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火种

　　呼延学琴也从妇女们的茫然中感到一丝无助，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村民还以为她是来搞传销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宁夏盐池报道

　　47岁的宁夏盐池县农村妇女尚凤芳，眼下拥有价值4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405只羊。

　　在当地，这是一笔显而易见的优良资产。只要尚凤芳愿意，她随时可以把这批羊拉去县屠宰场出售，按每只1000元上下的价格实现资产变现。

　　一只羊的利润在150元至200元之间，当这笔资产变现，尚凤芳就赚到了6万至8万元利润。羊的饲养周期一般是4到5个月，即便一年只养两期，尚凤芳的“年薪”也接近20万元。

　　这位中国西北农村的妇女，格外自信。3月27日中午，她穿一件紧口短打布夹克，站在自家附近地坝，指了指背后的墙根，大声对本刊记者说：“以前，咱这儿妇女吃完饭就蹲那晒太阳，现在，一个个忙得不见人。”

　　妇女们的忙碌，是因为拿到了小额贷款。就像尚凤芳那样，在她的羊资产里，当初用于购进羊崽的原始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身边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贷出来的。

　　这家公司叫宁夏惠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惠民公司)。过去10多年中，公司团队致力于移植“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为贫困妇女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小额创业贷款。

　　现在，惠民公司和它的客户都取得了极大成功。但相对于整个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只是星星之火。

　　尚凤芳的资本故事

　　尚凤芳是在2007年8月开始接触改变她命运的小贷资本。在此之前，她也喜欢蹲去墙角晒太阳，另外，她每年会养两三只羊，“过年咋都要吃一只羊，另外的平时吃。”

　　这时候，尚凤芳的主要经济行为几乎不需要货币参与，更不消说资本。

　　因此，和中国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尚凤芳把后半生寄望于下一代。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学习不错，另一个身强力壮，丈夫则在外面打零工，挣来的一分一毫都尽可能投在儿子身上。

　　“养儿防老”，既是中国上一代人的“主流经济学”，也决定了下一代人必须负重前行的经济步履。在这样的循环模式中，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养老保险和资本，至于发展，的确显得模糊而遥远。

　　2007年8月的一天，尚凤芳和村组的一帮妇女，被通知去张村长家开会。会议的实际组织方，是惠民公司的前身——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

　　那次会上，信贷服务中心的信贷推广员呼延学琴讲了很多关于农村妇女创业、自强之类的话，尚凤芳都没记住，她告诉本刊记者：“就听说一个妇女可以贷1000块，那就贷嘛。”

　　呼延学琴也从妇女们的茫然中感到一丝无助，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村民还以为她是来搞传销的。但尚凤芳最终决定从惠民公司借贷1000元。她由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帮惠民公司打开了局面，因为这份交情，她现在是惠民公司的一位兼职小组长。

　　这1000元资本一经抵达尚凤芳手头，在12%的利息追撵下，她唯有开足马力去寻找利润。尚凤芳第一次拿这笔资本养了5头猪，待猪养大后统统卖出，这笔猪资产就变为一张一张的现金。

　　不过，本小利薄，当尚凤芳还掉1000元贷款及利息时，她手头只剩下区区几百元利润。看起来，尚凤芳的状况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但就在她如约还清那笔小额贷款时，她的信用已经获得贷款机构承认。藉此信用，她也就获得更大额度“授信”。也即是说，她的信用使她可以获得更大一笔贷款，拿到更多的发展资本。

　　就这样，尚凤芳一下步入良性循环：获得更多资本，生产规模更大，实现利润更多，信用状况更好。5年来，尚凤芳正是在这种资本、信用的周而复始中，持续发展，一直到眼下每年掌控近百万元资产，年收益近20万元。

　　“现在我们村上，一家最不行也都养着200多只羊”，尚凤芳是盐池县花马池镇深井西村人，她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政府也开始给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又专门规划了养殖园区，统一修建羊舍，“我的405只羊就养在园区，安心得很。”

　　事实上，小贷资本对妇女的改变已不止是激活创业热情。据本刊记者观察，当她们反复与资本交道后，其信用意识也得到空前锻炼。

　　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乡村银行“团体联保贷款”方法为每一笔贷款提供信用保证，要求贷款户先与邻居组成五户联保小组，才能通过组员担保获得贷款。因此，尚凤芳们深知，“你要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就没人跟你联(组)，更别说贷款。”

　　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成

　　惠民公司总部在盐池县一条背街的四层小楼，一楼大厅墙上，装饰了“厚德亲民、兼爱互利”几个大字，这是公司推行的核心价值理念。就“互利”一词，公司董事长龙治普向本刊解释，“公司要获利，员工也要获利。”

　　惠民公司本来由纯粹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转制而来，即使现在，其公司股权结构中，来自政府、NGO的公益性质资金仍占到60%，民营资本占40%。不过，虽然公司积淀了深厚的公益背景，龙治普却不认为他们是在扶贫，他坚持公司要走市场化路子，并相信唯此才能保证公益小贷的可持续性。

　　惠民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册成立，此前，龙治普团队从事公益小贷的资金规模仅400来万元。当年年底，惠民公司资金规模达到1500万元，2009年为3000万元，2010年底为6000万元，2011年便一举冲上亿元高点。

　　龙治普认为，这种一年翻一番的超常规发展，是公益性小贷机构走市场化路子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证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小贷之路在中国走得通。

　　享誉全球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该国大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创办。尤努斯因此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参照惠民公司的情形，现在已经很容易理解“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即主要针对贫困妇女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创业，并通过联保方式使妇女们免去财产抵押。

　　龙治普前不久去孟加拉考察这一模式，在首都达卡，他发现最气派的大楼往往是乡村银行的。他因此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形成自己一套看法：“那是一帮高级知识分子，找到了一种高利贷的方式，服务了一大批穷人，最后成就了自己。”

　　惠民公司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2月，公司覆盖了宁夏盐池县、同心县两个贫困县的16个乡(镇)的113个行政村、355个自然村的22519人，累计向7686位农户发放小额贷款37133万元，2月末户均贷款余额10600元，万元以下贷款客户占71%。

　　“当有上亿资金的时候，我这个老总也就当得有意义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一种体现，同时我个人的经济报酬也得到提高。如果从虚荣心的角度来讲，我过去是一个300万的老总，现在我是1个亿，甚至以后是3个亿、5个亿，那不一样。”

　　龙治普谈及公司最近几年发展，和他那些客户的神情一样，总是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从扶贫机构到小贷公司

　　作为中国公益小贷的领军人物，龙治普曾经坚决反对，将原来的扶贫小贷机构转制成现在的小贷公司。即使在转制前夜，他都将信将疑，“担心公益性质彻底丢掉”。

　　龙治普的公益小贷之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他在盐池沙漠化土地整治研究基地(点)任主任，这个机构由地方政府和兰州沙漠研究所共同设立，其中一项功能便是公益扶贫。

　　1996年前后，基地开始接触NGO组织的外援项目。这时候，部分项目要求做小额信贷。这是龙治普第一次听说小贷这个词。“听说叫小额贷款，那肯定贷款额度比较小，还听说分批次还，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道理，那就分个3批、4批。”

　　当时用于小贷试验的项目资金只有几万元，龙治普按2000元左右一笔进行放款。随后，爱德基金会介入支持，提供资金逾100万元。此时，龙治普也调任盐池县政府外援项目办公室主任，他专门抽调一个妇女，“让她把这个项目管起来。”

　　2000年，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成立，小贷项目正式交由协会运作，龙治普任协会理事长。随后，又注册成立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成为小贷运作主体。

　　这一系列变更背后，包含了龙治普团队放大资金规模的冲动。“就NGO这点钱放下去收回来，一直做不大，社会资金又吸收不进来”，龙治普说，中国目前公益小贷事业在很多地方仍由协会运作，但协会财产归全体会员所有，使得无人敢往里面投资。

　　盐池县小额信贷服务中心是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它仍然在民政注册，并属于非营利机构，但出资人的产权关系得到厘清，“出资人可以处置他的资产，比如中心关门的时候，出资人可以决定他的资金用来干啥。”

　　但吸引投资的愿景并未在服务中心身上获得实现。用龙治普的话说，“民办非企业走了两三年，还是走不动。”这样，在国家逐渐放开小额贷款的大气候下，转制为小贷公司就成为龙治普团队的不二选择。

　　“我们在2007年初就拿到了注册小贷公司的批文，当时国内第一批小贷试点区里面还没有宁夏，宁夏自治区金融办出去考察，考察了一圈回来后，发现眼皮底下有这样一家小贷公司，金融办主任很震惊，当即表态要支持我们。”

　　要转制为小贷公司，只有400万资金规模的龙治普团需要寻找新的投资人。至少，他们也要凑够一笔资本金，满足小贷公司的注册条件。

　　“后来找到一个大企业，拉来考察，给人家介绍，老板很有兴趣。到最后签订协议时，他说他把董事长当上，其他你咋搞都行。虽只轻描淡写一句话，他当了董事长，公司的决策权就没了，我们还不能被别人吃掉。”

　　龙治普果断拒绝了这次投资。随后，他转道嘉道理基金等NGO组织，并迅速达成合作。到2008年12月注册成立惠民公司时，龙治普团队让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为政府、NGO组织占比60%。

　　“最近，大家看到我们这是一条路，许多资金都想进来，我们要筛选。”龙治普向本刊记者透露，在众多资金中，他们已经有了心仪的对象。

　　守住资金公益性质才能守住公益小贷

　　1993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正式将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引入中国，杜晓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此后，茅于轼等多位经济学家在山西吕梁地区同步展开小贷试验，国外NGO组织亦入境开办小贷业务，由此拉开中国公益小贷的探索之路。

　　10多年过去了，除惠民公司获得自身发展，中国公益小贷整体日渐式微。

　　既然惠民公司走通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之路，为什么没有更多小贷公司走上这条路，或者走通这条路？

　　“为什么公益性小贷喊了十几二十年了，一直发展不起来？要看中国的公益小贷谁在做，妇联主席快退休了，扶贫办的主任快退休了，你去你去，去把这个小贷做一做。”

　　龙治普说起这些倍感焦虑：“虽说喊叫发展公益小贷，政策层面仅仅是允许你弄，至于税收优惠、批发资金等实际措施，都没有。国家层面好像把你这看作一种福利性质，打个擦边球，你要弄弄吧，反正弄不出坏结果。”

　　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困扰着茅于轼。4月10日，茅于轼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一直做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带有公益性质，但中国要发展小额信贷，要推动金融普惠，道路只能是进一步敞开金融业大门。

　　“所谓放开，就是私人资本能进入金融机构。”茅于轼说。

　　而一些私人资本开办的小贷公司，在现实操作中却背离小贷性质。对此问题，茅于轼亦予承认。本次受访中他也未给出私人资本实施公益小贷的可行路径。

　　龙治普团队的运作结论则是，守住了资金的公益性质，就守住了小贷的公益属性，但即便是公益小贷，也绝不能走慈善的路子。

　　“团队持有坚定的公益理念，股权结构体现并支持公益，治理结构相应又能保证公益运作，并遵循资金的规律走市场化路子。”龙治普说，这是中国发展公益小贷务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