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管理

　　陈晓晨

　　上周，中美两国在北京如期举行了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双方讨论了一系列问题，话题比前三轮更多。温家宝总理将这次对话形容为“富有成果”、“有些有重大突破”。

　　然而，聚焦并不全在会场之内；场外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使人们更关注这次对话。中美对话之前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南北苏丹战争，都给这次对话添加了场外因素。

　　这些场外事件有两个共同特点：吸引眼球，引发媒体关注；而事件本身虽牵涉双方利益，但都并非核心利益，在战略意义上算是小事。如此，就给中美双方带来了两难：置之不理，则难平舆论；处置不当，又会干扰对话，因小失大。

　　笔者认为，此次中美两国政府较好地“管理”了这些场外突发事件。一方面，场内的高层对话没有受到过多干扰；另一方面，场外事件基本都向平稳、良性方向发展。

　　在此笔者进一步建议，应当建立这样一种“分流机制”。在管理学中，我们常讲，管理者要抓大放小：抓住20%的重大问题，将其余80%交给下属。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理念引入到中美关系的“管理”中。

　　在中美对话的大框架下，应设立更多常态化的低层次对话机制，以处理小事；而将S&ED视为战略问题的高层对话主渠道。如此，则主次分明，两全其美：既不因非核心利益干扰双方就各自核心利益的对话，又保证有足够时间处理非核心利益上的分歧。这是此次对话留给我们的启示。

　　为什么这种“分流”非常必要，乃至应当机制化？

　　因为这有助于消解一个根本矛盾：崛起的国家将与现有的霸权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这是西方人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史总结出的一条“历史宿命”，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最大担忧。然而，这种宿命论似是而非。真正回溯欧洲史，我们经常看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纷争都起源于极小的事件。如果当初管理好这些小事件，历史或许并非只有冲突这一个剧本。

　　美国外交界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当前的中美关系比作百年前的英德关系。既然是以史为鉴，我们也需全面看待历史：德国当年为其“跟班”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利益盲目地开空头支票，最终只好事后埋单。塞尔维亚本与德国八竿子打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被一桩当事国“跟班”的非核心利益引爆的。

　　“老大”身后必有“跟班”，这是人际关系的规律。然而，如果“跟班”行为不当，狐假虎威，则会给“老大”带来麻烦。在国际关系中，情势也大抵如此：大国必须要约束自己的盟国，以及对其有过高期望的人。一些事情，对“跟班”来说可能确实是大事，但在“老大”眼里则是小事，不值得为此付出过高成本。

　　回到当下的中美关系上来。国务委员戴秉国表示，希望中美两国打破大国必然冲突对抗的所谓“历史宿命”。为了避免对抗，就要减少根本利益分歧。而如何减少根本利益分歧呢？就是要一“堵”一“疏”：“堵”，将低级别的利益冲突排除在双边高层关系之外；“疏”，通过常态、专业的对话机制，处理非核心利益分歧，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盟友众多的美国也应加强对其“跟班”的管束，不给他们开空头支票。这样，也能打消这些“跟班”对美国的过高期望，有助于和平解决冲突，最终也对他们自己有好处。

　　这次中美对话的另一个启示，应该留给那些想“借力打力”的第三方。

　　在一些人或一些国家的心目中，美国是他们的“保护神”。美国是推行普世价值的使者；美国是他们的盟友；美国还是国际事务的仲裁者。这种把美国“图腾化”的思维相当普遍，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问题是，这个“图腾”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它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担忧。

　　当下，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相当纠结：中国既是美国的海外利益所在，又是美国最大的担忧之一。因此，在美国小心处理对华关系的大局下，其他的小事要么作为对中国的筹码，要么就得为大局让道。美国政治家和对外关系团队具有全球战略视野，站得高、看得远，不会为眼前一隅的事件过于投入。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怨念“美国在关键时刻靠不住”的根本缘由。美国能在大局压力下放弃穆巴拉克——追随美国30余年的铁杆盟友；今后，也难保不在大局权衡下放弃某东南亚盟友。

　　在中国，不同职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有一个难得的共识：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其实，对美国来说，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两国的大部分理性人士都希望，中美能够和平相处。

　　然而，中美有那么多利益分歧，要想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加强对这些分歧的“管理”，正视它们，不要让它们干扰中美关系大局。其解决方案，就是笔者本文提出的“分流机制”，把中美关系有效“管理”起来。（作者系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