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给中国商人的忠告

　　文/李国卿

　　新德里市中心，Connaught Place。

　　满大街都是三轮“突突”，要找辆看上去能打表、给发票的出租车真是不容易。和萨奇布约11点见面，提前1小时出来，看来时间估算得有点紧张。

　　曹可臻终于拦住一辆“面的”，车顶上刷着“Radio Taxi”。往里面看，车况不错，前面有表。

　　小曹递给司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要去的地址。

　　“500！”司机开始报价。

　　“打表！”

　　“400！”

　　“打表！”曹可臻坚持。

　　司机无奈地一挥手，请我们上车。

　　路还真不近，没怎么堵车，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计费显示：171卢比(人民币约22块钱)。我掏出200，司机二话没说，找我29。

　　“你能给我一张票吗？”小曹的语气不再强硬，连说了好几遍。

　　司机两手一摊，表示听不懂。

　　见到萨奇布说起这件事，他说德里的出租车就这样，看你是外国人或者东北部来的人(为什么歧视东北人？)，就会要价高一点。不过如果你不同意或者了解行情，他们也不会坚持强买强卖，其实很朴实。想想也是，至少我们就没被绕路—曹可臻的手机一直开着GPS。

　　这是我们到印度的第二天，一切懵懂。

　　穆罕默德·萨奇布，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ICEC)秘书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印度投了赞成票。之后，印度商务部长委托当时在拉吉夫·甘地基金会工作的萨奇布到中国考察市场和发展情况。考察结束后，萨奇布就组建了现在的ICEC并担任秘书长。他任职过的两个组织都属于国大党背景的NGO。

　　(G=《全球商业经典》)

　　(S=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

　　G：昨天我们参观了德里历史悠久的Khurshid Market，发现那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产自中国。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印经济交流的情况？

　　S：现在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增长了很多，非常非常多。但是印度从中国获得的还都是些很便宜的商品，没有科技含量。

　　G：对，那个市场里都是些低档货。

　　S：关键在于，这让印度人认为，中国生产的都是一些价格便宜、质量很差的东西。其实除了低档消费品，还有很多企业向中国进口机械产品，这块市场在印度增长也很快，并且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人们也知道了，就算你从日本韩国进口机械设备，其实还是在中国生产的。可是对这部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在印度市场的推广，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双方都做得很不好，而这方面的增长对于两国今后又都非常重要。

　　G：通过昨天的了解，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印度市场的巨大需求。另外，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和印度有关。中间商都是印度人，他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在同类商品中总是更愿意对那些价格最便宜的下订单。但我们发现，即便是这么便宜的东西，竟然也都是贴牌，没有一个中国品牌。昨天在市场里遇到一个卖玩具的小伙子，他现在通过中间商批发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接下来他准备自己去中国进货。但我们想，有没有可能，将来这些产品直接在印度生产？现在经济学家说得很多的一个话题不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印度的人口红利时代开始”吗？我们暂且这样讲，中印两个邻国，在各自“人口红利时代”前后交替的阶段，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和方式？

　　S：这个判断很重要。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增加，印度的成本却在下降，主要因为它的汇率比原先降了很多。但是两国相比，中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很多优势。我知道印度有一些生产地板的企业，开始就是在中国买一个厂，然后生产、贴牌再运回印度；现在他们把中国的厂子关了，回到印度生产，但还是要采用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所以同样道理，如果中国企业到印度来，肯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G：其实这也是基于过去30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周边的“亚洲四小龙”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后来当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它们就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未来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在中印之间产生？

　　S：这确实很重要，但到目前为止，两个国家做得都不太好。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印度就有很多中小企业想通过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没有做好的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体制、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算是印度人自己，要做好生意也不容易，有各种民主、工会之类的问题，自己人做都很难，更何况是外国人？而对中国来说，它也没有多少在国外的经验，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面生产，然后卖到外面去。从国际上来看，中国人很少有在外的直接投资。所以中国人在印度工作得也不是很开心。如果单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韩国、日本、美国的企业在印度可以做好而中国不可以？第一个原因当然还是与体制相关，这使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信非常缺乏；再者，中国人总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来做，不给当地人授权，这使信任感更难建立。

　　G：您刚才提到了韩国和日本的企业，我们知道三星、丰田都在印度有投资和建厂，而中国除了低端的日常消费品，也有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在印度，就您所了解，这一类中国企业和那些成功的日韩企业，他们之间有什么差距？

　　S：华为在印度的效益很好，但它们的行业特殊，只需要和三四个客户打交道。

　　G：也许华为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可以比较联想和三星，他们有很多同类产品，但在印度人心目中，这两个品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S：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品牌，除了中国铁路、上海能源之外，所知不多，因为它们和这里的市政建设有联系，所以印度人知道多一点。

　　G：海尔怎么样？

　　S：海尔还好。

　　G：TCL呢？

　　S：TCL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波导手机卖得还可以，但它是被进口商引进的，不是波导自己来的。品牌在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品牌在这里还要花很大的力度去加强。

　　G：它们的问题，主要是方法上还是意识上的？

　　S：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印度人到中国都买最便宜的，结果不耐用，所以形象就很差，后面进来的中国企业也受连累。其实日本企业最开始来印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印度人对日本产品的印象开始也很差，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地提升起来了。

　　G：日本品牌刚进印度是在什么时候？

　　S：四五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产品也是你们说的那种“山寨”，但后来日本人很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到现在仍然没有这个意识。

　　G：除了市场因素，中印之间的经济交流还经常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过程非常曲折。前一段时间，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带着一个印度企业家团访问了浙江，双方都有很好的意向。本来浙江准备立刻组团回访古吉拉特，但是后来发生了—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义乌的事件，然后印度媒体就说印度政府拒绝了浙江人的访问要求。你是否了解这件事？

　　S：莫迪访问浙江就是我们安排的。

　　G：你们？

　　S：对，我们ICEC。浙江的访问没有被政府拒绝，那是一个假新闻。但义乌事件确实对他们有影响。本来四川和重庆也有经贸团要来访问，正常情况下应该早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拖延了。

　　G：那这是谁造成拖延的，中国方面还是印度政府？

　　S：都不是。因为你们那时候要开“两会”，这些省份想以后事态平和一点再说，不想在“两会”期间挑起国际话题上的事端。

　　G：你刚才讲，ICEC策划组织了莫迪访问浙江，能讲讲这个过程和其中的一些想法吗？

　　S：ICEC是一个NGO，主要工作就是增强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古吉拉特邦的行政风格在印度是最务实的，它在印度的排名，工业制造第一，政策环境也是第一，首席部长的发展眼光也很长远，他一直想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

　　G：中国的报道说这个邦像我们的广东。那莫迪这次访问的成果会不会受义乌事件的影响？

　　S：义乌这件事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印度人认为，错误可能更在于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确实很多印度人到义乌去就是想不付钱把东西先拿过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对此的规定也不是很严格。

　　G：这种小商品批发先拿货、后付款的方式在浙江商人中一直很常见，除非有纠纷法律才会介入，大概法律也希望这样能鼓励他们多做生意吧。其实中国商人在印度也经常抱怨，主要是印度的政策对于外商投资没有倾斜，一直说改革实际却不开放，你怎么看？

　　S：外商投资在这里还是蛮开放的，但国外公司和印度公司是平等的。中国可能会对外国公司有倾斜，这里是平等的，交同样的税。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有拿到工作签证不是特别容易。

　　G：他们抱怨的主要不是市场不开放，而是政策不开放。

　　S：这里的政策对于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都是一样的。虽然印度还没有像中国那样开放，但是慢慢地也在开放。不过不管怎样，在政策上的倾斜印度是不太可能像中国那么大的，但是对外开放的地区和领域会越来越多。

　　G：不管怎么抱怨，商人总是务实的，他们会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真实判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对印度产生兴趣，今天早晨，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遇到4个从上海来的商人，到印度销售纺织机械，因为他们看好印度纺织工业的崛起。你们当然会接触到更多对印度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在你的了解，中国企业初来印度，最需要注意和被提醒的问题有哪些？你对他们会有哪些忠告？

　　S：第一还是要了解这里的体制特点，在中国，政治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在这里，政治家说什么不一定就真的实行，不要看到报纸上写什么就相信什么；第二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合伙人。但是，找到正确的合伙人很难，那至少要懂得用好当地的咨询公司。中国企业来印度都能发现很多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而且他们又不太愿意接受印度人的建议，主要还是因为缺乏信任。印度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都不同，什么都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服装、不同的信仰……，连我这个印度人，从德里到孟买，或者班加罗尔，不像出差，更像是出国。印度不是一个国家，印度是“一堆”国家。为什么美国公司、日本公司能做得好，因为他在印度使用当地咨询公司，他只需要告诉咨询公司6个月我要建一个工厂，然后咨询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备选方案。但是中国人就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喜欢权力集中，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中国人经常花10万块钱自己做市场研究，其实找当地的人只要花1万5千块钱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所以这第三个忠告就是：不管你来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顾问。

　　G：当地的顾问！

　　S：对，不要所有事情都自己做。还有最后一个要注意的，政治家不重要，但是公务员很重要。政治家经常换来换去。公务员是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长期任职的，他们才是掌握具体办事流程的人。你们中国人常讲，(办事的)小鬼最难缠，把他们搞定就行。但要搞定他们，你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可信的印度朋友来帮你。“关系”在中国很重要，在印度，可能更重要。

　　G：更重要？

　　S：是的，可能更重要。有了解情况的印度朋友帮助，在这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很多中国企业来印度都想让我们介绍省长认识，其实省长没什么用处。有一个辽宁做电器的企业，他们老板来过一次，见了省长，大概谈得不错，回去后派来一个人做详细的调研。那个人调研结束给老板提交了一个报告，其中涉及一些事情与省长承诺的不同，他老板怎么也不相信—省长说过的话都不算数？—这就是根本不明白这里的政治体系，又连自己派来实地调查的人都不相信，全靠自己在家拍脑袋。所以一定要让懂得印度的人来做这里的决定。

　　G：我也想让你介绍省长。

　　S：啊？

　　G：你安排莫迪去浙江，那你和他很熟。

　　S：非常熟。

　　G：他在印度政坛是个传奇人物，中国也有很多人听说过他，我们也想和他谈谈他去浙江这件事。

　　S：这没有问题。今天晚上我就给他写邮件，明天周一一上班他就会看到，看他的时间安排。

　　G：那我们等你的消息。谢谢。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萨奇布约我们在印度原住民中心的“Delhi O’Delhi”吃饭，他还约了国航在印度的Country Manager赵全祯和一位正在德里学习印度舞的中国姑娘Uma Li，ICEC的机关刊物《印度-中国新闻纪事》曾经写过这位姑娘的故事。赵全桢和李小姐刚一落座，萨奇布就替莫迪游说，问国航能不能开一条从中国直飞古吉拉特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的航线。赵扭过头无奈地用中文对我说：每个邦都想让我们开直航！

　　开始是因为莫迪在乡间调查，后来是“金砖五国”峰会，直到离开印度，我们和莫迪的采访时间也没有定下来。归国行程临近，最后我们决定从加尔各答飞戈勒克普尔，从印度北方边境经尼泊尔回国。在新德里机场等待中转时，我们看到《印度斯坦时报》当天大字标题的新闻，说是调查已经表明，莫迪本人与十年前他所属的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党派涉嫌屠杀穆斯林的恶性丑闻无关。

　　顺便介绍一下背景。在德里的时候，Ajay Raman就提醒过我们，莫迪是政治明星，但他名声不好，因为他是“大印度主义者”—这个“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对穆斯林不太友好。所以印度很多国大党省长虽然是莫迪的朋友，但一到选举都避之唯恐不及，怕丢了穆斯林的选票。

　　我们刚回来一周，萨奇布也来到北京，这回换成我们请他吃饭。边吃边谈起《印度斯坦时报》的那则新闻，萨奇布说当年的事件应该和莫迪没有关系，那时莫迪履新不久，资历尚浅，主导不了局面。并且这次来中国前他刚和莫迪见了面，莫迪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多独到的想法，与ICEC有多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出色的领导人。

　　“而且，莫迪就是下届印度总理。”

　　我停止了咀嚼。虽然以前也看过很多对莫迪政治前景的分析，但下一届“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总理就这样被萨奇布在北京的烧烤店宣布当选了，效果还是很震撼的。更震撼的是，面对面听他说完，我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我：这是真的。

　　为了“报复”他没有安排好我和下届印度总理的会面，我鼓动曹可臻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你本人是穆斯林，而莫迪就算与屠杀无关，但他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这对你们的关系没有影响吗？”

　　萨奇布非常坦然：“作为个人，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想法，就像莫迪也有他的个人倾向。但我和他的合作是工作关系，在工作领域是很好的伙伴，这与我们各自心里怎么想没有关系，当然也不会改变我们各自心里的想法。

　　“你知道，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

　　G：昨天我们参观了德里历史悠久的Khurshid Market，发现那里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产自中国。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印经济交流的情况？

　　S：现在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增长了很多，非常非常多。但是印度从中国获得的还都是些很便宜的商品，没有科技含量。

　　G：对，那个市场里都是些低档货。

　　S：关键在于，这让印度人认为，中国生产的都是一些价格便宜、质量很差的东西。其实除了低档消费品，还有很多企业向中国进口机械产品，这块市场在印度增长也很快，并且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人们也知道了，就算你从日本韩国进口机械设备，其实还是在中国生产的。可是对这部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在印度市场的推广，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双方都做得很不好，而这方面的增长对于两国今后又都非常重要。

　　G：通过昨天的了解，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印度市场的巨大需求。另外，中国商品的质量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和印度有关。中间商都是印度人，他们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在同类商品中总是更愿意对那些价格最便宜的下订单。但我们发现，即便是这么便宜的东西，竟然也都是贴牌，没有一个中国品牌。昨天在市场里遇到一个卖玩具的小伙子，他现在通过中间商批发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接下来他准备自己去中国进货。但我们想，有没有可能，将来这些产品直接在印度生产？现在经济学家说得很多的一个话题不就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印度的人口红利时代开始”吗？我们暂且这样讲，中印两个邻国，在各自“人口红利时代”前后交替的阶段，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和方式？

　　S：这个判断很重要。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增加，印度的成本却在下降，主要因为它的汇率比原先降了很多。但是两国相比，中国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很多优势。我知道印度有一些生产地板的企业，开始就是在中国买一个厂，然后生产、贴牌再运回印度；现在他们把中国的厂子关了，回到印度生产，但还是要采用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所以同样道理，如果中国企业到印度来，肯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G：其实这也是基于过去30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周边的“亚洲四小龙”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后来当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它们就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相结合。未来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在中印之间产生？

　　S：这确实很重要，但到目前为止，两个国家做得都不太好。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印度就有很多中小企业想通过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没有做好的原因在于两个国家的体制、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算是印度人自己，要做好生意也不容易，有各种民主、工会之类的问题，自己人做都很难，更何况是外国人？而对中国来说，它也没有多少在国外的经验，最熟悉的是在自己家里面生产，然后卖到外面去。从国际上来看，中国人很少有在外的直接投资。所以中国人在印度工作得也不是很开心。如果单从中国的角度来分析，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为什么韩国、日本、美国的企业在印度可以做好而中国不可以？第一个原因当然还是与体制相关，这使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互信非常缺乏；再者，中国人总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来做，不给当地人授权，这使信任感更难建立。

　　G：您刚才提到了韩国和日本的企业，我们知道三星、丰田都在印度有投资和建厂，而中国除了低端的日常消费品，也有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在印度，就您所了解，这一类中国企业和那些成功的日韩企业，他们之间有什么差距？

　　S：华为在印度的效益很好，但它们的行业特殊，只需要和三四个客户打交道。

　　G：也许华为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可以比较联想和三星，他们有很多同类产品，但在印度人心目中，这两个品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S：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品牌，除了中国铁路、上海能源之外，所知不多，因为它们和这里的市政建设有联系，所以印度人知道多一点。

　　G：海尔怎么样？

　　S：海尔还好。

　　G：TCL呢？

　　S：TCL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波导手机卖得还可以，但它是被进口商引进的，不是波导自己来的。品牌在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品牌在这里还要花很大的力度去加强。

　　G：它们的问题，主要是方法上还是意识上的？

　　S：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印度人到中国都买最便宜的，结果不耐用，所以形象就很差，后面进来的中国企业也受连累。其实日本企业最开始来印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印度人对日本产品的印象开始也很差，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地提升起来了。

　　G：日本品牌刚进印度是在什么时候？

　　S：四五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产品也是你们说的那种“山寨”，但后来日本人很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到现在仍然没有这个意识。

　　G：除了市场因素，中印之间的经济交流还经常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过程非常曲折。前一段时间，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带着一个印度企业家团访问了浙江，双方都有很好的意向。本来浙江准备立刻组团回访古吉拉特，但是后来发生了—你可能也知道—就是义乌的事件，然后印度媒体就说印度政府拒绝了浙江人的访问要求。你是否了解这件事？

　　S：莫迪访问浙江就是我们安排的。

　　G：你们？

　　S：对，我们ICEC。浙江的访问没有被政府拒绝，那是一个假新闻。但义乌事件确实对他们有影响。本来四川和重庆也有经贸团要来访问，正常情况下应该早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拖延了。

　　G：那这是谁造成拖延的，中国方面还是印度政府？

　　S：都不是。因为你们那时候要开“两会”，这些省份想以后事态平和一点再说，不想在“两会”期间挑起国际话题上的事端。

　　G：你刚才讲，ICEC策划组织了莫迪访问浙江，能讲讲这个过程和其中的一些想法吗？

　　S：ICEC是一个NGO，主要工作就是增强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古吉拉特邦的行政风格在印度是最务实的，它在印度的排名，工业制造第一，政策环境也是第一，首席部长的发展眼光也很长远，他一直想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

　　G：中国的报道说这个邦像我们的广东。那莫迪这次访问的成果会不会受义乌事件的影响？

　　S：义乌这件事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印度人认为，错误可能更在于印度人而不是中国人，确实很多印度人到义乌去就是想不付钱把东西先拿过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对此的规定也不是很严格。

　　G：这种小商品批发先拿货、后付款的方式在浙江商人中一直很常见，除非有纠纷法律才会介入，大概法律也希望这样能鼓励他们多做生意吧。其实中国商人在印度也经常抱怨，主要是印度的政策对于外商投资没有倾斜，一直说改革实际却不开放，你怎么看？

　　S：外商投资在这里还是蛮开放的，但国外公司和印度公司是平等的。中国可能会对外国公司有倾斜，这里是平等的，交同样的税。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这里的工作环境，还有拿到工作签证不是特别容易。

　　G：他们抱怨的主要不是市场不开放，而是政策不开放。

　　S：这里的政策对于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都是一样的。虽然印度还没有像中国那样开放，但是慢慢地也在开放。不过不管怎样，在政策上的倾斜印度是不太可能像中国那么大的，但是对外开放的地区和领域会越来越多。

　　G：不管怎么抱怨，商人总是务实的，他们会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真实判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对印度产生兴趣，今天早晨，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吃早餐的时候我们遇到4个从上海来的商人，到印度销售纺织机械，因为他们看好印度纺织工业的崛起。你们当然会接触到更多对印度感兴趣的中国企业，在你的了解，中国企业初来印度，最需要注意和被提醒的问题有哪些？你对他们会有哪些忠告？

　　S：第一还是要了解这里的体制特点，在中国，政治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在这里，政治家说什么不一定就真的实行，不要看到报纸上写什么就相信什么；第二就是要找到合适的合伙人。但是，找到正确的合伙人很难，那至少要懂得用好当地的咨询公司。中国企业来印度都能发现很多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而且他们又不太愿意接受印度人的建议，主要还是因为缺乏信任。印度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都不同，什么都不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服装、不同的信仰……，连我这个印度人，从德里到孟买，或者班加罗尔，不像出差，更像是出国。印度不是一个国家，印度是“一堆”国家。为什么美国公司、日本公司能做得好，因为他在印度使用当地咨询公司，他只需要告诉咨询公司6个月我要建一个工厂，然后咨询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备选方案。但是中国人就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喜欢权力集中，不接受别人的建议。中国人经常花10万块钱自己做市场研究，其实找当地的人只要花1万5千块钱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所以这第三个忠告就是：不管你来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顾问。

　　G：当地的顾问！

　　S：对，不要所有事情都自己做。还有最后一个要注意的，政治家不重要，但是公务员很重要。政治家经常换来换去。公务员是通过考试进入政府长期任职的，他们才是掌握具体办事流程的人。你们中国人常讲，(办事的)小鬼最难缠，把他们搞定就行。但要搞定他们，你就必须有一个非常可信的印度朋友来帮你。“关系”在中国很重要，在印度，可能更重要。

　　G：更重要？

　　S：是的，可能更重要。有了解情况的印度朋友帮助，在这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很多中国企业来印度都想让我们介绍省长认识，其实省长没什么用处。有一个辽宁做电器的企业，他们老板来过一次，见了省长，大概谈得不错，回去后派来一个人做详细的调研。那个人调研结束给老板提交了一个报告，其中涉及一些事情与省长承诺的不同，他老板怎么也不相信—省长说过的话都不算数？—这就是根本不明白这里的政治体系，又连自己派来实地调查的人都不相信，全靠自己在家拍脑袋。所以一定要让懂得印度的人来做这里的决定。

　　G：我也想让你介绍省长。

　　S：啊？

　　G：你安排莫迪去浙江，那你和他很熟。

　　S：非常熟。

　　G：他在印度政坛是个传奇人物，中国也有很多人听说过他，我们也想和他谈谈他去浙江这件事。

　　S：这没有问题。今天晚上我就给他写邮件，明天周一一上班他就会看到，看他的时间安排。

　　G：那我们等你的消息。谢谢。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萨奇布约我们在印度原住民中心的“Delhi O’Delhi”吃饭，他还约了国航在印度的Country Manager赵全祯和一位正在德里学习印度舞的中国姑娘Uma Li，ICEC的机关刊物《印度-中国新闻纪事》曾经写过这位姑娘的故事。赵全桢和李小姐刚一落座，萨奇布就替莫迪游说，问国航能不能开一条从中国直飞古吉拉特首府艾哈迈达巴德的航线。赵扭过头无奈地用中文对我说：每个邦都想让我们开直航！

　　开始是因为莫迪在乡间调查，后来是“金砖五国”峰会，直到离开印度，我们和莫迪的采访时间也没有定下来。归国行程临近，最后我们决定从加尔各答飞戈勒克普尔，从印度北方边境经尼泊尔回国。在新德里机场等待中转时，我们看到《印度斯坦时报》当天大字标题的新闻，说是调查已经表明，莫迪本人与十年前他所属的一个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党派涉嫌屠杀穆斯林的恶性丑闻无关。

　　顺便介绍一下背景。在德里的时候，Ajay Raman就提醒过我们，莫迪是政治明星，但他名声不好，因为他是“大印度主义者”—这个“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对穆斯林不太友好。所以印度很多国大党省长虽然是莫迪的朋友，但一到选举都避之唯恐不及，怕丢了穆斯林的选票。

　　我们刚回来一周，萨奇布也来到北京，这回换成我们请他吃饭。边吃边谈起《印度斯坦时报》的那则新闻，萨奇布说当年的事件应该和莫迪没有关系，那时莫迪履新不久，资历尚浅，主导不了局面。并且这次来中国前他刚和莫迪见了面，莫迪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多独到的想法，与ICEC有多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出色的领导人。

　　“而且，莫迪就是下届印度总理。”

　　我停止了咀嚼。虽然以前也看过很多对莫迪政治前景的分析，但下一届“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总理就这样被萨奇布在北京的烧烤店宣布当选了，效果还是很震撼的。更震撼的是，面对面听他说完，我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我：这是真的。

　　为了“报复”他没有安排好我和下届印度总理的会面，我鼓动曹可臻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你本人是穆斯林，而莫迪就算与屠杀无关，但他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这对你们的关系没有影响吗？”

　　萨奇布非常坦然：“作为个人，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想法，就像莫迪也有他的个人倾向。但我和他的合作是工作关系，在工作领域是很好的伙伴，这与我们各自心里怎么想没有关系，当然也不会改变我们各自心里的想法。

　　“你知道，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