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人银行：被历史遗忘的高贵

　　说起私人银行，更多的人会提及瑞士私人银行，因为那是私人银行的发源地。但剥开尘封的中国历史，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轨迹虽没有历史的沉重，但有个性的传奇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

　　“我的银行是今年6月刚开业，开业的时候只凑了7万，我自己拿了5000，到3个月之后才刚刚凑足10万⋯⋯到今年的年底遇到了点困难⋯⋯”陈光甫介绍道。

　　“如此小资本光甫兄如何能玩转金融市场啊！不知经营状况如何？”张逸感叹地说道，目前上海外资银行就不要说了，国资银行股本都在500万以上。民营银行里盐业银行、四明银行等的股本也不下百万，就是最小的中华储蓄协会也有25万银元。

　　⋯⋯

　　“一家小银行，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周转不灵，他们的董事长向我借几万大洋周转一下。”张逸也平静下来了，只得和来叔商量着说。

　　“什么，不会吧！小小银行出事了？张家这帮下人包括我在内哪个没有钱存在那里啊！”来叔突然焦急起来了。

　　“来叔，来叔！不要走啊！这家银行经营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暂时的困难，再说夜里人家也不营业啊！”张逸赶忙把来叔拉了回来。

　　这两段是小说《大北洋时代》第8章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描述。故事从总经理陈光甫向富豪张逸借钱说起，却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1915年北洋时代，聚焦在中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私人银行身上。

　　说起私人银行，更多的人会提及瑞士私人银行，因为那是私人银行的发源地。但剥开尘封的中国历史，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轨迹虽没有历史的沉重，但有个性的传奇。

　　风雨龙门40年     

　　据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和中信银行私人部总经理张秋林编著的《中国私人银行》一书，据考查，在清末李鸿章的时代中国就出现了私人银行的雏形，李鸿章就有一个给他专门打理资产、金融理财方面的专家，此人便是其幕僚周馥。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周馥在李鸿章府上鞍前马后“风雨龙门40年”。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还是办学、修铁路，乃至李鸿章的家庭财务、子女用度等很多事情，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

　　周馥，道光十七年(1837)11月13日出生于安徽建德。咸丰末年(1861)，周馥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一个偶然机会，李鸿章看到他代朋友写的一封家信，对其字十分欣赏，誉称其为博学士，一介书生的他被李收任为幕中“总文牍”。此后，跟随李鸿章办洋务鞍前马后40年，深受倚重。政治上，由候补知州累迁升至晚清封疆大吏，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暂且不提。从李鸿章组建淮军并代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周馥为李的贴身随从，此后对李鸿章的帮助和为中国私人银行的贡献却不得不表。

　　洋务运动时期，“剿发捻”(镇压农民起义)和“勤远略”(抵御外来侵略)，曾国藩等人开始筹建近代工业，其发端为军工企业。但财政短缺迫使洋务派不得不开始寻求政府财政收入之外新的财源，“求富”的民用工业因而获得了第一个发展契机。这一时期，周馥的重心全部用到实业以聚集资本。在他的参与下，先后创办了铁路、邮政、电报、航运、新式学堂、机器制造等实业。

　　1901年，李鸿章去世，作为李鸿章的“爱徒”，袁世凯成为继承李鸿章发扬洋务运动的骄子。仿佛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能成为袁世凯的机遇，特别是在大乱后的经济危机。而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及其家族，在其中的角色同样耀眼。

　　1899年11月，40岁的袁世凯首次得到了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的机会——接替毓贤为山东巡抚，遂崛起于山东。两年后(也就是李鸿章去世当年)袁世凯正式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雄踞北洋，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改革。

　　1903年，“复兴天津”成为了袁世凯的试验场。复兴的第一步，就是稳定币制，清理天津的金融并复兴商业。上任伊始的袁世凯立刻委派周馥之子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择其新址位于河北大悲院故址，机器则紧急调运东局子造币厂残余设备，由支应局借款13.5万两，召集机匠“日夜鼓铸”，同时饬令天津官衙严禁制钱铜元流散出境，以及打击民间私铸。

　　同年，因国际银价波动，北京政府又无足够现银储备供应，天津遭遇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为缓解天津现银奇缺，袁世凯设立了天津官银号，贷发官银70万两，投放铜元数百万枚，并用40家钱庄联合开出银钱票，缓解了这场危机。《大公报》1904年11月12日亦发表社论，称赞“此等办法真乃得保商之道”。然而袁氏眼光并不止于临渴挖井，他向清廷上奏，痛陈设立现代银行之必要。

　　于是，1904年底，天津设立户部银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代行国库功能，后于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袁氏同时又奖掖成立私人银行，力招当地得力绅商入股。按照袁氏的筹划，天津银行的资本100万两，一半由天津银号提供，另一半由自己推荐的总董杨俊元等招集天津绅商合力凑集。

　　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后第一次有关“私人银行”的提法，当然其中的焦点已经从周馥转移到了其子周学熙身上。

　　除了总办北洋银元局外，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在明治维新“富民强国”思想影响下，回国后投身实业救国道路。周学熙在华北先后开办了北洋银元局、天津官银号等企业。其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成为中国私人银行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其中董事都是从晚清政坛上退下来的大官僚。这些民族企业在我国北方逐步形成一个最大的实业集团。他与江苏的张謇被称为“南张北周”，在当时声誉甚高。

　　“官商”末路

　　如果说，周馥辅佐李鸿章的“财富管理”是中国私人银行的雏形，那么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则是中国私人银行的起端。

　　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之后，随着各项洋务事业的陆续创办，中国人自办银行的计划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1896年9月26日，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并掌管多家洋务企业的盛宣怀，直接向光绪皇帝呈上《条陈自强大计疏》及“请设银行片”，提出创办银行的主张。

　　一年后，由盛宣怀、李鸿章发起，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为创办人及大股东的一个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新式银行在上海成立。

　　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股份中，盛宣怀任督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鸿章等的投资达70余万两；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资5万两；通商总董中张振勋和严信厚投资10万两和5万两，其余真正属于各地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

　　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后，争取海关税款的存汇权，以利拓展业务成为通商银行的首要阵地。一方面，他上奏朝廷指出关税等官款交私人庄号收存的不良后果：“若各省关存解官款仍循旧辙，专交私家之银号，绝不与奉旨设立之银行相涉，则商政之体全失，所关于商务大局非小也。”强烈要求将设有中国通商银行分支机构的省份的海关税款交给该行存放。另一方面，他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虽不能尽交银行，须有得半之数交存汇兑，亦可以壮观矣”，并恳请王从中周旋帮忙。

　　但盛宣怀的计划和通商银行的战略一直步履蹒跚，收效甚微。在当时社会游资缺乏、银行又得不到工商业广泛认同的情况下，再加上海关总税务司的掣肘，未能争取到海关税收的存汇权对于该行来说确实是一大损失。

　　此后，1897年，甲午战争赔款第三笔款项偿付期在即。盛宣怀通过李鸿章争取到清政府的委托授权，与英国的呼利公司洽借1600万英镑的外债，企望以此来打破汇丰银行的长期垄断局面，拓展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但该笔借款在所有手续均已办妥的情况下，终因总税务司和汇丰银行的联合反对而归于落空，最后由赫德一手促成的“英德续借款”取而代之。

　　赫德，一位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

　　出于控制我国金融权柄的目的，在盛宣怀递呈光绪帝设立自己的银行的同时，他也提出了开办银行的计划。赫德设立银行的动机是企图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交归其主办的银行掌管，同时又准备将新式银行纳入由他主管的海关之手。在盛宣怀的周旋下，总理衙门驳回了赫德的计划。但同时也埋下了新的隐患，即赫德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断阻挠该行业务的正常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硬性而无法破解的阻力，也成为中国通商银行无疾而终的重要因素：盛宣怀是汉人。

　　除去政治上的因素，中国通商银行的“官商”性质也是无法跨越的高山。

　　当时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了银行的发展，由于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而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

　　由此可见，中国通商银行从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不但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也破坏了封建保守派官僚的既得利益，这便注定了作为第一家华资银行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末路结局。

　　“小小银行”的奇迹

　　“官商”模式走不通，但中国私人银行的探索却未止步。1915年6月2日，在当时上海宁波路9号一幢老式洋楼里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这个时代乃至中国私人银行史上重装浓墨的一笔。

　　创办人陈光甫也被誉为“中国摩根”。 更重要的是，由于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为中国私人银行的探索做了铺陈。

　　据资料查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柱银行。由商人庄得之和陈光甫等创办，开办时资本不足10万元，实收仅8万多元，不及当时一家稍大一点的钱庄。因创办时资本太小，人称“小小银行”。曾有故事说，开业仪式上，陈光甫既不敢办酒席，也不敢请同业董事，甚至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既然提出摒弃“官商”走私人银行路线，摆在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面前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银行的定位，二是银行的服务项目的选择。

　　“服务社会”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设之初的理念，也成为其后立足的资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 ：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 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不仅在传票、账单上醒目地印上“服务社会”字样，在其实际经营活动中，重视和开展个人储蓄也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亮点。

　　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这16个字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为准则。在具体实施中采取了一系列办法：(1)确定1元即可开户制度，有利于小储户。(2)到各大专院校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蓄，深受师生欢迎。随后又在一些重点院校设立固定营业机构，增加代发教职员薪金等业务。(3)在工人居住区开办职工储蓄。(4)在市民中普遍开办礼券储蓄、零存整取等多种项目。

　　而货物抵押贷款，主要服务于商贾的信贷业务，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改革创新。形式多样是这项业务的鲜明特点：如创办铁路押汇，商人可将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按货价押借全部或部分款项；开办存栈货物抵押贷款，将货物栈单视作货物买卖的流通证券，凭栈单押借；以借方允许银行代表审核其账目为条件，除允许厂家以存货作抵押借款外，进而推行以机器设备、厂房地基折价连同货物押借等等。

　　除此之外，1918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外汇业务的开展，不但打破了外汇业务为外商银行垄断的局面，也确立了其市场和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前，本国银行最早涉及外汇业务的是交通银行。191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试办外汇业务，受到外商银行的压制，在银行同仁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坚决反抗，毫不妥协，同时宣布不接受麦加利外汇合同，最后大获全胜，斗争结果是两行合同互相交换)。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处，委派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的外国银行为代理机构，试办套汇，并选派人员到英、美等国银行学习外汇业务。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在香港设立了一所支行，专门经营外汇和侨汇业务。

　　开办保险业务。1931年于银行设立信托部，最初只办理出租保险箱，后扩展到保险、房地产、代客买卖及证券等业务。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保险业方面开设了三个附属机构：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专门办理商业借贷的保险；大华保险公司，专门办理水火保险；保丰公司，为与英国太古洋行合办的保险公司。

　　时至今日，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及发展重为世人瞩目。历史是一面镜子，当被遗忘的历史荣光再现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