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浙商叩问：温州金改的五大要害

　　学者、浙商叩问——

　　文 │ 本刊记者  张玲玲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构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却在具体操作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白；在核心命题的指向上突出，却在条例上分散含糊。短暂的悸动之后，温州和众多沉默观望者们的迟疑折射出显性共通的焦虑：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到底带来了什么？我们又能够做一些什么？这一场改革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是如此前两次改革一样无疾而终，还是会磕磕绊绊地向前走？3月底，本刊就有关温州金融改革召开专题研讨会分析上述话题。

　　1

　　资金如何跳出温州和再利用

　　宗佩民：温州人其实并不缺钱，温州实体经济消化不了那么多资金。在未来如果再办那么多金融机构，温州实体何以消化？应该考虑将这些钱疏导到温州之外。

　　金雪军：微观来看，对银行对企业都有好处，宏观上，对于经济和社会也是非常好。我们现在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从浙江的情况来看，企业想转型升级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如果我们在金融上有所突破，能够为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解决金融上的瓶颈，对企业转型升级是有意义的，解决了高利贷业，对社会稳定也有好的作用。

　　而且金改对全省联动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杭州和宁波发展、经济增长率、产业相对于温州都走在前列，但是现在温州抓金融，可以促进全省的均衡发展。

　　目前的金融改革的方案还是在金融领域，不是从产业层面去设计。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带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能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在一个阶段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徐剑锋：温州金融综合试点改革有利于促进温州本地金融业的发展与升级，温州可能就此摆脱制造业为主的局面，转向以金融业为主导。最近召开的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也涉及到这一块。经济体制中有很大一块目前仍处于垄断阶段，除资源之外，即是金融。金融的准入门槛过高，是不争的事实，而通过这一次的改革，给浙江和全国的金融改革与经济的深层次改革提供样本和示范，中央的用意十分明显。

　　孙立新：从宏观上看，金融试验区的设立肯定是正确的，甚至可能还姗姗来迟了一些。中国现在的货币超发已经相当严重，M2目前已经高达82万亿，是世界上印钱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内陆发行的货币量，甚至比整个欧洲都要多。这么多存量的货币，实际上已经酿成灾祸：我们的消费力是有限的，这么多存量的货币该怎么消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资本肯定是流动的，会流向资本主义市场，如楼市、股市，没地方去了，就会造成资产泡沫。如果资产泡沫破裂，必然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间接融资占比太大，直接融资太少。国外都是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好处是不会派生存款。比如银行贷一笔款一个亿，存款就会变成两个亿，扣掉存款比例金，还有一亿八。钱就是这么多起来的。而如果直接投向企业，一个亿就始终还是一个亿。所以现在的金融改革就是需要考虑资金究竟应该怎么去回笼，如果依靠泡沫破裂来回笼，这个代价无疑是极其巨大并且痛苦的，如果加强直接融资，可能会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2

　　金融改革是不是实体经济的妙药

　　金雪军：我们发展民间借贷目的是什么？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尤其是解决实体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这个利率确定，必须让实体企业的利润能够接受，而不是虚拟资产的收益率来接受。发展民间借贷的立足点是什么，是要解决中小企业实体企业的融资问题。因此更多地鼓励投资，而对转借贷业务要进行规范化的制约。如果民间资金不能往实体走，那么这样的发展是有问题的。

　　徐剑锋：对于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其效果不可高估。温州包括浙江，乃至中国，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发达阶段。企业本身的要素，比如资源要素，劳动要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经济增长率会持续下行。对制造业来说，他们需要向服务业三产转移，这是不变的规律，所以浙江提出中速倍增长。我们现在的情况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九十年代的韩国类似，本身的制造业就支撑不了那么高的利率。不要说民间一分五的利率，国有银行都是10%的利率，多少企业的利润能够支持这样的利率？实体经济根本受不了。那么高的利率只能是靠虚拟经济来支撑。以温州目前的利率价格，我们希望短期之内有多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五年之内利率是不可能降下来的。民资进入试水之后，可能会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找不到贷款的渠道。再去谈设立中小企业专营机构这一提法，银行本身也是企业，有一定的诉求，它们把风险管控放在核心位置，你不可能依靠它来承担社会责任，扶持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应该是政府来做。此外，我们的另外一个忧虑是，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之后，会不会导致民间资本一窝蜂向金融方向涌去，我们的目的原先是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结果到最后反而泡沫化，你必须去直面这种可能存在的风险。

　　王米成：“小微企业不赚钱”，这句话我认同一大半。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哪些企业在赚钱，哪些企业不赚钱。最近我有些员工也出去创业，我们也在探讨，说要是出去之后，创业究竟怎样才会成功。像我们鸿雁这样的，稍微大点的企业都是在往品牌的方向上走，而小企业的创业，应该从创新方面去着手，要有价值，要让别人去认可你的产品。问题是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都是模仿，没有技术，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进行低端的复制，这些企业未来肯定是没有出路的。光是解决融资的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去温州调研，发现很多外包企业人工成本甚至要比我们高出30%。所以不是融资的问题，而是现在的融资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生产企业无法承受。就算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去倾斜，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创新的问题。日韩有很多中小企业，它们就这样活下来了，而且活得特别好。现在很多中小企业主都有一夜长大的浮躁心理，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发生了背离和冲突。

　　3

　　民间资本是否可以找到合适

　　疏通渠道

　　徐剑锋：民间借贷在温州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是国有金融之外的有益补充。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也不时发生破产风波，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本世纪以来，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实体经济日渐式微之后，多数企业难以支撑高息，从而造成大量企业主跑路的局面。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首要的一条即是将处于地下的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这样有利于减少不稳定因素，使得众多的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来源。

　　在试点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拓宽老百姓的投融资渠道，比如资本管理公司、股权交易中心等等，各个层面的、各个规模的民间资本都可以适度去寻找到自己的增值渠道。

　　金雪军：民间资本的阳光化是一个亮点，但是实际操作可能很难。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其实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阳光化，第二个阶段是规范化，用制度体现规范，到第三步的时候，就考虑怎么去比较好地提升到法律上。所以看起来是一件事情，其实是三个阶段。不可能一阳光化就法制化，法律要在很稳定的状态下调整。我支持阳光化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民间借贷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重复抵押、一女多嫁。如果有信息公开的备案制度，显然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又比如钱的真正用途，很多时候就是看起来好用就去用，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去投资到主营的事情上去，所以信息的公开化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个事情我们必须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温州的民间金融走过了积极的发展道理，也经历了过去一年的惨痛教训，你不阳光化也可以，那就是去年的沉痛教训。如果说早十年，可能没人能接受民间资本的阳光化，至少相当一部分人不会接受。在阳光化的过程中，至少要对借款人的信息有一个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轨道里去。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试点中还需要一些实际性的举措去跟进，比如备案制度，比如银行金融人员、公务员不能从事放贷业务的具体细则，还有转借贷的资质规定——如果你要从事专门的转借贷业务，就需要有一定资质。江苏有地方利用税收制度来监控，我们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细则出来，但我相信监管部门会跟上，至少总体的方向已经确立。

　　4

　　温州金融改革可以走多远

　　金雪军：这次改革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说有，要比没有好。不管这个方案是空，还是实，相对于没有试验的时候，肯定推进了一步。

　　这样的金融改革的方案只是局限在金融领域，并不是从产业层面去设计。我始终觉得还是要解决好改革的定位问题：比如我们当前发展民间金融目的是什么？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是解决实体经济危机问题；利率的确定是要满足实体企业的利润，还是满足虚拟经济的收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孙立新：经济到了一定的程度，势必会倒逼体制进行自我的革新。可能会有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在没有形成规矩之前，也会龙蛇混杂，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性的影响，但不能说，这样的改革就是无效的。

　　王米成：这一次的改革势必会牵动众多的利益阶层，也会面临众多桎梏和困境。我们改革三十年，近十年有众多批评指向改革的倒退，其实现在的结果这也是众多利益集团博弈之后造成的一个现状。深圳特区的设立和成功，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很多的改革可以从局部去推行展开，可以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尝试而后推向全国。既然是“试点”，那就应该允许我们去试错，去试验，去分辨对与错，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也可能改革因某些原因戛然而止。无论如何，走，比不走好；尝试，比不尝试好，就算画饼，也比不画饼好，至于改革之路究竟能走多久，我想，谁都无法轻易回答。

　　5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革

　　金雪军：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金融没有产业链。民间资金阳光化过程中，私募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过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都与银行息息相关。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产业链的建设迫在眉睫，这样才有利于资金切实往实体企业的方向上走。

　　周永利：现在做企业非常难。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可能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至少是一些行业不赚钱但有一些行业赚钱。到了现在，真正赚钱的企业很少，你说怎么办？我们做化纤纺织，有六七千员工，在绍兴当地的企业中算不错的，但是仍然是利薄，而且做得很辛苦。政府放开金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我希望在这一次的改革中，企业融资的时间可以适度延长。我今天买了设备，盖了厂房，都是需要时间回收成本，赚取收益，而贷款则是一年半年银行就催着还掉，很多企业没有办法，走上了短钱长用的道路，最后也就倒在了这个上面。

　　经济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不是单一金融的问题，必须要同步考虑一些东西，比如税收。现在人力成本高，财务成本高，税也高，企业已经很难生存，在这样一个联动体里，单移动金融这一块，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可能还远远不够。

　　俞淑樵：我们此前一直做的是工程款预付，现在做的是中小企业贷款，算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单就我目前审批的一些项目来说，其实越做越担心，越做越没底。原因是，企业要钱的目的不明确，而且根本支撑不了这么高的利息。所以我是这么觉得，一个大的政策推出来之后，你需要很多的东西去配合。拿我们担保公司来说，我们困惑的就是信息渠道的建设。有些企业融资困难，但是我们又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很多企业拿过来的报表其实是没用的，“不忍卒读”，那我们又该怎么去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所以说不光是企业要钱难的问题，很多担保、小额贷款公司生存也非常难，我们是一个金融辅助的公司，投资回报率也就在12%到13%之间，但是要承担很多风险，银行实际上把很多风险转嫁到我们身上。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个对称、透明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必要的。

　　王米成：金融体系应该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现在实体经济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金融却还是计划经济的操作模式。利率是资本的价格，是受供求关系决定的。稀缺资本的代价一定是极高的。因此，一定要放开民营银行，放开民营银行必须伴随着利率的市场化来进行。竞争充分才能让利率下降，利率市场化是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

　　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现在的状况未必不是好事。我更倾向于反省，在这样一个倒逼机制之下，让我们醒悟，不应该在政策的温床之上才能够勉强生存，而是应该依靠自身创新活下来。当时四万亿那么大的蛋糕砸下来，企业你切一块我切一块，不亦乐乎，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毫无益处。现在很多人很怕中小企业倒闭，但是你去看看欧洲，很多企业就这么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在微博(http://weibo.com)上与人发生争论，我说为什么要去惧怕小企业倒闭，他们说是会导致大量的就业问题。我说就业问题算什么呢，有企业倒闭，就有企业成功，工人可以换企业。真正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不应该害怕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小企业倒闭。

　　马津龙：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去看，可能发现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我们现在的经济呈现出半市场半计划的情况，可能还只是能够适应上世纪经济发展的诉求。很少有人注意，垄断其实是造成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现在很多人会关注小额贷款公司升级村镇银行，此前银监会提出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有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做发起人。实际上，有影子银行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坏的情况，而我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最坏的情况。关于那个美女和才子的笑话我们听得够多了，美女和才子的小孩到底会是聪慧且美貌，还是愚笨且丑陋，都是难以预估的。因此，我们还不如做一个纯粹的东西。

　　我们注定要迎接一个银行家的时代。花旗银行至今已经两百余年，我们却仍然没有私人银行家的立锥之地。我们以利率上浮的忧患指责他们逐利，但是现在的国有银行的利率又何尝不在上浮？真正的高利贷企业主是银行，他们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存款资金，而后以高价放出去，现在哪一个高利贷从业者可以拿到10倍的高息？

　　只是打破这种制度谈何容易？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改革必须要动真格了，温州金融试验表达了一种民间的意向倾向。

　　危机并非全然是坏事，它让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很多人会追问质疑，说十二条究竟会有哪些细则，对于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有无明确规定。我只能说，不会有这样的文件。我们既然已经拿到了尚方宝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细则是实践出来的。温州的第一个钱庄、第一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就是这么来的。

　　林建华：我接触过众多的私募基金，杭州、深圳对于这样的私募基金给出了大量的优惠政策，温州却甚少有。政府给出政策，是我们最为基本的要求。试验区提法诱人，但唯恐红线较多。既然是试验区，那么政府就应该允许我们去试错。

　　陈永锋：温州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成立一个机构，搭建一个平台，把民间的富余资金投到房地产业？目前房地产基金仍处于灰色地带，在温州民间有很多资金，规模大概有8000亿元，应该想办法把这部分资金嫁接到温州的本土企业，这需要一个通道。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应该关注如何确保将民间资本更好地哺育温州的产业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