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叶克林： 江苏政府强势推进创新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地方官员，在解释江苏为何能够持续增长时，都提到了目前在江苏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拉动。

　　数据可以证明上述观点：2012年第一季度，江苏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增长，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9873.6亿元，同比增长18.1%，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36.2%。

　　这背后，是政府对创新的强势推进，具体表现是，江苏的官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衷以及政府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和帮扶。

　　这样的推动确有效果，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数据，江苏省的创新能力已连续3年排名第一。

　　作为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随费孝通先生进行过江苏“小城镇研究”，而后作为“苏南转型”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苏北发展决策顾问，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叶克林认为，江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样本，江苏的南北差异正是中国现在东西差异的缩影，而创新力在江苏的试验，也将对中国起到引领作用。

　　创新驱动力

　　《21世纪》：创新因素对江苏经济增长起到了引领作用，当地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叶克林：在对创新性产业的发展当中，无论是产业政策的设计、实践，现在都在探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都在进行着创新驱动的实践，并意识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重要性。官员的认知水准上，已经达成了以创新性经济作为经济驱动的共识。

　　更重要的是，江苏从高层到基层，有历来适应经济灵活性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学习能力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个是文化传统。苏南人多地少，空间比较狭窄。有句俗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地域面积狭小的情况下，必须有新的发展空间，也就是用创新和技术。必须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式。

　　第二个是发展的生存危机意识，迫使在江苏的发展中，无论是官员和民众，都要选择新型的发展路径，探索新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个是江苏地方的一种政治生态。苏南的官员往往不甘于环境的约束和束缚，而这一点在现在苏北经济的发展中也已经有所体现。

　　《21世纪》：您认为目前江苏发展的创新驱动中，政府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叶克林：就江苏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区际竞争、省际竞争的压力，导致了省级政府在管辖当中，政府积极介入创新体系的构建。

　　但在江苏，经过乡镇企业的改制，民营企业经过五到十年的发展，度过了生存期，赢得了“小富即安”的空间，如果要让民营企业进行内生地创新，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本、土地和人力资源，而且创新的风险比较大，这时候政府的介入，通过资源的转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将会比自我创新带来的收益更大。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的目标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

　　这样的体系下，我们始终强调微观的经济体仍是创新的直接动力。因此，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塑造的是产业的共性平台和产业发展的环境。

　　《21世纪》：您认为目前在江苏的创新驱动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叶克林：我们现在在教育科研上的投入已不少，但是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产出为什么这么少？今年2月份，江苏选择了在科技体制改革上破题，由科技厅、教育厅等联合发了创新科技9条。

　　但我认为，如果将其局限于一种研发体制的改革，把创新当成工程技术类的创新，回避了包括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改革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投入产出这个方程，依然是无解的。

　　区域协调的组合动力

　　《21世纪》：江苏在全国一些省份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叶克林：其实经济减速，与其说是对地方经济增速的冲击，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冲击。

　　首先，江苏的增长模式，既不是政府完全主控，也不是完全无为，而是处在一种市场经济驱动和政府驱动之间的一种形态。这是江苏的政府容易形成对经济波动的有效反应。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江苏经济的多样性，有适应经济波动的内在区域发展机制。2005年开始，苏北借助自身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还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全面塑造经济发动机的北部增长极，形成投资性拉动，而苏南则更专注于创新型经济拉动下的转型升级，再加上介于苏北和苏南之间的苏中地区的发展，三个板块在外部形势的冲击下，展现出组合动力。

　　《21世纪》：近两年，苏北也不单纯是承接产业转移，江苏对苏北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转变？

　　叶克林：最初苏北开发时，的确是为了解决产业转移的问题，当时主要产业政策方向是对苏北进行一般的工业化导向，着重于内部的资源配置。

　　的确，这两年给苏北设计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沿着苏南的发展亦步亦趋的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希望在苏北的产业没有成型的时候，采用跨越式的产业发展设计。具体来讲就是农业化的社会中，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注意产业政策的技术含量，用高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或者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