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与小微企业的成长（三）

　　张翔

　　“一切都变成了店铺”的“市场经济”

　　对于广交会与广州乃至珠三角经济生态的形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放在市场经济成长的漫长历史视野中观察。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将这种“巨大而复杂的网面”称为“例行性王国”，认为它们是“未入青史”的王国，但它们却是市场经济成长的关键基础。

　　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论述了交易会这种“例外的聚会”如何使“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成长起来。他说“谈到交易会，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城市，临时性的商业城市”。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观点来看，所谓的贝桑松汇兑交易会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的开张，是16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皮亚琴察许多年来始终是主宰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心脏”。实际上，决定西方物质生活的节奏的，不是热那亚这个城市，而是每年上百名商人在皮亚琴察的四次不引人注目的集会。这一事件标志着里昂的衰落和热那亚的崛起。

　　布罗代尔又指出，在城市（或称商埠）与交易会的对话中，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久而久之必然压倒交易会这种例外的聚会”。他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区分了店铺、集市和交易会。铺主“干干脆脆就是市场经济的因子”，店铺总是开着门的，长处是可以提供连续的交换；而集市每周才有一两次；商品交易会则发挥高级作用，定期举行，被大商人统治。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它所拥有的全部初级市场就是一大群销售平平的网点，“请你们将之想象为巨大而复杂的网面”，我们所称的交换经济始自这些多种多样的出口。生产是个大领域，消费也是个大领域，交换经济就铺展在二者之间。他将这种交换经济称为与“物质生活”相对的“经济生活”，与大商人统治的“资本主义”有区别。

　　布罗代尔把市场经济分为二个层次：低者是集市、商铺和商贩，高者是交易会和交易所。他重新强调了17世纪欧洲一段尽人皆知的、常规的历史，即商品交易会让位于证券交易所，让位于商场（商铺），换言之，连续不断的供应代替了间断的汇合。17世纪事实上也是店铺繁生之际，这是商业川流不息的另一胜利。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1607）谈及黄金时代的马德里时说，“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店铺。”

　　布罗代尔的这一历史分析的理论含义在于，他认为需要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根据他的分析，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物质生活领域（人们的日常起居生活、非正式的经济）、市场经济领域和资本主义领域。在市场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分工交换进行，往往带有浓厚的竞争性，而且在公开市场进行，相对透明，利润较低；布罗代尔认为的资本主义则是指少数的大工业家、商业家、金融家等进行经济活动的领域，垄断集中的程度较高，利润最高，交易相对而言也很不透明。

　　广州在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三十余年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与布罗代尔的理论形成有趣对照的重要案例。这里不做详细分析，只是简要指

　　出三个要点：其一，由国家计划设置的广交会机制，却衍生了以繁多的小商铺和批发中心为标志的市场经济。数十年来活跃于广州城区及周边、从事批发生意的众多小微企业主的成功故事，是以这种相对平等、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体制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了体制性的基础。虽然市场垄断的趋势也许不久之后会呈现，但至少目前看来相对平等的市场经济仍然蔚为壮观。其二，交易会与作为亚太商埠的广州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作为“例外的聚会”的交易会与“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和互动，这与布罗代尔总结的后者取代前者的欧洲历史故事很不一样。广州故事的核心乃是国家计划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对话、互补与共生。

　　其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广交会这种“例外的聚会”刺激广州“一切都变成了店铺”， 成为“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而且，“一切都变成了店铺”的商业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广州的城市化进程和开发模式。在全国大城市中，广州到处都是“城中村”的城市形态很少见，这是它与北京、上海非常鲜明的区别所在。这一区别有其历史原因，“广交会”及伴生的商业生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它们召唤了广州的“城中村”，给予了广州“城中村”存留的一个重要理由。

　　遍地店铺、“城中村”与社会平衡

　　此前广州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少进行整个地区的全面开发，而是因地制宜，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保留了不少原有居民的聚居区即“城中村”。这事实上也是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特征。广州亚运会前后的城市开发中，这些聚居区才开始逐渐全面拆迁的进程，例如珠江新城的猎德村和五羊新城的杨箕村等。

　　长期保留城中村的开发模式对于珠三角城市的社会平衡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是广州长期被视为打工仔（蓝领和白领）的幸福乐园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

　　一是城中村居民通过征地补偿、村集体经营、租房等多种途径获得了从事中小型经营的基础，在近年的全面开发过程中也获得了较为丰厚的补偿。这一模式在城郊开发过程中也被沿用，因而城郊的当地居民也在传统农业之外另有收入来源。这就使得广州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收入差距相对较少，本地居民的社会结构相对平衡。

　　二是城中村的普遍存在，使得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以广州为例，城中村的广泛存在，为广州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商品集散地提供了制度基础。相比广州全城皆为商品批发市场，浙江义乌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在广州新老城区，相当部分批发市场都是依托城中村发展起来的。这些城中村为各种从事商品流通的小企业提供了廉价而方便的经营条件，也为其员工提供了较为廉价的生活条件。在缺乏融入城市的公租房建设的情况下，城中村的社会功能无疑最为接近“公租房”，虽然它们是村民的个人物业或者村集体的物业。

　　蓝宇蕴在《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以广州珠江村（原型为天河区石牌村）为重点案例，分析了都市村社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和功能意义。她指出，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按征地政策的有关规定，国家征用一份土地，会给予村里相应数量的招工转居指标和补偿费，按理随农地征用完毕，农民也就不复存在；而事实上，虽然到90年代中期石牌村的农地已经征用完毕，但村庄并没有消失于城市之中，反而依托宅基地，在非农化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三个村子集中居住形成一个新的城中村。社区股份制与股份经济是村社共同体再组织的基础，这可以理解为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

　　蓝宇蕴没有将石牌村的村集体经济的具体形态与广州“一切都变成了店铺”的态势结合起来分析，但从她对石牌村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如何逐渐形成广州主要的电脑批发中心的商业生态圈。

　　石牌村并不在老或新广交会会址的直接辐射范围，但在它附近集中了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石牌村村委会敏感地把握了这一地理优势蕴含的商机，“投入大量征地款，利用多种形式发展更高层次的物业，如太平洋电脑城、……龙苑大厦、科工贸大楼等一大批物业，并投资珠江东路的改造，使之成为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租经济’与‘物业出租经济’的强村。”蓝宇蕴指出，这一“地租经济”模式与华西村、南街村、南岭村等非农化再组织的“工业村”模式很不一样。而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从广州因为广交会的长期存在而“一切都变成了店铺”这一点，才能充分理解这种区别。

　　另一方面，石牌村作为城中村的存在，为在天河电脑城等一大批商业旺地经营或工作的企业主、工人提供了廉价而方便的居住空间。人们的工作地与居住地距离之近，几乎类似于以往的单位社区。如蓝宇蕴指出，天河区是广州摩天大楼最为集中的新城市中心区，而石牌村又位于天河区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自不待言，但这里的房租却不会像摩天大楼那样高不可及。她感叹这里为人们的他乡创业提供了“承受得起的实实在在”的“家”，孕育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打工者“精神”，“不可避免地建构出一个积极而又富于温情的珠江村”。

　　而在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兴起的珠江新城，随着猎德村等几个城中村的全面拆迁，就不会再出现这种商业生态，而变成了与北京、上海的商业区毫无区别的“冷冰冰”的城区。可以说，珠江新城这一广州CBD的兴建，意味着广州城市化模式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也标示着广州的市场经济（带有草根气息的平等风格）进入了一个趋向集中和垄断的时期，而这种转变反过来也将会深刻影响到广州作为亚太商业中心的兴衰。

　　也就是说，在广州城市化的根本性转型已经启动的节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三十余年来广州成长为亚太商业中心的逻辑和轨迹，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智慧，充分考虑如何为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经济”在广州的继续发展创造条件，让广州继续成为小微企业创业者和打工者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