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难点在于招生放权

　　田享华

　　临近6月，又进入高考季节。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关于高考的几个观点近日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引发热议，加上“异地高考改革”、“高考吊瓶班”等信息的传播，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讨论又呼之欲出。纵观各方观点，抵牾之处众多，不过共识倒有一个：改革越来越迫切，而难点在于放权。

　　罗崇敏对高考的批评主要是：高三阶段反反复复复习，把学生思维搞得变形了，拿一张试卷评价16年学习不够公平。他还点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状元”有137位，无一成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以上观点在业内人士看来，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备受关注的原因一在于时机刚好，二在于教育主管官员非常规的意见。

　　要害在录取而非考试

　　当然，罗崇敏并不只是说出高考的症状，他还开出了一个药方，就是“取消高考”。而这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还是治标不治本。“高考的‘病’在集中录取，而不在于考试本身。”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仅仅是取消高考，或者把一次考试变成多次考试，只要录取方式不变，最终还是会从一次考试定终身，变成多次考试的总分、排名定终身。

　　我国高考，目前还是采取“统一高考+集中录取”模式，因此，一次考试成绩的高低，就关系到考生能进入到哪所学校。在熊丙奇看来，过去10年间，高校的分化进一步加剧，考生进入好大学的命运与普通大学的命运迥异，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变为了“名校独木桥”。

　　近遭热议的吊瓶班只不过是插曲而已，“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都不让人意外。熊丙奇认为，在任何国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10%左右，如果所有考生关注的都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管教育怎么发展，升学的焦虑将不可能消除。

　　对此难题，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常务副院长杨忠孝也对本报说，教育资源的有限使得长期以来考试制度（包括高考、考研、考博等）都只能首重效率（效用），使得资源优化配置，继而选合适的人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保证形式上的平等，就只能使用标准化的考试，但这难以对应社会需求、学生特点以及学校资源的五花八门。”杨忠孝坦言，这种制度安排确有僵化之处。

　　打破计划招生方式

　　弊病和症状也已经很明显，但是药方何在？熊丙奇认为，首先应该推进考试招生分离，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体系。“关键就是给学生充分的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为什么一个学生不能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熊丙奇向本报记者强调，多张通知书就意味着学生有选择高校的权利，也就意味着高校必须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才能吸引到优秀的学生入校，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经常可以看到优秀高中生的报道桥段，就是某个孩子拿到了海外多所名校的通知书，然而在内地，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故事。“为什么美国、中国香港等都可以，这里就不行？”熊丙奇直言教育部门不愿意放权是症结所在，一旦把招生的权力下放到高校，就意味着打破了原来的招生计划体制。“即便是现在有了8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那也只是传统模式的嫁接，并没有触及改革的要点。”杨忠孝也坦言，无论是本科招生，还是研究生招生，高校的权力都相当有限。而这也正是让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原因之一。

　　“市场竞争的观点接近于发‘教育券’，但推行也会有问题。”杨忠孝对于高校引入竞争机制并不反对，但他说在一些职业教育领域尝试过类似的竞争方式，农民工到哪个教育点接受培训，该教育点就会获得资金的补贴，结果导致大量造假。“当前的教育资源不够均等化也是改革推行的难点。”杨忠孝直言，现在国家对于“211”、“985”这些少数学校的政策倾斜加剧了高考的激烈程度。

　　此外，多位教育学者都强调，除了政府部门的改革放权之外，高校的行政序列、就业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家庭教育观念都需要配套的改革与更新，这样才能真正推动高考改革，它的责任归于但不局限于教育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