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我们对中方的表态非常满意

　　杨燕青 严婷 孙卓

　　第一副总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足轻重的角色。按照惯例，这一位置一直由美国人担任。IMF春季年会期间，几乎每一场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rgard）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去年9月到任的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都同台在场。和其前任利普斯基（John Lipski）有所不同，利普顿的眼神极容易让人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一个形容词：鹰派。

　　也许是长期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经验，让利普顿具有这种特质。早在1993~1998年，他即是克林顿政府时掌管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经历并参与应对了当时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而更早在1989~1992年，他就是曾名噪一时而后因此毁誉参半的为俄罗斯和东欧开出“休克疗法”的萨克斯（Jeffery Sachs）团队一员。加入IMF之前，利普顿是奥巴马在白宫的特别助手。

　　由于架设机器，采访前我们在利普顿宽敞的办公室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有趣的是，当他从双边会谈中返回，我开玩笑说：抱歉我们占领了你的办公室（Occupy your office），这位“鹰派人士”脸上露出了温和而愉快的笑意。我们的问题比较尖锐，而他的回答十分精准、严密，在一些看似外交辞令的长句子背后，传递了需要传递的一切信息。

　　增资与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在春季年会期间，IMF如愿以偿获得成员国承诺增资总额超过4300亿美元。188个成员国分成三个队列：宣布出资金额；表示加入，但未承诺具体金额；不加入。美国属于第三个队列，你是否对美国方面的立场有所担忧？

　　利普顿：首先，我想说我们的会议非常成功，各成员国聚在一起讨论全球经济的重要议题，并讨论各国能为改善经济、支持增长、增加就业做些什么。我们做出了一些努力，也留下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谈到了美国，美国经济确实正在复苏，但问题是复苏有多强劲、能持续多久。美国也有问题需要解决，即需要削减其庞大的财政赤字。但问题也在于，如何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甚至不断加速。在未来数月内，美国需要在财政上做出一些决定：因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财政预算可能在明年就要自动削减。我们希望美国能够解决问题，做出理智的决定，并且在长期内采取可靠行动来控制债务。

　　日报：你认为美国是否会在明年初出现“财政悬崖”(fiscal cliff)的情况？

　　利普顿：按照立法和政治程序，到时会有一些自动调整措施，其中一些是针对立法到期的，一些是针对去年有关债务问题所作出的决定。针对所谓的“财政悬崖”是有一些措施的，美国政府也在此次会议中表明，他们愿意采取这些措施，从而为美国财政调整铺设一条实际的道路。

　　日报：对于美国在此次IMF增资事宜上的态度，你如何看待？

　　利普顿：很多国家都做出了贡献，包括很多亚洲国家。中国已经表示将会参与，但还需要一定时间来做出具体决定。很重要的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那些过去与IMF关系龃龉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做出了贡献，我认为这是我们此项努力获得强大支持的一大迹象。但我们理解，所有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问题，美国表示，由于今年是大选年，所以他们选择不参加此次增资。但美国依然是IMF的大力支持者，也是帮助欧洲解决危机的大力支持者。美国此前已指出，美国央行——美联储，已经通过货币互换支持了欧洲。因为欧洲银行业的问题之一就是获得美元融资来维持贸易与金融交易。

　　日报：可是货币互换与IMF双边贷款是完全不同的。

　　利普顿：是的，两者贡献不同，但都是贡献。货币互换是短期性质的贷款，支持银行系统运作确保银行业不阻碍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则通过IMF来做出贡献。人们提供帮助的方式并不都是一样的。

　　日报：中国表示“不会缺席”，但尚未公布具体注资金额，而这一金额可能会低于预期。你是否对此有些担忧？

　　利普顿：我们对中国的表态非常满意。我们从中方获得的信息是，中国将会参与IMF增资行动，但目前就具体出资金额的内部决策程序尚未完成，因此我们还不知道具体数额，中国将自己作出决定。但据我们所知，中国将会参与并作出显著贡献。

　　日报：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以及英国，正试图将增资与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联系起来。你认为这是不是明智之举？

　　利普顿：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首先，这些国家重视IMF份额改革非常值得理解。我们的成员国感到这是他们的机构，认为IMF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帮助那些与他们互相影响的国家。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此前承诺的治理改革，从而更好地给予成员国适当的话语权和投票权，包括那些还没有获得足够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关话题，但与增资计划是两个不同的议题。我们获得了很多国家的出资承诺，但他们也提出了其他担忧。各方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完成承诺过的改革，我们也是这么计划的。

　　日报：但美国恐怕不会在新总统上任之前批准这项改革，这至少要等到明年初。你对此怎么看？

　　利普顿：我们会竭尽所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国家来投票批准这项治理改革。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有所行动。美国已经表示，由于目前他们正在选举期，因此决定暂时不提交任何新的法案。但我们会敦促他们尽快通过，并尽快完成这项治理改革。

　　日报：你对此是否有信心？

　　利普顿：我相信这项治理改革一定会发生。

　　日报：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指出，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份额是IMF最重要、最根本的资金来源，IMF增加资源应主要以份额为基础。你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应在目前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更多份额？

　　利普顿：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首先，所有成员国决定推行治理改革，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完成这项改革。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确保IMF依然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我们现在的融资方式，是当我们看到经济面临风险加剧时，为某个特殊目的、在一段特定时期内筹集资金。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会寻求回到正常情况下的做法，即IMF的资源增加是与份额对应的。

　　日报：所以这4300亿美元的资源是特设（ad hoc）的？

　　利普顿：这是特设的，具体细节还在研究中。

　　日报：但这是一大笔资金。

　　利普顿：是的，这是一大笔资金。这笔资金用于一个特定时期，为了帮助我们应对未来数年内的风险。然后我们会转型为一个更为正常的情况，适当设定份额，反映出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

　　中国与欧洲

　　日报：上个月，中国央行将人民币日交易区间从中间价的上下0.5个百分点扩大至1个百分点。你认为这一举措是否足够？你认为中国未来还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利普顿：我认为中国此举是对经济再平衡以及允许汇率调整作为再平衡努力的一部分所跨出的重要一步。中国也表示，再平衡的努力将在很多年内持续下去，这将涉及到诸项政策调整，包括对居民收入和支出的支持，从而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加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体。这是一项需要花很多年、涉及多部分的过程。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也更快步地向前进。

　　日报：你如何定义“更积极”？

　　利普顿：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尽快取得再平衡，取得持续进展，这是重要一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

　　日报：这确实是一个长期而不容易的问题，但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IMF也取得了很大进步：IMF在4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中国中期内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的预测值从此前的7.2%下调至4%~4.5%。这一预测值对IMF评估人民币汇率而言意味深长。IMF是否依然认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未来是否会对人民币汇率的评估作出重大修正？

　　利普顿：我们还在研究中国经济和经常账户的发展，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几年内大幅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试图解决的是，这一降幅有多少来自中国所作出的调整，有多少来自世界经济放缓从而对中国商品需求的下降，其中有很多因素发挥作用。我们会继续研究，此后再得出正式结论。

　　日报：IMF会在今年6月得出结论？

　　利普顿：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项“多边”比较研究，试图了解世界经济的不同部分——包括美国的赤字、中国的盈余以及其他国家的因素，如何互相产生影响。然后我们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更一致地作出调整，这需要更多时间。在下个月我们就能对个别国家发表更多观点。

　　日报：你是否预计人民币会在近期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一篮子货币？

　　利普顿：去年我们对此有过一些讨论。让人民币尽可能广泛地在国际上更自由地使用，这是中国作出的重要努力，这对中国自身以及国际社会都有助益。我认为最终还是要由市场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是否愿意使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市场将最终决定人民币能在多大范围内被使用。

　　日报：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SDR的问题却不同，这是能够由IMF来决定的。

　　利普顿：是的。国际社会在去年10月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决定暂时让SDR维持原样。但我们欢迎中国采取行动来让人民币获得更广泛的使用，从而为人民币在贸易与金融中获得更多使用奠定经济基础。

　　日报：关于欧洲，你是否能提供一些信息来证明IMF目前为止为欧元区提供的救助计划能为欧元区带来增长，至少是带来一些增长的动力？

　　利普顿：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有着具体问题，我们与欧元区其他国家就他们的问题有过讨论。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削减财政预算赤字，并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让人们对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少疑虑。一些国家也在采取措施加强经济竞争力，因为欧元区一些外围国家的问题在于，他们让工资成本上升到了他们无法出口的地步。这些国家确实取得了进步。例如爱尔兰，在调整了成本之后看到了进口改善；葡萄牙，尽管实施时间还不长，但出口表现也已有所改善。如果看一下整个欧元区，这种政策组合——调整财政状况、解决银行业问题，并试图加强竞争力、加强出口，已经露出了改善的初步迹象，我们希望这最终能够取得成功。

　　日报：你认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是否应成为欧元区银行业资本重组的重要部分？

　　利普顿：对于欧元区的金融防火墙，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实施促进增长与就业的政策改革，这些措施能够足够强劲，就不需动用防火墙。因此，防火墙最终是加强信心，每个人知道，防火墙就在那里，一旦发生问题就可以使用，而各国需要采取足够措施来保证不会陷入这样深的困境中去。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巩固整个欧洲的银行业。目前为止采取的措施包括：私人部门的银行自行筹资，不过现在证明这很难，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可行；如果不能自行筹资，那么该银行所属国家的政府将会介入；我们一直在考虑是否需要第三种增援方案，即欧洲范围内的增援方案，当一国政府没有足够资源来支持他们的银行业时来提供进一步援助。如果预期让问题进一步恶化，对国家政府造成压力并损害其可信度，不如由欧洲金融防火墙提供一部分额外支持。现在，欧洲已经能接受对一国提供EFSF和ESM（即防火墙）借款来支持该国银行业的想法了，这是他们目前的政策态度。

　　日报：你对欧元区银行业的前景表示乐观？

　　利普顿：我认为欧元区银行业确实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欧洲也正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道路总是存在一些风险，时不时会浮现，使得市场对银行或一些主权债务丧失信心。由于银行业持有主权债务，也由于一国前景取决于该国政府对银行业提供的救助，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因此一国有必要双管齐下，同时解决银行业和财政问题。

　　日报：相比今年早些时候，现在你对于油价风险的担忧是否有所变化？

　　利普顿：我的观点没有太大变化。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的供给面干扰可能会让油价攀升，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我并不认为其概率很大。这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风险。那些大量进口石油的亚洲国家尤其是能源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必须要做好应对准备。

　　日报：基于你过去长期关于经济稳定、转型和全球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经验，你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利普顿：我最大的心得是，如果决策者们能够全心全力解决问题，他们就一定能够改善处境。因此我最终是非常充满希望的，如果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各国政府努力解决自身问题，全球经济将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新常态”。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旧常态”，因为正是旧常态中的种种坏习惯导致了如今这场危机。所以我很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新常态”，一个稳定而持续增长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