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如何处理经济危机

　　文/梁盼

　　 往小里说，经济就是穿衣吃饭；往大里说，经济关乎国运和民族兴衰。一个朝代的覆灭和一个社会的崩溃，在很多时候，其导火索都是经济危机，中国最后一个汉民族王朝—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

　　经济结构的失衡

　　 现代国家，国际贸易是其发展经济和积累外汇的重要手段，中国在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与全世界广泛地开展贸易活动，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而四百余年前的明王朝，也同样如此。很多人凭感觉就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隔绝的国家，其经济体也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全球经济的体系。其实不然，至少在明末，中国的经济已然相当开放，并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融为一体。

　　 众所周知，大明帝国灭亡于两股敌对势力：一是西北一带由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二是东北的满族八旗。而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便是明代灭亡前频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严重短缺问题。

　　 从唐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的主产区就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种趋势，在明末更是达到极致。可是，鱼米之乡的江南，在明末却大都不再种粮。何也？国际贸易的巨大利益和国内商业利益的驱使。因中国的精美棉织品和丝织品成为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货，利润颇丰，江南的大批田地便改种棉花和桑树等经济作物。致使整个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不到所有田亩的3／10，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10。

　　 不独江南，那些粮食产量低的地区，如广东、福建、陕西和江西等地，居然也大面积种植甘蔗（制糖）、烟草和水果等经济作物，以供出口和国内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种植粮食的低利润，致使各种经济作物大肆替代了粮食作物，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农业风险极大。

　　 当然，粮食价格的低贱，只是在粮食丰收或稳收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一旦天灾降临，粮食减产，后果便不堪设想。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那样，1640年代，在明王朝倾覆的最后几个年头，灾荒不期而至，曾经最富裕的产粮重地，也是国际贸易最活跃的桥头堡—苏州地区，却因为严重的粮食危机，使得每斤大米的价格不可思议地升高到100个铜钱，大批百姓饿死的同时，许多豪宅别墅低价出售却无人问津。

　　 富裕的苏州都陷入了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更遑论土地贫瘠的大西北，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便顺理成章了。在悲剧发生之前，全国的商人都毫无节制地期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高额，甚至超额利润。而明朝政府也乐见其成，只看到了短期的利益，却没有通盘考虑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国际贸易平衡问题，也没有合理统筹、平衡国内的农业与商业。

　　 民以食为天。不管明朝政府是否曾认识到一旦荒年粮食短缺，就会给国家安全带来致命的一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国家的行政能力和各种技术能力还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明王朝就有意无意地趟入了国际贸易这趟浑水，与国内经济不相匹配的、过度的国际贸易以及国内的商业消费，使得大明王朝失去了国民生存的最根本物质—粮食的供给，从而要对明王朝的覆灭负首要责任。

　　通货的“紧缩”

　　 与现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导火索—通货膨胀完全相反，明末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却是通货的紧缩。

　　 明代中后期，白银成为中国的通货。这大抵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本来在明代早期，中央政府曾发行过“钞票”，但因制度和技术的双重问题而夭折。恰在此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巨大顺差，使得当时的国际硬通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本来中国也能够开采白银，但相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国内的开采量只是杯水车薪。正当明朝中央政府为通货问题头痛之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果实—作为通货的白银，凶猛地涌入神州大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明朝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货币的来源。但是，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即形成了当时的中国经济对进口白银的严重依赖，甚至海外的白银成为了明代经济的生命线。

　　 不知是时运不济，还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当明王朝内忧外患之时，中国白银的第一大供应国西班牙却在全球海洋争霸中，败于新兴海洋大国荷兰。荷兰切断了诸多传统上属于西班牙的国际海洋贸易线路。本来，在1591年到1630年之间，西班牙在其殖民地美洲大陆贩卖白银的收入，每年平均在4亿比索以上，但是，到了1631年，却下降为仅仅2亿比索。而西班牙所贩卖的白银，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这说明，全球白银之于中国的供给量出现了一个雪崩式的急剧下降。而这对于中国，绝对是灾难性的。

　　 随着这种白银供给量的不断萎缩，到了明王朝最为艰难的1640年代，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非常怪异的状况：通货严重缺失和匮乏，而物价（主要是粮食价格）却高企不下。此种局面下，普通民众手中根本没有“银子”，而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却越来越贵。市场的萧条在天灾的不利影响之下，发生了加速效应，致使民怨沸腾，各种社会矛盾就集体总爆发了。

　　税负的不均

　　 在市场如此萧条的局面之下，明王朝却无力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和刺激。道理很简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里都没有钱。说实话，明代的民间资本还是相当雄厚的，经过两百余年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明代末期，大商人和大贵族甚至富可敌国。可是，与所有行将就木的王朝一样，民众的财富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这一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税负不均。

　　 特权阶层，如万历皇帝的那位宝贝儿子福王，拥有庄田4万顷，但纳税很少，甚至可以不纳税，而把税粮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诸如福王这些贵族，还大量隐瞒田亩的数量，致使朝廷往往无法掌握税田总量。虽然明末经张居正改革之后，大量的隐匿田产得以浮出水面，但等张居正死后，土地的兼并和隐匿，更加变本加厉、报复性地施行。

　　 当年，福王被李自成活捉，在他的府邸抄出万两以上的白银和大量黄金。但中央政府却总是在财政上如热锅上的蚂蚁，无钱可花，无钱补给军队，无钱支付各种政府开销和采购。除宗室贵族之外，明末的东林党人也集体抵抗朝廷的税赋。东林党人很大一部分都出身于江浙一代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家庭，他们所谓的党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自己和其他江浙大地主、大商人代言，减少其税赋，为其隐匿田产和财富。

　　 国家不能有效地对大地主征税，就只能在小农身上做文章。可是，即便加大小农的赋税额度，也不可能确保国家的整体税收和财政收入，因为纳税大户本应该都是那些贵族、大地主和大商人，只有他们不逃税、不偷税，国家财政才能有所好转。

　　 但是，这种局面我们没有看到。反而是小农因税负、物价的持续高涨和严重的粮食短缺，揭竿而起，抛弃了他们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