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海：从裁缝儿子到IMF秘书长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林建海通常可以有几种出路：成为一个更好的裁缝，或者顺应打工潮，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考虑到他所处的是温州小镇，那还可能成为一个书读得不算太多、但是满屋黄金的商人。

　　但这些，在这个农村长大的儿子看来，都不满意。当个读书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走到上海、北京，走到大世界，这是他的梦。

　　现在，在美国华盛顿，一阵风从他家葱绿的草坪上吹过，林建海有兴趣在这里修修剪剪，走完一大圈，得花半小时。家里还有专门的运动间，内设乒乓球台等。近一段时间，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总有人打来电话恭喜他事业上新的收获。

　　2012年3月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他为秘书长。由中国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高层，历史上他是第二位；由中国籍永久雇员担任秘书长这样的高级职务，他是第一人。全球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一消息，都会有意无意地提起他的中国人身份。

　　有人在恭喜后，特意问道，“您真是在中国出生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出生的华人？您现在还是中国国籍吗？”

　　“我觉得中国护照挺好的，也没什么不方便啊。”他回答。

　　豆芽菜的上学与停课

　　照片上的林建海风度翩翩。高，瘦，戴副眼镜。他的家乡，温州乐清当地侨办的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他，可以称之为“帅”。

　　但五十年前，在那个叫磐石的小镇里，人们记得他小时候不过是个普通的农村娃娃。跟同龄人相比，林建海又瘦又小。他的姐姐，比他大三岁，总想摆脱身后的“豆芽菜”，特别是在刚上学的时候，“你不要跟着我！老师会说我的。”姐姐训他。

　　但是他还是哭着，跟着姐姐一路去课堂。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他钻到姐姐课桌下听，老师一转身，他咕噜一下钻出来看。

　　那时他虚岁六岁，实际年龄不到五岁。小孩子表现出来的好学让家里既欢喜又担忧。家里商量后，快开学时，舅舅带着他去找小学的老师，请老师帮忙收下他。

　　老师皱了皱眉头，给他出了几道考题。让他从1数到100，他完成了任务。老师再从身后拿出几种农作物来让他辨认，他也顺利过了关。林建海成为班上最小的学生。

　　小学毕业后，林建海到邻近的白象镇念书，走路去得一个小时，他和姐姐只得在学校寄宿。他年纪最小，但成绩很好，还当上了学生干部。这让他在班里有些“扎眼”。

　　一天晚上，林建海开“干部会议”回到宿舍时，觉察到不对劲儿。虽然舍友都好像睡了，但气氛有点怪。灯关着，一排椅子在月光下若隐若现，椅子被人用绳子串联起来，如果不注意，就会绊倒在地。

　　林建海看到了。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解开绳子，上床睡觉去了。

　　“我弟弟的个性是不跟人发生冲突的。”林建海的姐姐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他一门心思读书，想把书念好。”

　　但到了初二，书念不下去了。学校停课了，大批学生上山下乡，本来就在乡下的他们，也只能本本分分待在田里劳作。种田、上山砍柴，放鸭子、放鹅，林建海什么都做。“现在村里的人回忆起来，也会说阿海的农活干得不错。整个假期，脸晒得黑黑的。”

　　从“二选一”到走出去

　　如果要当农民，林建海也可能是个好农民。但是他离不开读书。

　　再读书的机会来了，村里可以推荐一名学生上高中继续念书，林建海开心极了。姐姐也高兴，因为，磐石镇还同时给了一个工作指标，小学老师。这对成绩优异初三又已经毕业的姐姐来说，非常合适。

　　磐石镇给他们林家一道选择题。“总不能两个指标都给了你家，只能二选一。”

　　家里开了家庭大会。最后的结果是，姐姐做出了牺牲，让林建海继续念书。

　　日后，林建海的姐姐只是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直到2000年之后，赶在退休前，她才转正，享受到正规的教师待遇。她说，“弟弟还为此说，对我感觉有点亏欠，其实也不是他欠我的。”林建海说，“姐姐更聪明，她有机会，更会有出息。”

　　高中期间，林建海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期望会有一天有机会读大学，但这个愿望遥不可及。因为高考没有恢复，他只能等。高中毕业，林建海成绩优异被学校留校教英语，这已经是他的幸运。

　　等着等着，终于有了指标可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巧合的是，后来北京外贸学院去招人，当听到当地有这么一个英语好的苗子，外贸学院的老师坐不住了，就把人才“拦截”到北京。

　　林建海拿到通知书的那天，邮差骑着车，远远地就叫建海家的通知书。刚刚从田里回来的他，来不及把一脚的泥巴洗净，就奔出门去了。

　　临去北京时，亲戚给了林建海一个半新不旧的录音机当做礼物。从小镇来的他，英语水平比起其他的同学，又没有优势了。以后，在学校里，白天黑夜，一有时间，他就抱着这台收音机学习英语。毕业的时候，林建海成绩优异，又被留校了。

　　而后，在北京外贸学院出国考试中，他的总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林建海不是没想过回家乡工作。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他也曾一度想回南方工作，被学校领导劝住了。当时外贸学院的领导跟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

　　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每个人生转折点，都好像有人拉他一把。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的老师对他都“非常好”，无一例外。

　　这个招老师喜欢的学生，就这样一步步，从小镇走到北京，又去了美国。

　　正因为他觉得这一路得到了很多帮助，后来在IMF，林建海很少拒绝别人的请求，经常主动帮助别人，每年员工在评价他时都给了他最高分。

　　晋升速度

　　现在林建海回想，一个人去没有熟人的美国，刚到的时候，心里有点惶恐。

　　林建海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衡量他的自然有新的尺度。美国学业毕业后，他先进了投行，觉得自己不适应那里的应酬。在IMF招人时，他报名，被录取。

　　那已经是1989年。好像刚进高中、大学的时候，林建海又站在不算靠前的起跑线上。他英语专业毕业，在国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英语不错。但是进入这个经济学家云集、专业性非常强的地方，林建海又一次发现优势不明显。

　　这里需要英语好、经济专业强的人。这两者，林建海都算胜任，但两者加在一起，要求就变得很高。他回国探亲时曾跟姐姐描述，“起初他们跟我说话，跟我们与小孩说话一样。”

　　林建海得追上。“在对经济政策和报告的笔头和口语表述上，自己起初存在不足。”他一旦发现这个事实，就观察同事是如何陈述、如何表达的。

　　为了一次印度尼西亚的出差，他把印尼三年来的社会经济资料啃了下来。并且，把和印尼相似的马来西亚、泰国情况也学习了一遍，进行比较。

　　为了准确表述一种情况，他加班到凌晨三四点，但还是不确定。想了想，跟IMF更有经验的经济学家请教。对方从床上起来，跟他解释。“IMF很多老同事对待工作都非常热情，我跟他们请教，他们从来没有不耐烦过。”他说。

　　从进入IMF成为一个普通雇员，到现在成为秘书长，林建海很少准时下过班。

　　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而早上又比别人早一点到。就是这早一点，晚一点，林建海不知不觉开始领先。

　　IMF有完整的职业晋升体系，在体系内，林的晋升道路一帆风顺，而且速度很快。对于大多数职员来说，通常晋升到某个职位就升不动了。

　　林建海如何突破晋升的瓶颈？

　　他说，除了脚踏实地的工作，善于观察、思考取人之长，还有一点，“敢于承担责任”。

　　2002年，他被提拔为处长。一次下属报表数据中犯了个小错误。上级追查下来，林建海说，我是他们领导，他们犯错责任都在我，请不必追查具体的个人。上级不松口，连续追问几个礼拜，他扛着。“我们内部进行了反思，吸取了教训，这时候再说是下属问题，对整个事情进展无益，对下属也极为不利。”他走进上级办公室沟通。

　　后来，下属感激，工作更努力。上级也因此更尊重他。

　　IMF总裁拉加德对林建海的评价是，“建海在基金组织有着广博的职业经历，精熟国别和政策工作。基金组织一直特别得益于他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在工作人员、管理层和全球成员国之间构筑共识，在基金组织创立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他的这种才干为执董会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IMF与中国之变

　　现在，林建海站在IMF的管理层上了。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坐上高管位置。2010年2月24日，朱民被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当时，朱民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比起朱民，林建海算是IMF内部培养的人才，更深刻经历和感受了IMF和中国的变化。“我刚进入IMF时，只有两个中国雇员，现在有五十多个了。”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回顾。

　　进入IMF不久，林建海听到的是这样的讨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是彻底的变化。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这是渐进式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哪种会取得成功？当初，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他顿了顿，“但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很成功。IMF也这样认为。”

　　至于对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IMF和中国常有不同意见。林建海认为，“这也不是批评。IMF成立多年，对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一套评价体系，并不是针对中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增加了在IMF的份额，话语权越来越重。而中国从IMF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也非常多。双方的关系良性互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80年新中国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时，林建海还在北京外贸学院。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和这个国际性机构会有任何交集。“那时候中国很穷，美国很富裕。现在我回国，发现中国也富裕起来了。我这几十年，好像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像看电影一样。”

　　他吃过的苦，没有白白浪费。去菲律宾考察农业，他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了然于胸，对方十分诧异。

　　他说，“我们这辈人是吃苦长大的，我们下一辈子人就不一样。不是说过苦日子好，不过，那也是一种历练，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父亲、家庭与梦想

　　小镇上的孩子，家里没有任何背景，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管，听起来，总像是传奇。

　　除了自己，除了老师，林建海对《中国周刊》记者谈到了家庭，特别是已经故去的爸爸。

　　林爸爸解放前就开始在上海打工，在服装厂里做裁缝。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跟家人团聚。虽然他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但在林建海的眼里，简直是偶像。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父亲一辈子没骂过我们，更不用说打我们一下，他一辈子对人都很温和。”

　　更重要的是，一直在上海服装厂工作的父亲爱读书。林建海记得小时候有次去上海，跟爸爸去医院。排队等挂号的时候，爸爸跟前面的一个大人聊天。末了，对方说，“您是教授吧？”爸爸笑了笑，我只是在服装厂工作。而对方，真正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爸爸只上过一年半的学，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等都有很深的了解。自学成才。不论家里条件多苦，他都告诉妈妈，一定让我们念书。”林建海回忆，“爸爸告诉我们，上海是什么样的。要出去，改变生活，就只有靠读书。”

　　林建海父母被接到美国安度晚年。朋友们来家里串门，都会赞叹他爸爸的儒雅气质和博学的知识。“他们问我，爸爸是不是教授？”回想起来，林建海哈哈地笑。“爸爸喜欢把一支钢笔插在口袋里，看起来也真像个教授呢。”

　　每两年，林建海回国一次。他去看姐姐，也顺便带着全家旅游。去年，姐姐姐夫受邀去他美国的家里住了三个月。周末，姐姐被弟弟带去IMF总部参观。出来，在华盛顿的广场上，姐弟俩坐在一起，弟弟问她，你在国内看得到这样的天空吗？

　　姐姐抬头，“那天蓝的呀，跟画里的一样。在国内，确实没看到。”

　　在晴空下，他们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围着父亲母亲坐在一起时，爸爸喜欢指着大姐说，你要读北大；指指林建海说，复旦；指着妹妹说，同济。将来还要出国留学。

　　现在，那个载着爸爸希望的梦想，如期实现了。

　　“我不知道算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但是主题是一样的。”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