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都商学院：复兴中华商业文明向世界输出管理思想

　　王立伟

　　教育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尤其是在中国。原因是，对于教育而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教育理想,还要考虑什么时候能够收支平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听上去有点儿残酷，却是事实。

　　可新华都商学院是幸运的,它的捐资人、新华都集团董事长、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的创办人陈发树，却“追着”他们花钱,他强调教育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陈发树创办的基金会，有83亿元人民币股票的持续收益作为基金，聚焦的重点就是实现教育理想。

　　2009年前后，陈发树遇到了同乡何志毅教授。后者曾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与欧美商学院“过招”频繁，熟知中国商学院与欧美商学院系统的“游戏规则”。陈发树坦诚邀请何志毅教授代表捐资人出任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圆一个多年前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的福建山区穷孩子的教育梦”。

　　陈发树隐约觉得，要用某种力量去推动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帮助商业实践者发挥其价值与影响力——不仅仅是商业的，还有社会的。

　　这个目标，让何志毅感到非常兴奋，他发现，一个巨大的商业教育的机会有了“落地”的可能性。

　　进入新华都商学院的主页，上面清晰地写着新华都商学院的愿景：建设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何志毅认为，那个巨大的机会便是对创业与创新的持续关注。

　　回归基本价值观

　　陈发树是这样一位企业家，在他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元人民币时，捐出了30万元人民币；在他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元人民币的时候，他捐出了300万元人民币。

　　何志毅早年离乡求学，后来曾远赴美国、瑞士担任访问学者。但故乡的概念在他心中却始终分量极重。作为商业史的研究学者，他更能体会到像陈发树一样的闽籍企业家对于“故乡”脐带般无法割舍的连接。

　　在他们的故乡，企业家发迹后，大多像陈发树一样，深居简出，修路架桥，助学济贫，泽被乡里。“这是中国企业‘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何志毅分析，市场经济与家文化的结合，意味着违规的道德成本极高，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的“子承父业”、家族的生意与祖辈或者父辈的名字连接在一起，这些都要求企业家谨言慎行，承担社会责任获得信任与尊重。

　　“培养负责任的创业、创新者”，这是新华都商学院的价值主张。在何志毅看来，中国创业、创新者的责任感，不是来自于西方文化，而是根植于中国的家文化。

　　“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观和商业文明。”何志毅说，对商学院来说，下一步就是要从价值观和商业文明出发，培养商业实践者的人品、人格和意志力。他遗憾于“没有人质疑，为什么商学院不去做价值观、人品人格的教育”，而设置这样的环节，恰恰能够帮助创业者和企业家完成一个与中华文化文明之间的联系——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温情、尊重与热爱——这是其责任感接续不断的源泉，也是企业实现永续经营的源头。

　　一个实验是，新华都商学院打算在招收首批创业MBA时，用一种松散的、不强制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人均50万元创业资金的资助，还,还是不还，怎么还，都是凭借心理契约而不是法律合同。“这就是对人性的考验。”何志毅说。

　　创业与创新者

　　何志毅担心，新华都商学院会落入“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陷阱”，之所以存在陷阱，是因为欧美商学院制订了“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会让商学院“麦当劳化”，无差异，无特色。

　　因此，既尊重既有的游戏规则，又发展出“中国内涵”，而不仅仅是中国特色,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是这家新兴商学院的目标。

　　“前20年，我们的商学教育重点关注的是职业经理人，现在则是创业、创新者。”何志毅确信。

　　狭义的创业者，是指那些初创业者。而在新华都商学院的字典里，创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就不单单是不同年龄段持续创业的人，也包括二代创业者和创业成功的人。这样的定义，几乎覆盖了绝大多数中国的中小企业主。

　　创新则让人们对新华都商学院的教育与培训对象有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何志毅承认，吸引像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这样的世界知名大家加入新华都商学院，面向中国中小企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中国的大型企业如何以持续创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经过10~20年时间，中国企业从‘销售’开始的国际化，是向西方学习的国际化，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化，西方人主导的国际化。”何志毅说，接下来，应该是像中国学习的国际化，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化，中国人主导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国际化。

　　针对这样的远景，新华都商学院要做好面对其需求，培训培养创新人才的准备，“除了要培养中国的国际化人才，也要培养那些立足于中国市场的全球创新人才。”

　　10年建成世界一流

　　最近二十年，是全球商学院发展的黄金二十年，老牌商学院与新兴商学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于新兴商学院来说，用十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并不是奢求。

　　达成这个目标，印度管理学院用了13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用了11年。

　　何志毅说，自己会将生命剩余的时间都放在“这儿”（新华都商学院）。他和他的团队，把新华都商学院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的时间，定在了“10年”。

　　这十年，看似漫长，计划却环环相扣，时间分配异常紧凑。

　　前两年的目标，一是“办好本科”，二是成为民间智库，奠定对重大课题的研究基础。此后的三年时间，办好创业MBA项目，构建创新创业的文化与培养体系，创建一个可复制的教育模式。之后是发展面向实践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项目，即DBA项目。

　　整个教学系统学科齐全，不像是一个新创商学院的做法，更像是一个拥有厚重历史的综合类大学背景的商学院的布局。这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持续发展的决心。这一系统建构完成后，新华都商学院要从案例研究转向企业史研究，再转向中华商业文明史的研究。

　　“我们不再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管理思想，而是开始形成自己的管理思想。”何志毅说，所谓管理思想，是包含“道、法、术、器”的体系。道是理念和概念，法是规章和制度，术是方法和技巧，器是工具和软件。他坚信中国管理可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建筑家邱育章从福建土楼汲取灵感，为新华都商学院在福建福州设计了第一个校园，这个校园，同时也是闽商博物馆。“它弥补了一家新兴商学院没有历史的缺憾。”何志毅解读说，从中华商业文明的历史中延续出来，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每一名学生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历史的熏陶与影响。

　　而他的梦想是，若是站在一百多年后来看，现在新华都商学院也正在创造着历史。“我们搭建的，是一个与世界交流中华商业文明的平台。”何志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