如今贵为民生银行副董事长的刘永好所代表的希望系当时只有希望集团公司持股3.62%，列第13大股东，另一个副董事长张宏伟所代表的东方系则没有参与民生银行的发起。而第三大股东卢志强率领的泛海系是“泰山会”中唯一摘取硕果的成员，他的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由泰山会成立的泰山投资公司。

　　受益股东攻城略地

　　买了船票上了船的民企满心欢喜，他们发现，上市、高利润、优先贷款，对于民营资本而言，每一项的吸引力都堪称致命。

　　1999年初民生筹备上市时，就因为银行的高利润引发无数人插手。在一年里，公司发生了20余起股权转让，涉及股份约636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一系列攻城略地后，著名的三大系—泛海系、东方系、希望系成型，成为民生银行的三驾马车。

　　三大系之所以能成功，一定程度上还与目前第6大股东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有关—当年，它尚名为“中国乡镇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中国有钱的民营企业还不多。”据当初参与筹建民生银行的一位人士回忆，民生银行筹建之时，连第一大股东刘永好，当时为了凑5000万元股本金也费了不少心思，但这家当时并不著名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曹积仁、总裁陈建“一出手就是9000万元现金，有点让人吃惊”。该公司披露其于1992年12月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登记注册的资金为1.8552亿元人民币。

　　眼看这家不知底细的公司就要变成第一大股东，主持筹建民生银行的经叔平有点坐不住了。在经的安排下，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刘永好和张宏伟才分别得以大肆收购股份，成为民生银行数一数二的股东。

　　笼罩在中国乡镇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上的迷雾不久便随着各种纠纷渐渐散开。当年香港的女首富龚如心非常看好民生的机会，但因为筹备组不接收外资而无法进入，于是借陈建的名义，以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身份，成功进入了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快速增长，不仅让龚如心为之侧目，也使得她的代理人陈建惊喜交集。恰逢龚如心正陷入与其公公的遗产争夺官司之中，陈建主动提起诉讼，诉称当年龚如心借款予他购买民生银行股份，现在他愿意按数归还借款，并愿意支付较高利息；而龚如心则在打赢遗产官司后立刻在最高院反诉陈建，但最终败诉。这一争端随着龚如心的离世而归为尘土，在民生银行的股东名单上，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依然排在第6位。

　　带着“试营业”性质的民生银行赶上政府加大投资力度的宏观经济环境，成绩斐然，并因为之前行长洪崎的一句玩笑话“利润高得不好意思公布”而被议论得热火朝天。

　　其3月23日发布的2011年报显示，2011年民生银行实现营业收入823.68亿元，同比增长50.39%；实现净利润279.20亿元，同比增长58.81%；基本每股收益1.05元。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A股和H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元(含税)。

　　随着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民生对股东的回报也在持续提高。2011年年报上写道：“公司董事会建议2012年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在达到监管部门对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在未来实施每年两次分红并保持分红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2012年中期利润分配的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本公司2012上半年净利润的20%。”登上这艘顺风船的投资者个个满载而归，以张宏伟的东方集团为例，东方集团3季报提到“应股利11,949,231.69元，比上年末增加168.69%，主要为民生银行分红款所致”；东方集团2011年半年报提到，“公司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6.06亿，同比增长103.85%。其中主营业务粮油食物业实现营业收入10.7亿元，净利润279万元。但公司净利增长仍主要得益于其投资民生银行净利增长。”“数据显示，东方集团持有民生银行3.33%股权，期内分享民生银行净利4.63亿，弥补了旗下建筑流通业务的亏损，也使公司净利实现大幅增长。”

　　“民营企业办银行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为企业搭建一个资金平台，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上面那位参加民生银行初创的人士说。比如被市场颇有微词的泛海系的关联贷款。2009年9月，泛海控股以27.55亿元入股联想控股，位列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9%。民生银行信息显示，2009年末，联想控股在该行获得了10亿元的保证贷款；按照民生银行最新披露的2011年年报，贷款规模已增加至19.7亿元，占关联贷款规模的43.91%。

　　早在2009年8月17日，两大董事张宏伟和陈建就联手发难，在2009年民生银行中报表决时，投出反对票，理由是对泛海控股的“关联贷款要核查清楚”以及“关联交易不清”。在2003年到2004年间，民生银行也曾被中国银监会严厉要求整改，要求泛海系清退关联贷款近30亿元。

　　民生银行可复制吗？

　　股东个个满载而归，民生银行这家股份制银行的“试营业”也算圆满，那他们“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成立初衷完成得如何呢？

　　1993年11月，经叔平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12月底，他写信给国务院，建议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组建一家民营银行。当时经叔平的考虑是：第一，国家银行当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根本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为民营企业服务；第二，国家银行一定要进行改组、改革、改造，但是国家银行究竟怎么改组、改革、改造，真正变成一个商业银行，大家都没有底。所以经叔平就提出来，是否可以搞一个新型的银行，这个银行真正按照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办事。“要改革一个大的银行动作太大，不如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搞一个小点的银行出来试试。”经叔平回忆说，“如果行，就说明这条路子可以走；如果不行，一家小银行影响也不大。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倡议办这个银行。”

　　但是，民生银行虽然脱胎于民营资本，一开始也不免入了俗套，到了真真正正以“银行”身份屹立于金融市场后，依然很难颠覆传统银行那种“垒大户”、“傍大款”的经营手法。

　　“嫌贫爱富”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1997年，民生利润总额达到2.45亿元；1998年，3.87亿元，1999年，接近4个亿。经过几年的高速扩张，到2000年，董文标担任民生银行行长，当时该行资产规模是270亿元，不良贷款比例超过10%。

　　现在回头看，人们认为，顶着“试验”的头衔，民生银行太希望做出成绩了。从2000年开始，民生银行开始提出“超常规发展”。在一片争议声中，民生银行开始把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包括电力、电信、路桥、航空等行业的大型国企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由此开启了低风险高增长的“超常规发展”之路。

　　从2000年底上市到上市后的四年，该行以超常速度高增长，存贷款规模的复合增速分别达到63.8%和69.5%。

　　“必须要变革。不能光看表面繁荣，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董文标在回顾过去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如是说。民生银行2009年半年报显示，该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为45.76%，逼近50%的监管红线。

　　同质化难以为继，他们必须另辟蹊径，现实终于把民生逼回中小企业服务的初衷上。

　　“虽然这么多年，民生银行始终想把中小企业作为三大战略之一，包括2004年轰轰烈烈搞了中小企业成长大会，但实际上始终没有把中小企业真的作为战略，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09年。”民生银行一位行长助理说。

　　民生银行2008年开始事业部改革，把各分支行的所有大客户公司业务和专业人员，都划入总行的事业部。事业部改革后，“分支行空出手来做什么？只有转型全力做‘小微’(小型微型企业)。”董文标说，“分行要想强大，必须支行强大。支行要想强大，必须要把‘小微’做强做大”。

　　民生银行在2009年2月20日在上海正式推出了面向小微企业的贷款产品“商贷通”。为小微企业提供单笔不超过500万元、平均100万元左右的贷款。这一战略助推民生银行利润大增。相较于相对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银行对风险相对较高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议价能力更高。2011年末，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2324.95亿元和1052.17亿元，分别比2010年末增长46.24%和32.3%。

　　事实上，各项政策的扶持和民生银行的战略转型，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所缓解。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小企业款(含票据贴现)余额10.76万亿元，同比增长25.8%，比上年末下降3.9个百分点。而银监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小企业贷款余额达5.8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2.2%。两年时间，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近一倍。

　　但这远远不够。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3年中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迎霞近日在政协提案中透露目前我国小企业贷款覆盖率仅为20%，而中型企业为90%，大企业为100%。北京市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序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北京中小企业得到的授信额度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零头，37.04%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目前，政府技术改造项目绝大多数流向了大型国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95.9%需要依靠内部筹集。创新资金的缺乏使得83.29%的企业近三年都没有进行科研活动。

　　“一个试验并不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说，“中小企业融资难，归根到底是由于金融体制与广大中小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有太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体制不改，再多的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

　　“金融监管机构在民间资本能不能办银行这个问题上，其实经常是戴有色眼镜的，总是担心民间资本如果办银行以后，出了问题会不会卷钱跑了，会不会导致内部的跟自己企业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总有这样一些担心。”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说。其实他在调研时，看过各地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发现多数村镇基本“把银行当作一项事业来干”。他认为当前一是要进一步降低进入机构的准入门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第二个是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郭田勇建议说，未来可在动态、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按照从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从小型金融机构到大型金融机构这一路径，最大限度地放开民间资本准入。对于诸如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一类的金融机构，由于不吸收公众存款，因此风险的可控性较强，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风险也较小。对于存款类金融机构，则可从村镇银行开始，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目前，各省市均已设立起不少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可选择其中经营状况良好的部分，直接翻牌为村镇银行。

　　“我们应该给民间资本点机会，让他们真正办几家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