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史上被称“海滨邹鲁”

　　□本报记者齐榕刘云鹏/文林风/图

　　上周，本报“人文鼓楼·发现档案”刊发了福州史上书院林立、“路逢十客九青衿”的景象后，近日，一些“老福州”致电本报称，福州历史上不单是书院多，还是沿海文化昌盛之地，具有“海滨邹鲁”的美称，这和之前人们眼中福州是“蛮荒之地”、“蛮獠”之乡，没有多少文化的印象是完全不一致的。

　　福州为什么有着“海滨邹鲁”的美称，上周，在鼓楼区举办的闽都乡学讲习所内，文史专家卢美松就替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同时，对福州古文化颇有研究的古建筑设计师王勇坚也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解读。

　　朱熹曾为福州城西门大书“海滨邹鲁”四字

　　确实，福州在以前有“蛮荒之地”、“蛮獠”之乡的说法，不过，这是中唐以前的说法。卢美松解释说，福建包括福州在中唐以前是属“蛮荒之地”、“蛮獠”之乡，这个在《三山志》上有记载。

　　在《三山志》中，记者找到了这样的文字“户籍衰少，耕锄所至……阅五朝、隋唐，户口既蕃，衣冠始集”，说的就是当时山地尚未开发，人烟稀少的景象。

　　据卢美松介绍，有确切记载福建为“邹鲁”之地的，是《大唐故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该碑1980年7月出土于河南洛阳市老城东花坛之南。据碑文记载，管府君名元惠，平昌人。这段碑文就是管元惠在福州的惠政经历，在中唐以前，闽中之俗的确还少文儒之风，管元惠、李椅、常袞诸人相继“兴学劝士，文儒汇徵”，教化普施，“仍迂天私，聿敷朝化，诱彼闽越，终成邹鲁”。这就是闽越社会化为“邹鲁”的最早记录。这是关于福建在北方入闽官员治理下，兴教化育，移风易俗，终于大见成效的重要记述。这是福建号称“海滨邹鲁”的第一次明确的记述，有着特别的意义。

　　福建被称为“海滨邹鲁”，作为闽中首府的福州则更早，可以说是最早被称为“邹鲁”的地方。“在《八闽通志·人物·福州府·文苑》里有这样的记载：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这也是说福州与‘海滨邹鲁’具有同等意义的美誉。”王勇坚说。

　　卢美松则介绍，以前，朱熹还曾为福州城西门（当时的迎仙门）大书“海滨邹鲁”四个大字，挂在城楼上。这在何振岱的《西湖志》中曾经引用了一些旧志来介绍。

　　福州曾有“海滨四先生”执经讲学，课徒授业为闽学先驱

　　“而且以前，福州还有‘海滨四先生’的故事。”王勇坚说，“海滨四先生”指的是福州人陈襄、郑穆、周希孟、陈烈。

　　在宋时，许多学子痴迷雕饰之文，视儒家“知天尽性”为迂阔，陈襄、周希孟、陈烈、郑穆则注重儒家经典研究，坚持倡导儒家道统，广施教化。《宋史》就有记载：“四人者始相与倡道于海滨……谓之‘四先生’。”这就是“海滨四先生”说法的由来。

　　据《宋元学案》记载，当时，“四先生”孜孜讲道，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陈襄弟子达一千多人，郑穆门人亦达千数，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从陈烈学习者亦数百人。他们“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精研五经，明礼重义，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陈襄著有《古灵集》25卷，另有《易义》、《中庸义》、《郊庙奉祀礼文》、《州县提纲》等；周希孟著有《诗义》10卷、《易义》10卷、《春秋义》30卷，《杂文》2卷；陈烈著有《孝报经》3卷。后人称之为“古灵四先生学派”。蔡襄任福州太守时，专门聘请他们执经讲学，课徒授业，因此，这四人也被称为闽学先驱。

　　“福州文儒坊，旧名山阴巷，初名儒林坊，因郑穆居于此，改为文儒坊。”王勇坚说。

　　从“蛮荒之地”成为“海滨邹鲁”？专家：北方人士入闽有着巨大影响

　　据记载，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为什么作为中唐以前“蛮荒之地”的福建或者福州之后会成为“海滨邹鲁”？甚至后来的声望堪比一些文化发达的北方城市呢？文史专家们也做了详细的解释。

　　“应该说北方人士的入闽对福建的教化和文风习尚有着巨大影响。”卢美松说。据黄仲昭《八闽通志·秩官》和陈衍《福建通志·名宦》记载，“昌国初为蛮地，俗不知学。弥之教之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嚣。”这说的是，早在南朝刘宋元帝元嘉年间（424-453年），江左人阮弥之任昌国郡（即晋安郡，治今福州）太守时，福州设立学校教化民众，并有所成就，这也是福州地区作为闽中首邑开始布施教化的最早信息。卢美松说，福州人为感念阮弥之的功德，特建祠庙以祀之。

　　卢美松介绍，后来五代著名诗人学者黄滔曾任闽王王审知御史，他力劝王审知“宁作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也”，所以王审知的治理期间，一直“安民和众”。福建也因此进入中华文化范围，以至于后来居上。

　　有史书记载，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治闽，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在《三山志》卷8《公廨·庙学》、《新五代史·王审知传》卷68中都有记载。这些都证明，唐五代福建文教的发展是迅速而普遍的，其风俗一变而为齐鲁洙泗，儒学之兴盛独擅东南。

　　卢美松介绍说，福建成为被公认的“海滨邹鲁”其实是到了宋代，因为唐代福建虽有“邹鲁”之风俗，但尚不为世人所重，到了宋代才因“贤才之出，彬彬焉轶于唐”。到了宋代，北方传统文化受到游牧民族的反复扫荡。南方各地却因祸得福，由南宋朝廷的偏安而获得发展的机遇。所以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前后三次倡导兴办州学、县学，因此官学遍于郡县。南宋时期，福州、泉州更设宗学，以教育赵宋宗室子弟。南宋时，福建1府、5州、2军、58县全面建学，许多州县学还附设小学。福州共计办州县学14所，治城内集州学及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学于一城，规模庞大，养士最多。此外，宋代福建各地家塾、义斋、乡学、书社等各种私立学校广布于各地。福州地区尤为兴盛：“凡乡里，各有书社……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北宋崇宁年间，福州州学生员达到1200多人；大观年间，建州州学生员也在千人左右。这一点，《宋书·地理志》里也有记载，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传统儒学由众多学者继承发展，形成理学，至南宋由朱熹集其大成而为“闽学”。

　　据卢美松介绍，南宋时期，地方办学变为以书院为主，且多为民办，据统计，福建书院多达60所（一说80所）。福州因是八闽首府、文化精英荟萃之地，所以儒学最为发达，书院多达21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

　　由于教育盛况空前，特别是书院、官学发展，加上各种选举抡才的科目繁多，读书以求仕进者甚众。因此，“福建出秀才”被列为当时“天下第一”的社会奇观。宋代福州人由进士及第而入仕途者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清乾隆时徐景熹主修《福州府志》中有明确的描述，该书卷24《风俗》篇中说，福郡自宋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