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字当头，提高增长质量

　　我国追求“又好又快”的发展，须强调“好字当头”，2012年7.5%的年度增长速度规划目标，正是体现着这种政策姿态与导向

　　贾康

　　 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2012年的GDP增长速度目标设为7.5%。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者,我认为7.5%的目标其实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决策层和宏观调控部门在追求“又好又快”发展中突出和强调“好字当头”的导向。

　　 首先,年度7.5%的增长目标是一个“规划目标”和“引导性目标”,并不具备指令效力(这是若干年前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业已明确的指标定性)。2011年提出增长8%,实际运行结果是9.2%——这是从2010年10.4%的高位,柔性地回调来实现的,体现了通胀预期中经济适度降温的效果,既合乎宏观调控的总体意图,又避免了不少人曾担心的“硬着陆”现象。今年把速度目录再降低一些,只提增长7.5%,也不排除实际运行结果仍可能达到8%、或在8%以上,但“适当回调”的导向在两年间是前后一致、有政策连续性的。每年的目标下调一个台阶,有利于同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年均增长速度只设为7%的规划目标相衔接,其中主动回调、“有意为之”的特点相当明显。

　　 其次,为什么要主动回调增长速度目标？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前两步的增长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而按第三步走的中间目标“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要求,只需今后近十年间达到7%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这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主线”很好落实的较宽松环境,正可以突出“好字当头”——虽然实际经济运行可能仍高于规划指标。而有意识地把年度目标提得“保守”一些,主要是淡化大家对于“增长速度”的关注,以求更好地促使各方把注意力聚焦于提高增长质量。主动提出降速,反映的正是调控当局的信心,以及更高水准“统筹协调”的考虑。

　　 第三,“好字当头”为什么需要适当降低增速？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应当得到充分肯定,但其以往增长类型的粗放、由粗放所加剧的资源环境矛盾制约和压力、提升效益转变方式作了多年强调却进展迟缓的困境,已越来越具有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负面效应,威胁我国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和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高。为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追求“好字当头”的质量提升,就必须下决心适当调低一些速度,主动付出一点降速的“代价”,来换取效益和质量提高的实惠。

　　 第四,适当降速还有没有什么客观原因？除主动调低速度目标的前述“转型”、“求好”考虑外,确实也还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和规律的制约。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和工业化初中期,增长速度比较高,而进入较发达阶段和工业化中后期,增长速度便会比较低,如以“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来表示较合理的速度水平,一个经济体在“起飞”后的增长率曲线必然是“前高后低”的。中国总体而言仍有支撑今后二十年左右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相伴的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和基本因素,但潜在增长率的适当小幅回调,也是正常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我国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只规划为7%,便与此有关；至于顾虑今年欧债危机可能的不利影响,倒在其次。

　　总之,我国追求“又好又快”的发展,须强调“好字当头”,2012年7.5%的年度增长速度规划目标,正是体现着这种政策姿态与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