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 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

　　双面富源

　　彭戈

　　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富源，地处滇黔边界的一个云南偏远县。3月19日，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再次位列592个“国贫县”之一。10年前的2001年，富源县首次被纳入“国贫县”名单。

　　而与此同时，在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此前发布的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中，富源县也同样位列其中。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富源县已经连续6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排位则从81位一路上升到45位。

　　戴着贫困和富裕双重面具的富源，如同《蝙蝠侠》中的双面人一般，让人真伪难辨。

　　经济领先的“国贫县”

　　戴着“国贫县”帽子的富源绝非一个穷县。

　　“在曲靖的9个市区县中，富源的经济实力在前三位。”富源县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富源县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该县GDP总值达到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29.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0.3亿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1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1255元。各项数据的年度增长额在13%到36%之间。在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可谓表现优异。

　　而在此前一年，富源县已经提出要在5年之内“确保全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排位‘进十争五’”。在该县的“十二五”规划中，富源的GDP目标为300亿元。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被列为全省首批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实力，即使在云南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曲靖全境也并不多见。

　　但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

　　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凯歌高奏相比，在富源县扶贫工作的相关文件中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富源县扶贫办秘书科科长汪东权表示，由于现有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山区，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生态与生活环境恶劣，“扶贫的难度依旧很大”。在全县159个村中，还有100个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包括生活、就学、就医、就业、饮水等八大方面的难题。

　　根据富源县扶贫办提供的文件显示，富源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据该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富友介绍，富源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按照国家最新确定的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新贫困线标准，“全县还有43.8万人仍处在贫困线以下”。而富源县人口总量为78.5万人。这就意味着全县55%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两组不同的数据，为外界勾勒出了两个完全迥异的富源。

　　按照国家最新确定的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来看，富源2011年5210元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该标准一倍。实际上，早在2006年，富源县公布农村人均纯收入就已经达到这一标准。富源为何还能入选“国贫县”？

　　“外界并没有搞明白我们看似矛盾的数据背后的原因。”富源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觉得外界对于富源的了解有偏差。

　　“80%财富掌握在10%人手中”

　　4月18日，晴朗无雨。与云南大多数地方一样，富源已经进入第四个大旱的年头。

　　位于富源县后所镇的双诺村已经在国内媒体上多次出现。该村村民入地百米，在地缝中艰难取水的场景像一根针扎在众多国人的心里。然而，贫穷，才是这里深入骨髓的疼痛。

　　27岁的敖石所裹着一件破旧T恤，坐在树荫下，点上一筒水烟。面容愁倦的妻子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坐在一旁，闷不吭声。在他们身后有三间铺满尘灰的平房，前面用红砖砌，后墙则全是泥砖。这所房子是敖石所十多年前打工挣钱修建的。

　　“以前没有干旱的时候，一下雨后墙就渗水进屋。”以前他还为这个事烦恼过，连续4年的干旱已经让这个问题自动消失。

　　敖石所现在有着更大的担心。“正常年份，家里种的包谷和土豆也只够半年的口粮。干了几年，减产4成以上，日子更难过。”敖石所挤出一丝笑容，木讷而生硬。要不是修建家里两口水窖，和村里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一样——他春节后就该到后所镇上的某家煤矿挖煤去了。

　　但挖煤也挣不了多少钱。“打的临时工，多的时候一个月1000多元，少的时候只有几百元。”父亲前年从房后的树上跌下来伤了腿，母亲有严重的风湿。家里老老小小7口人只能依靠他和20岁的弟弟务工挣钱。“一年到头，连地里出的带打工，也只能挣六七千元。”家里至今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而正在请人修建的两口水窖造价是8000元，虽然政府每口水窖补助2500元，但剩下的3000元敖石所只能欠着。“等以后在煤矿挣了钱再还。”

　　在双诺村，像敖石所这样极度贫困的家庭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见到的土坯房，在双诺村里仍四处可见。除了少量的老人和妇孺，村里难以见到青壮年男人，异常安静。双诺村的沉默与凋敝像凝固的日头，挥之难去。

　　“按照国家最新公布的农村人口2300元年平均纯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全村3000多人全部在贫困线以下。”双诺村村支书陈红松表示。而据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介绍，整个后所镇6.8万人口中，有30%的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即使超过贫困线的，很多也是脱贫标准不高，只能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而与敖石所等贫困村民迥异的人生就在几公里之外。

　　在离后所镇10多公里的县城，会经常有玛莎拉蒂等各类豪车在县城各个角落闪现。“前不久一个煤老板才买了一辆400多万元的林肯。”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老杨对豪车已经见惯不惊。

　　而这些豪车的主人无一不是富源当地的煤矿主——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后所镇。在并不豪华的县城里，除了豪车，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的酒店。这个偏远的县份甚至有一家准五星级酒店。

　　“8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10%的人手中。”在富源，这样的言论在采访中多次听到。

　　“富源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该县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表示，这是富源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富源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根源是煤矿。据了解，富源是云南省煤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县份，也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区，煤炭储量超过150亿吨。而从1999年开始的煤矿改制，让大量的村镇集体产权的煤矿成为私人企业，黑金造富浪潮也随之涌来。

　　“煤老板一吨煤最少的时候也能挣200元，一个煤矿一年挣个几千万、上亿元并不困难。” 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表示。

　　“一夜之间，富源就成为暴富者的天下。”一位富源县政府人士表示，许多煤老板当初都是从农民和矿工转变而来。

　　“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贫困。去年我们农村人均纯收入是5210元，看起来远远超过了2300元的贫困线。但是这个数据是身价几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的收入拉抬起来的。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村人口，要纳入统计范围。但并不能真实反应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富源县扶贫办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由于大规模煤矿开采，在富源诱发了大量的地质灾害和环境问题。“包括山体滑坡、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水域污染等等。”据当地一位专业人士表示，仅仅是采矿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地面塌陷，就涉及到全县的10个乡镇的100多个自然村。“受灾人口达到24000多人，18000多间房屋受损，耕地损毁1363亩。”煤矿主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让民间产生了一些仇富、仇官的心理。”一位富源当地的官员表示。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当地政府担忧。如何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课题。富源的尝试是“矿村共建”。动员先富裕起来的煤老板以捐资、捐建等形式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缓和社会矛盾，弥补扶贫资金不足，带动当地发展。在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从2006年以后，当地的矿主开始逐步参与捐资修路、修学校等公益事业。仅去年100多家煤矿就捐资两亿元用于当地公益扶贫。“捐资最多的矿主已经有上亿元。”一位政府人士表示，虽然煤矿主参与当地扶贫工作的深度在逐步加大，但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实依旧还将长期存在。

　　贫困帽子背后的利益诱惑

　　在富源县官方看来，富源有着足够的理由获得“国贫县”的帽子。

　　但在外界受访人士看来，富源戴上“国贫县”帽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会运作”。“富源整体经济实力摆在那里的，周边很多比它穷的县份对富源进‘国贫县’颇有微词。富源是顶着压力保住这顶帽子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比富源有资格进入“国贫县”的县份有很多。

　　据了解，目前的“国贫县”的评定是由当地政府上报云南省政府，省政府再根据本省的情况统筹确定“国贫县”名单后，再报国务院扶贫办备案。“权限下放到省里，就看哪个县会运作了。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闻着臭、吃着香，想争着戴这顶帽子的人多着呢。就看你能不能争的到，保的住。”

　　事实上，有没有一顶“国贫县”帽子，差异是很大的。

　　根据国家相关的扶贫政策，“国贫县”各部委对贫困地区、贫困县都有政策倾斜和非专项的转移支付。同时帮扶单位有一些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支持。此外包括“四税返还”、农业生产低价电，甚至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都有所照顾。

　　政策、资金红利是“国贫县”对地方县份最具吸引力的一点。

　　政策红利带来巨大利益在富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仅仅是“十一五”期间，富源县获得的各类扶贫资金就达到近12亿元，其中来自中央省市各级的财政资金就有3.48亿元。同时，“国贫县”头衔还帮助富源县在国债资金、新农合补助资金、小额信贷等方面获得了近6亿元的资金倾斜。同时10余个产业扶贫目也落在了富源。

　　“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来自上面各级政府和系统的项目带动和资金投入还会更高。谁愿意丢掉这顶帽子。”

　　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10年中，各个地方对于“国贫县”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富源县在帽子争夺战的两次竞争中都获得了胜利。

　　早在2000年国家准备确定第三批“国贫县”名单时，当时的富源县主要领导就亲自带队前往国家扶贫办和省里做工作。一位了解富源县扶贫历史的人士回忆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富源如愿入列第三批“国贫县”名单。

　　而在10年之后的2010年，随着新一轮“国贫县”申报工作展开。包括富源县在内的各个县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竞争。而随着富源经济的快速崛起，富源再次“入围”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云南省扶贫系统的一位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在确定“国贫县”时，主要的参考指标是依据当地的贫困人口数量、人均纯收入、当地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等数据。在申报“国贫县”时，地方县份一般会有针对性的“筛选”指标。“这个指标要能充分说明当地的贫困状况”。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 当地政府还会对部分指标进行“相应而合理的调整”，以利申报。而获得国家扶贫系统和省级部门的认可则至为关键。跑部进京、动用各种资源游说疏通也就成为各个有意争夺“国贫县”帽子的地方政府竞相施展的手段。

　　按照“一进一出”的原则，此次确定的“国贫县”总量没有增减。“新进一个，就要退出一个。曲靖只有两个‘国贫县’名额。大把经济更落后的县盯着，富源这次能继续留在名单里面并不容易。”该人士含蓄地表示。

　　记者观察

　　扶贫求变

　　富源以经济强县的身份入列“国贫县”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扶贫现象。

　　暂且不论富源是否因为“县强而民穷”、“极度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该县同时出现在两份迥然相异的名单上。仅就“国贫县”这些年在评定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各种复杂的“运作”，也已说明“贫困县”制度模式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看来，“贫困县”的扶贫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地方与中央在资金分配方面博弈的制度条件和引发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经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局面，50%的贫困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贫困县内。贫困目前最突出体现的一些大的片区，尤其是各省边远以及交界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近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中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将成为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而国家也鼓励各地贫困县逐渐脱帽，贫困县模式将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但对于地方“贫困县”而言，去掉既得的利益，当然是心有不甘。长期的政策和资金红利使得贫困县习惯于这些现实的利益，难以割舍。虽然这顶“贫困帽子”戴着很温暖，但是仅仅是耽于享受资金和政策重新分配的红利，而忽略对当地经济制度的改革，从深层次寻找发展的推动力，无疑也将埋下潜藏的危险。富源近年来能迅速在经济上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资源型县份的身份，近年资源价格的迅速上涨催生了该县的财富浪潮，也迅速拉动了当地GDP的快速飙升。但中央省市的鼎力支持和地方财力的迅猛增长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推动富源进入一个良性安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采访中，一位富源官员不无忧虑地表示，在15年内富源的煤炭资源就可能会枯竭。“到时候富源没有了煤，靠什么发展？那时倒真有可能倒退成真正的贫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