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改革的核心关系

　　最近召开的广东省党代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到改革方向时表示，改革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效率与公平这事关全局的三大关系。按照汪洋的解释，要处理好这三大关系，改革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不能放任唯利是图、恶性竞争”；既“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关键作用，又要避免脱离实际、大包大揽”；既要“讲求效率上不封顶，增强创造财富和创新进步的动力，又要做到注重公平下要保底，防止两极分化，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完成围绕上述三组辩证关系为核心的改革，政府自身仍需获得足够信誉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政府信誉建构方面，中国政府能否按照北欧、英国等欧盟国家政府的标准，把所有原本就属于公共信息的政务行为记录和财政开支信息彻底公开，是否能像最新当选的法国候任总统奥朗德承诺的那样，让政府首脑和部长办公室成员公布全部财产并签署道德公约，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真实的诚意与责任心，因为中国现在实行北欧标准并不存在技术性条件障碍。借用汪洋书记形容打破政府职能错位的一句话，就是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许多人都认为改革的成功依赖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但是实现稳定国内环境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就是政府自身的各种行为在国民中享有足够信誉。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增进过程中，由于会遭遇到外部环境的不可控现象，所以受外因影响的政府能力的建构，往往是比由内因决定的政府信誉建构更难的任务。

　　纵观当前发达世界中，许多已经享有高度公共信誉的国家政府，在促进国民福利增进的任务中即便遇到种种挑战，时常出现能力不足，但政府所享有的信誉则帮助这类国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获得了步步寻找改革方案的机会。从理论上看，国内外的学界对改革或革命哪个会使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制度改变的评价不一，但主流学界和理论界精英的偏好和具体时段的社会偏好，有时会有差距。而政府自身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是社会变革最终是以改革还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的决定因素。

　　对于某些现代性发育不全的社会而言，在以人身依附为潜规则的政府、以谋取私利和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以及靠绝对服从为集体安全规则的军队之外，没有独立发展的社会公共领域。那么对于革命这一过程中所扶植出的公共人物，社会同样没有代表不同阶层和利益团体的、有足够公共领域信誉的公共人物与之制衡或平衡。革命可能最终和欺世盗名的假改革一样，以轮回旧制收场。所以，在当前阶段，政府必须要建构自身信誉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政府自身能否存活、是否能持续执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前途和国民命运的问题。

　　处理好改革的核心关系

　　在领导改革的政府执政能力方面，汪洋指出，要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能否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否能实现跨越性进步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和政府雇员紧抓着各种审批权不放手，具体的部门或者个人得到了各种审批权附带的利益，但是审批和管制的越多，就意味着对市场混乱和社会矛盾负担的责任也就越多，那么所有的市场混乱和社会矛盾的焦点，也自然要全部集中到对政府的反对和对抗上来。

　　汪洋在今年稍早说过，现在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有矛盾都习惯找政府，将原本属于市场内部和社会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导致矛盾不断激化。但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在于市场和社会的问题，而在于政府自身掌控了太多不该掌控的权力，让市场和社会都没有自己解决市场混乱和社会矛盾的机制。

　　无论是在政府宏观部门对外汇交易市场的垄断，对化肥进出口的垄断，还是在对企业与消费者矛盾中，地方政府站在企业一方对消费者行动的压制，又或是在劳资矛盾中，地方政府动辄协助接受企业的调警要求，压制劳工罢工谈判等正当权利，都在把市场不同利益主体和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向反政府的角度引导。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矛盾的改革，放下那些审批权后面的种种利益，政府才有可能退出那些本来和自己没有关系的矛盾，腾出手来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获得改革给政府和政府雇员阶层带来的更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