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璈西行漫记

　　刘诗平 《财经国家周刊》

　　张嘉璈促成了中行历史性变革，拉开了中国银行业迈向世界金融舞台的序幕

　　1928 年，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提议将北洋时代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这遭到了中行实力派张嘉璈的婉拒。随后新的中央银行成立，中行成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

　　中行如何实现转型？怎样更好地实现“引制”和“引智”？面对职能转变，张嘉璈决定西天“取经”。

　　1929年5月，张嘉璈开始了他的漫漫西行路，考察了18个西方国家的银行。正是这次旅程，促成了中行历史性的变革，拉开了中国银行业迈向世界金融舞台的序幕。

　　中行实力派

　　张嘉璈有足够的资本婉拒宋子文的改组提议。自日本留学回国时，张嘉璈热心政治，1913年进入中行任上海分行副经理后，决心在金融界深耕。

　　1916年，袁世凯政权悍然下令，要求中行对所发钞票及应付款项停止兑付，28岁的张嘉璈深知信用是银行的生命，因此“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与经理宋汉章一道，毅然拒绝执行。抗拒停兑令的成功，使张嘉璈名声大噪。受财政总长梁启超提携，1917年升任中行副总裁。在随后担任副总裁十余年间，张嘉璈积极扩充商股，避免了银行被官化的命运，在中行站稳脚跟，并成为银行界领袖人物。

　　与此同时，在政治大变局中，张嘉璈和他的银行家朋友陈光甫、李铭、钱新之一道支持国民革命，明里暗中给北伐军以经济援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张嘉璈执掌中行大权已是众望所归，而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羽翼未丰，正需要这帮财阀的支持。

　　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明确中行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由北平迁至上海。11月，张嘉璈、宋汉章、冯耿光、李铭、陈光甫当选中行常务董事，张嘉璈被推举为总经理，李铭则被财政部指派为董事长，改组后的中行由总经理主持一切业务经营事宜。至此，张嘉璈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的银行——中行的当家人。

　　张嘉璈不无自豪地写道：经过十六年奋斗，内扩展业务，外周旋抗御，幸将中行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行与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为中国组织最健全的三大机关，也是中国资本最大、最成功的民营股份公司。

　　当选总经理后，张嘉璈踌躇满志，决心把中行办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汇兑银行，不仅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而且有足够的实力与外资银行相抗衡。走出国门，“引制”革新，成为张嘉璈强大中行的当务之急。 漫漫西行路

　　1929年5月27日，张嘉璈一行从上海启程，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海外之旅。

　　张嘉璈此时出国考察，还因为南京政府统一中国后，国际商会正式邀请中国商会参加1929年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中国方面组成的代表团主席，正是张嘉璈。

　　张嘉璈一行由陆路前往欧洲。途经苏联、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参观了各国的中央银行，7月9日抵达阿姆斯特丹。第二天，出席国际商会第五届大会。张嘉璈在写给贝祖诒、李铭的信中说：“各国出席代表均是商界中人，认得几个朋友，将来到各国时有人招呼亦好。”

　　7月底，张嘉璈赴布鲁塞尔、巴黎，8月初抵达伦敦。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汇兑与调拨款项，多由伦敦的银行经手。中行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为准备日后代理政府外债起见，亟需在伦敦设立机构，而且当时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机构不受限制，只须向英国财政部注册领取许可证即可。

　　张嘉璈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在这里设立中行的分支机构。他首先走访了伦敦的各家日本银行，日本银行的海外拓展经验无疑对中行有借鉴作用。考察后的实情令他大吃一惊：伦敦金融机构林立，银行竞争激烈，除横滨正金银行因经理日本政府外债有盈余之外，其他日本银行均告亏损。

　　有鉴于此，张嘉璈在8月8日写给贝祖诒等人的信中说，中行的分支机构“最初开支宜力求缩小，若一时无生意，可藉此培养人才”。

　　打定主意后，张嘉璈专程拜访了英国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总裁，洽商在伦敦设立中行分支机构事宜，很快得到肯定答复，中行随即着手筹设。

　　9月初，张嘉璈拜访了伦敦的一些著名商业银行，考察其分支行管理及人事管理。随后，张嘉璈再度访问荷、比、法，并赴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继续考察各国银行制度，同时接洽中行的通汇银行。

　　张家璈马不停蹄地参观考察，以致累得痔病发作，只好前往德国住院治疗。甫一出院，张家璈即赶往伦敦准备经理处开业事宜。

　　11月4日，3间办公室、5名职员的中行伦敦经理处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金融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开始。

　　随后，张嘉璈访问了英国五大行之一——密特兰银行，延聘该行副总会计师尼克尔为会计顾问，协助中行改进会计制度；接着访问英国银行学会，延揽学会副秘书长格雷担任中行的调查及研究工作。12月初，张嘉璈赴德考察，对德国银行与工业部门的关系密切印象深刻，并延聘德国达姆斯特银行外汇部副部长罗德瓦尔德，担任中行国际汇兑业务顾问。

　　1930年1月，张嘉璈结束欧洲之行，乘船赴美，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继续考察。张嘉璈称赴美考察目的有二：一为考察美国各大银行内部组织及各部门之间的关联与合作，二是接洽通汇银行，委托为国外代理行。在美国，张嘉璈感叹银行分层负责之彻底，以及遍设分行将服务送到顾客门前。同时，美洲银行重视存款及贷款小户，与小户共成长，也令张嘉璈印象深刻，认为“足资借鉴”。

　　2月，张嘉璈赴温哥华，敲定加拿大商业银行为中行的国外通汇代理行后，即乘船赴东京，落实在日本设立分行事宜。日本作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国，中行曾向日本政府申请过在日设立分行，但因中行是国家银行，一直未获许可。张嘉璈提出，中行如今已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相同，要求在工业城市大阪设立分行，最终如愿以偿。

　　3月15日，张嘉璈乘船回国，19日抵达上海，结束了长达 十个月的旅程。

　　大刀阔斧的改革

　　“出国目的，为研究各国银行的进步，以为中行改革的借镜。”张嘉璈回国后在中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如是说。

　　考察回国后，张嘉璈主持对中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学习和引进国外银行的会计制度，是张家璈出国考察的中心任务之一。1929年11月，尼克尔获聘中行会计顾问后，当即前往上海，与中行总管理处总账室主任刘攻芸一道，对会计制度进行改革，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借贷记账法。中行新的会计制度，不仅为国内其他银行陆续采用，也带动着其他行业推行新式记账方法。

　　1930年3月，罗德瓦尔德来到中国，出任中行国际汇兑业务顾问，与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一道筹设国外部。4个月后，国外部成立，贝祖诒兼任经理。中行在总行设立国外部，为国内银行首创，同样为后来经营外汇业务的同行所效法。

　　随后，格雷来华，担任中行经济研究室代理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同时中行聘请留学归国人员充实研究力量，《中行月刊》、《金融统计月刊》等一系列刊物陆续创刊。中行研究室成为国内学术性研究权威机构，为中行赢得信誉。

　　参照各国银行的组织制度和中行的发展目标，张嘉璈对中行总部的机构设置加以改革；同时，广设分支机构，开始了同一个城市设立多个营业网点的历史，并提出“顾客是第二股东”的口号，着力改变官僚衙门作风。

　　与此同时，参照各国银行的人事制度，张嘉璈对中行的人事制度进行了改革。由过去用人偏重乡土人才及经验阅历，转为注重录用专门人才。过去的长袍马褂普遍换成了毛料中山装或西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张嘉璈西行考察，是中行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不仅设立了伦敦经理处，而且与英美多国银行建立直接通汇和代理关系，为开展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建立了全球网络。一次旅程，成就了中国银行业走向世界金融中心舞台。

　　同时，通过“引智”和“引制”，在改革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规模与资本，还是业务与管理，中行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大、最好的银行。

　　“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张嘉璈的这种抱负，也体现在他想要建造的银行大楼上。他自述道：“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之欧美银行相抗衡，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

　　1930年，中行购地存钱，打算建总行大楼。上世纪30年代，由西方建筑师设计的上海外滩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剪影已经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正是几年后由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