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法学院学生的一封信

　　羽戈

　　我的朋友斯伟江大律师，公开发出邀约，请资深望重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给法学院的学生写一封信，指点求学与就业。我的身份，只是法律界的逃兵，更勿论资望深浅，自知不配执笔。不过，这些年来，蒙母校的师弟妹们不弃，常致信于我，问如何读书，如何择业，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飞黄腾达等。对这些问题，我虽不知正确答案为何，却知道错误答案为何；我虽不知怎样会步入正道，却知道怎样会误入歧途。这就像在西政读书期间，我上卢云豹老师的法制史课，他在第一堂课上就直言无讳：你们听我这门课，也许学不到什么真理，却可分辨谎言的成色，你们将知道这世间哪些人、哪些书在大言欺人，甚至到头来，将发现连我都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骗你们，故先说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法学院的弃子。我常常感慨，假如我大二暑假去律所实习，所跟随的律师，不是那位除了命我整理卷宗，就是喊我一同陪法官喝酒唱歌的师兄，而是“律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斯伟江、张培鸿们，彼时之我就不至于对律师这个职业生出无端的厌憎；假如大三暑假我混迹检察院的一周，所参与的那场公审，法官不在庭上打瞌睡，检察官不对辩方律师颐指气使，彼时之我就不至于对司法机关生出无端的轻蔑，从而在此后一年找工作之际，我便暗暗发誓，决不吃法律这碗饭。可惜，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假如”呢，人世无常，天道却有常，所以，不要抱怨命运，更不要屈服于命运，在你作出选择的那一刻，你就是命运。

　　我的经历，导致我对法律的看法，略微有些悲观。中国的法律体系，依流行的法系划分，实属四不象，只能叫中国特色法系，如你所知，但凡一宗事物，被冠以“中国特色”的名目，则不再入流。有人开玩笑，说这世上只有两种法律，一是法律，一是中国法律；只有两种司法逻辑，一是司法逻辑，一是中国司法逻辑。这话虽有点极端，却也不无道理。值此，在中国习法学，切不可对法律的认知过于理想化，过于乐观，譬如视法律为信仰，那你还不如信春哥凤姐呢。法律就是工具，法学就是工具之学。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此处之“信仰”，当指行为，而非精神纬度，不必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法律与宗教有关，然而法律不是宗教。相比伯尔曼之言，我更喜欢另一句西谚：“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晚礼服”一说，仅限西方；在中国，法律早已堕落为政治的内裤。当然法律人的使命，便是将内裤变作紧箍咒，套在权力者头上。

　　过于理想主义的法律人，除了容易迷失于对星空的仰望，还容易迷失于富丽堂皇的法典与文本。知堂老人说过：“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这段话本是谈历史，却无比适用于今日中国的法律生态。书本之法律，大多美轮美奂，一旦用于现实，则沦为助纣为虐的利器。以至有人哀叹，为什么中国法典的制作那般精美呢，因为其最大的用途，在于展览，而非实用。在此我们需要谨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在于践履。当法治的要义滞留于高悬的文本，则犹如残丝断魂；唯有飞入寻常百姓的家门，与正义亲密接触，它才能焕发青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历来不缺空谈观念的人，独缺践履观念的人，法律人必须以践履为本位，假若他们都不愿践履，或者将践履与观念一刀两断，说一套，做一套——反观现实，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么，法治的蓝图，必将化作黄粱一梦。

　　百年中国，法律人的梦，多为噩梦。梦中的先行者，纠结于法律与政治的歧途，如迷路的羔羊。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原本盘根错节，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大圣人，都不能摆脱政治偏见的束缚，遑论中国的法律人？这里我只想说一点。正如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法律人可以有政治立场，却不可因政治立场而扭曲了所立身的法律伦理。进一步讲，往大了说，就是要划清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界限；往小了说，即法律人不能自视为官员，尽管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往往都对应了一定的行政级别，这毋宁是一大悲剧的错位。我们万万不可将错就错。要做法律人，不要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呢，12年前，韩寒辞别其挚友，赠言道：“切记，要不附权威，不畏权势，不贪权力。为了快乐，切莫做官。”再上溯一年，我读到高中语文老师H先生的一句词：“方正做人勤笔墨，切莫为官。”你看你看，十余年过去，苍天灰了许多，弯月瘦了许多，我读到这些话，还是无限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