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政治经济和欧洲一体化

　　欧洲的各国领导要么放弃统一货币，要么实行“非常政治危机时期”的强硬手段来强行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制度的完善。欧洲的领导人们被推向了第二条路。

　　危机的诊断

　　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共识目前尚少，引发了对危机分析、研究和解决途径的不休争论，这彰显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复杂性，波及范围之广。然而，欧元区面临的首要危机是其设计机制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此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建设的不完善性。

　　关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设想始于1970年，当时的维也纳公告为1980年成立欧洲货币共同体提出了具体的三步构想。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随着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欧洲内部市场的繁荣，欧洲货币共同体的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提上日程。1989年的德洛尔公告为1999年欧洲货币共同体的建立提出了设想，随后欧洲各国逐渐增进经济领域协调，通过签订各国的财政约束条款、统一货币和建立独立的欧洲央行实现了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虽然欧洲货币共同体的历史背景深厚，但是1990年德国的意外统一却推动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这一条约为今天的欧元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并描绘了细致的框架。

　　欧元区希望能在1999年发行欧元。在这一政治意图的驱使下，欧元区架构的建立不是依赖理论严谨、严格的规章制度而是不断的政策妥协。之前维也纳和德洛尔公约中已经对欧洲货币共同体的架构有所规定，指出为了维持共同体的稳定，需要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必要限制。然而，受政治因素所限，这一目标付诸东流。

　　欧盟未能通过纳税的方式来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体系，欧洲各国也都不愿意将本国主权让与欧盟以实现欧盟内部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因此，欧元区的设计者们只能建立一个缺乏应对区域经济问题和重振成员国信心的权威财政机构的货币区。而欧元区建立国之间的经济立场差异也使得欧元区未能建立一套强硬、客观的标准来约束其成员国。因此，1999年欧元区正式成立时，其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巨大，其一体化程度也远不及当初维也纳和德洛尔公约的设想。即便如此，欧洲的政客们还是背离了经济学的法则，在完全不可行的情况下，建立了欧洲货币共同体。

　　由于不断走捷径以实现政治目标，2005年，欧元区成了一个成员国间差异巨大、缺乏财政核心和预算约束条款，甚至没有实质性的经济融合进程的庞大组织。起先这些都不算问题，但欧元区外围国家的政府不顾本国的经济状况，以低成本的方式融资。从此，公共和私人债务剧增，从欧元区建立之初一直增长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顶峰。欧元区成立的十几年来以来，对成员国风险的恶评堆积如山。当全球金融危机到来、2009年希腊经济状况出现严重高估后，欧元区的设计框架也就真正成为了“晴日货币”。

　　2008年入秋以来，各国在应对危机的同时，还要忙于修正欧元区的制度缺陷。这一过程需要成员国将自身的主权部分让位于超过国家的欧盟，而这一让位在欧洲一体化的60年中从未出现过。事实上，2005年欧洲宪章

　　的流产已经昭示着欧洲一体化深化并触及了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利，欧洲民众已经提出以公投的方式来实行权利。因此，通过精英阶层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结束。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希腊违约的背景下，单纯的货币统一已不能在目前的欧洲一体化程度上继续维系。欧洲的各国领导要么放弃统一货币，要么实行“非常政治危机时期”的强硬手段来强行推进欧洲货币一体化制度的完善。欧洲的领导人们被推向了第二条路。

　　然而，即使是2010年以来的非常政治危机时期，欧洲各国仍旧不愿意将主权交出，也不愿意着手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即使在欧元区内部，代表们也不想将主权国家的财政权力移交他人。因此，已经有人再三强调通过边缘政策来迫使国家交出权力。

　　通过政治边缘政策解决欧元区危机

　　对于“边缘政策”的定义有多种，但是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通过将情况推向灾难“边缘”的政策用以迫使反对者让步。欧洲需要借危机之机进行改革。

　　2010年依赖欧债危机的风险管理俨然成了欧洲中央银行、欧洲边缘经济体(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甚至也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以及其他AAA评级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通过IMF参与的一场博弈。欧洲的领导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深知欧元区的崩溃会给每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此谁也不愿意看到欧元区走向毁灭，而且欧洲本身的资源足以将自己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是各国政府总是希望在所有的对策中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同时希望IMF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代理人可以尽可能多地为这次危机买单。尽管如此，欧债危机的解决对于欧洲央行这个2010年以来的危机管理者的意义远超过其他任何一方。

　　作为欧洲共同货币的管理者，欧洲央行并不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背后17个政府所有权给予了这家银行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只能在危机中充当桥梁的作用，指导合适的监管者能够接手长期对策。

　　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打算不应该是尽快结束危机求得稳定，而是借危机爆发的机会，通过市场恐慌和欧元区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欧元区面临崩溃、领导者们想法一致的背景下迫使决策者们完成平时不愿完成的欧元区体制和架构改革。欧洲中央银行的领导者们的首要担忧是解决“政治道德风险”和各国领导人的无作为。因此，只有当欧元区各国政府同时采取合适措施的时候，欧洲中央银行才能答应为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稳定赢取时间和买单。

　　在标准的IMF形式的项目中，希腊要想获得财政援助，必须答应采取长期的经济改革。但是这并非博弈的关键所在，真正的关键在于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的各国政府。这一博弈中，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在欧元区各国政府答应建立一套暂时性欧洲金融稳定援助计划并着手稳固其金融系统的前提下，开始建立其市场保障项目并开始购买边缘国家的债券。

　　2011年夏天，金融危机从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蔓延到西班牙和意大利。随着希腊和西班牙利率的飙升，欧洲中央银行主席特里谢及其接任者德拉吉分别于2011年8月4日和5日给意大利和西班牙首相写了两封密信，其中只有一封到了贝卢斯科尼手中，随后公之于众。两任欧洲中央银行主席均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欧洲中央银行认为当前意大利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措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在2011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没能有效实施欧洲央行的改革措施后，欧洲央行暂停了在二级市场对意大利国债的购买。这使意大利国内利率不断上升，并最终造成了总理贝卢斯科尼黯然辞职。2011年秋，欧洲央行通过拒绝援助的方式表达了其迫使政府领导者采取行动的能力和决心。

　　2011年12月，欧洲央行和欧元区领导者之间的让步再次出现， 12月9日的多国峰会上，欧元区各国首脑同意实行一项新的财政协议，以通过调整经常项目和加强中央财政监管力度来迫使各国限制其财政政策，同时还提出要提升长久性紧急援助基金的规模和援助时间。

　　这是一次长足的改革，可以在未来有效地抑制各成员国的财政主权，并且提供了财政稳定的长久政策工具(即在危机中实施援助)。这可能是欧洲央行第一次如此全面地敞开账户来重整欧元区的金融稳定。确凿无疑的是，自2011年12月以来，欧债危机的严重性有所缓解，说明欧洲央行的行动有很强的稳定作用。

　　欧元区的未来出路

　　在这一危急时期，欧元区危机可能已经成为自1989年以来欧洲地区影响最深远的政治事件。这场危机迫使欧元区政治领导人开始正视本国货币联盟基础设计上的缺陷，并且大力整顿本国僵化的国家经济。当前，欧洲仍然面临着迫切且巨大的根本性改革需求。由于这些改革本质上是政治改革，所以改革后续结果依旧严峻。

　　有几项短期议程不言而喻：首先，欧元区需要完善其“金融防火墙”，在欧元区通过扩大EFSF/ESM的规模进行一系列动作，G20承诺向IMF提供额外资金才有望在2012年夏天完成。其次，欧元区很有可能在2012年底向希腊提供额外资金(如授权第三救助)，虽然顺利实施IMF当前的计划看来并不太可能。第三，欧元区需要敦促爱尔兰和葡萄牙回到私人融资市场，这个过程很可能需要欧元区给予财政援助。第四，外围正在进行的结构性经济改革需要继续。第五，欧元区银行系统的资本重组必须加快，以避免产生依赖欧洲央行流动性的僵尸银行。

　　更重要的是，欧元区扩大体制框架需要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欧元区需要深化银行业的整合，当前政府救助国家银行的潜在ESM资金解决系统以及仅仅通过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协调” 银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一个联邦欧元区存款保险计划(欧元-FDIC)和单一的银行监管决议权来替换原有系统。二是欧元区需要继续推进债务双向化。这需要精心地进行一系列筹划，所有欧元区成员国(或者至少那些希望加入未来欧洲债券的国家)必须递交一份严格的共同财政规则，毫不含糊地恢复本国的财政偿债能力并努力向欧元区国家债务股票平均值靠近。欧元区成员必须提交一份更为全面的共同指导规则，指导其制定未来国家级支出和税收征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欧元区必须启动政治进程，额外的民主合法性将由各国转移到欧元区。此外，不赋予欧洲主要机构额外的民主合法性，想要真正地扩大利用这些可用中央机构的资源也是不可能的。

　　总的来说，在一体化议程之前，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依然十分艰巨。然而，经历过2010年初的一切，混淆政治边缘政策，由此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和共同货币的消亡是一个错误。正是因为完成欧洲一体化需要对成员国主权进行前所未有的转换，现今，此危机十分严峻，并且，未来依然会是欧洲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雅各布·芬克·科克加德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研究员。本文经中国金融40人论坛秘书处翻译整理、经作者审核，因版面有限，本文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40人论坛英文网站：www.cf40.org.cn/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