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正名后为何依然纠结？

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虽然呼吁慈善体制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制度层面上的“顶层设计”至今没有出现真正的突破；虽然各个地方针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官治与管制”开始显著松绑，但是公众对社会公益慈善的现状依然不满。归根结底，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不破，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只能在修修补补中艰难前行。

　　根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北京、上海、广州市民看社会慈善救助”民调显示，救助机构透明度不够、存在贪污腐败及欺骗等行为阻碍了社会慈善救助事业发展。由此，“北上广”市民对当下社会慈善救助现状评价较差就不足为怪。

　　如果从众多草根性质的慈善公益组织的角度来看，上述民调其实反证了他们的艰难处境。广东一个“坤叔助学团队”的经历，就是这样一种完整的验证。1988年，东莞民营企业家坤叔面对贫困学生的求助，开始了其自发的助学之旅。11年后不惜放弃生意，开始了专业的助学活动。他租的一个110多平方米房间，既是其“千分一”助学组织的办公室，也是助学者和被助学者的联络站。几十年来有近4000名贫苦孩子得到了其救助，然而坤叔及其团队在民间赢得好口碑的同时，在官方那里却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于一个专事公益活动的组织来说，这无疑就是致命的缺陷。2005年起，坤叔开始向民政部门申请组织的身份认证，可惜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成为他们的“婆家”。直到2011年8月5日，东莞出台社会组织登记新政，“坤叔助学团队”这样的公益组织才不需要再寻找挂靠主管单位了。

　　长达7年的申请，坤叔公益团队的“转正”之路颇为周折。这一次没有了以往的那种限制，但想要注册的“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的却因名称问题未被批准。后来，由于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并要求派工作组解决有关登记问题，这个助学组织才得以注册成功。

　　取得合法身份的过程难以自然而然；有了合法身份，坤叔的纠结也随即而来：一方面是社会赋予了“千分一”更大的期望，这超越了“千分一”本身所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是否应该接受社会捐款”更成为难题。因为，想帮助更多的人，确实需要社会捐赠。如果要扩大受助范围，就得请专职的工作人员，只有他一个人专职助学的组织显然难以维持。

　　接受社会捐赠所面对的风险令“千分一”望而却步，“千分一”不敢放开社会捐赠的口子。坤叔的忧虑在于：“一个慈善团体所接受社会捐赠的费用怎样用才算合规、合法，或者社会捐赠的比例多大时须听从社会捐赠者的意愿，甚至社会捐赠者在捐赠物资时是否已经承认了委托等等，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例可循。”

　　转正后近半年，“千分一”却难有更大的作为，原因在于坤叔“对下一步该怎样走，真的很迷茫”。

　　在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将不用再找业务主管部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广东各级政府也开始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然而，慈善公益事业的困局并没有因为类似广东省在社会组织管理上的突破而化解。准确的说，政府放开NGO管理只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一步，至少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就没有厘清，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的完善远远落后于社会组织的发展。

　　草根民间组织的成长需要土壤更需要空间，这需要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需要打破慈善资源的垄断；与此同时，政府的指引不能缺失，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培育、监管更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