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世界没有弃儿 现代城市收容体制的精神源起

　　薛涌

　　自于建嵘教授在2011年春节前开设“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http://weibo.com)以来，乞儿问题顿成社会关注的中心。乞儿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基本没有实证性的研究，谁也搞不清楚其背后的生成原因是什么，更谈不上把问题迅速解决了。我因为正从事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手头碰到若干中世纪意大利北部城市慈善业和乞儿的材料。特别是Nicholas Terpstra对于波伦亚和佛罗伦萨两城市孤儿院和乞儿的比较研究，颇有开创性。

　　读罢感慨：在美国住了15年，乞讨很常见，但乞儿基本没有见过。西方社会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发展出一整套保护儿童的法律和福利体系。这大概和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发端时期的一系列探索及其传统密切相关吧。这里不妨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对Nicholas Terpstra的研究略加“抄袭”，配以必要的背景知识，希望对中国解决乞儿问题多少提供些参照。

　　救赎之路

　　城市共和国大多具有强烈的自治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再加上宗教的感召，各种慈善事业异常发达。

　　1577年3月初的一天，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伦亚一个修道院的院墙后面，一位孤儿被发现。当地S.Onofrio孤儿院派了两位管理人员对这个男孩进行了检查，发现他合法出生在体面的家庭，父母双亡，无任何亲友照顾，无传染病。3月25日，即当地专门以儿童为主题的慈善日，主持孤儿院的委员会听取了关于这位男孩的报告，并投票决定接纳他入住。这家孤儿院共有十四五名男孤，负责管理的是一对住院夫妇。他们接到指令后马上找到了这位孤儿，给他洗澡洗头，穿上新衣新鞋，然后送他去工作。他的工作是和其他男孩一起跟随着牧师从事丧葬服务，包括端蜡烛、唱诗等等……

　　1555年圣诞节的前几周，在意大利北部另一座城市佛罗伦萨，一个13岁的女孤儿进入一家孤儿院。她在当地没有家庭，大概是父亲死后被改嫁的母亲给抛弃了。在这里，进住孤儿院比在波伦亚省事多了。这家孤儿院的女院长并非出家的修女，而是当地的贵妇人。她从200多名妇女（包括自己的一位仆人）那里募集资金开办了这家专门收留女孩儿的孤儿院。这位女孩儿进来后，同样从头到脚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穿上制服，开始了工作。不过，她的工作不是加入丧葬仪式中的唱诗班，而是纺线织布，成为当地毛纺业和丝绸业的劳工……

　　 这两个孤儿都生活在十六世纪。在此以前，中世纪欧洲的经济重心基本在地中海地区，领头的是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几个城市国家。到了十六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迅速转型，由地中海经济向大西洋经济过渡。当年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好景不再，经济陷入困顿和挣扎状态。在政治上，传统的行会自治共和政体也开始动摇瓦解。热那亚臣属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海军和金融服务；统治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演化为封建君主；波伦亚干脆被教皇所征服；只有威尼斯还勉强维持着共和政体。

　　 不过，虽然最高权力的统治形态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城市的管理本身，还是保留着共和政体的技术。事实上，城市国家在城市管理、金融财政、工商贸易等等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政体。即使被封建君主所征服、兼并，这些技术和经验也都为新的统治者所利用。

　　这些城市共和国，大多具有强烈的自治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再加上宗教的感召，各种慈善事业异常发达。各种各样的收容院(hospital)、救济院(hospice)，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Steven A. Epstein揭示，在1155~1204年间的热那亚保留下来的190份遗嘱中，竟包含着数百笔慈善捐赠。

　　当时的热那亚辖区内，人口大致在10万左右。仅收容院这一种慈善组织，在城墙内就有7所，城外还有许多所。其他慈善组织加起来，数量就更多了。人们在遗嘱里留下款项，用以支持收容院、医院的几个床位，已经成了传统习俗。当然，日常的捐赠恐怕更多，只是没有办法统计。据记裁，在1400年以前，佛罗伦萨的人口也就在5万左右，居然有180个基督教兄弟会，主持着收容院、济贫等各种慈善事业。其中最大的一家兄弟会，因为黑死病的袭击靠死者的临终馈赠而大发横财，成为济贫的主要机构。另外，行会本身也肩负着照顾行会内的贫困阶层的责任。在十三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就有着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根据当时人的记述，在十三世纪末，人口10万左右的佛罗伦萨拥有收容院(hospital)和救济院(hospice)不下30所、1000多个床位，专门供贫病交加的人使用。现代的医院，在英文中还叫hospital，显示着其中世纪的制度渊源。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城市乞讨，特别是托钵僧侣集团的崛起，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秩序的一个核心部分。这一现象说来话长。早期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迫害和镇压下崛起，教徒们以不惜让罗马当局把自己喂狮子的勇气捍卫自己的信仰，成为烈士圣徒。但是，当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后，基督教成了国教，信徒不仅不受迫害，甚至可以把宗教当做进身之阶。这就使那些笃志追随耶稣殉难的信徒们感到兴味索然，要寻求新的途径证明自己的信仰。修道院的崛起，也与此相关。在修道院里，信徒们通过与世隔绝的苦行来与上帝接近。到了中世纪盛期，欧洲城市发达起来，贸易繁盛，财富陡增。这大致可以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端期了。在许多基督徒看来，反抗财富和城市生活所代表的世俗价值，如当年反抗罗马帝国的镇压一样，成为成圣成贤的救赎之路。

　　神圣的行乞

　　托钵僧的大盛，改变了中世纪城市的行乞观念。行乞有了某种神圣的意味。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资本主义中被中国思想界长期忽视的一面。谈起资本主义，大家动辄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一谈“均富”，似乎就是反市场理性。其实，资本主义有两面，一是创造财富的市场精神，一是散尽钱财的“均富”精神。从资本主义发端期大款们的信仰，到卡耐基、巴菲特、盖茨等的“裸捐主义”，都见证了这种精神。这里最典型的，是托钵僧的前驱人物，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他本是意大利富商之子，二十多岁发生精神危机，并不断把家里的东西拿到街上送给穷人，惹得父亲大发雷霆。终于有一天，他跑到市中心的广场上，把衣服脱光还给父亲，不仅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放弃了一切财富。他以耶稣舍己爱人为榜样，以行乞为生活方式，专门为弱势阶层服务。

　　这种貌似古怪之行径，反使方济各一下子大红大紫，信徒遍布欧洲。他后来成为天主教中的圣徒，被称为圣方济各，也开创了圣方济各教派。这一教派崇尚赤贫，视财富为罪孽，每人都发誓终生不拥有任何财产。但神奇的是，在大款越集中的地方，圣方济各派越火。结果，在遍布欧洲的商业都市中，圣方济各的修道院总是与富人商业设施和居住地为邻。新兴的城市工商新贵强烈的负罪感和救赎意识，恰恰需要圣方济各派的精神服务。最后，这一教派因为收到大笔捐款，财富反而剧增，导致内部分裂。一部分原教旨的信徒，坚守圣方济各的戒律，不拥有任何财产，终生托钵行乞。另一部分则与时俱进，最终接受了不拥有财产却可以管理财产的信条，保证所管理的财富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并订立了一套法规。这种“制度创新”，对以“捐助基金”(endowment)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慈善事业影响甚巨。

　　托钵僧的大盛，改变了中世纪城市的行乞观念。行乞有了某种神圣的意味。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城市也很自然成为慈善中心。这里慈善的供应最大：财富集中、富人有通过善行而获得救赎的强烈意愿。同时，慈善的需求也最强。当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很深。从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到北部的布鲁日、根特，这些工商城市虽然粮食都有赖于农村的供应，但因为工商集团控制了粮食贸易，一赶上饥荒，反而是种粮的乡下人涌入城市逃荒寻食。解救这些人，自然也成为城市的责任。当然，平日农村的贫民在城市也随处可见。比如威尼斯1563年的人口统计中，揭示了乞丐人口占城市人口的1%。城市的大款们只要信上帝，对“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的现实就无法闭上眼睛。这些，也构成了我们理解中世纪欧洲孤儿院兴起的基本社会文化背景。

　　生存与尊严

　　当时的孤儿院，首先保证孤儿的基本生存和尊严，同时为他们日后重新回到社会做好准备。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贸易和纺织业的中心。波伦亚虽然在这些方面不能与佛罗伦萨比肩，却是个著名的大学城。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一起为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是巴黎大学专注于神学，波伦亚专注于法学。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再加上当时无所不在的宗教影响，塑造了两城孤儿院的组织形态。

　　根据Nicholas Terpstra的归纳，两城的孤儿院大体可以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家庭模式。这种孤儿院视孩子们如子女，像家长那样管教孩子：孩子早早送去工作，挣来的钱用来补贴家用，同时学得一技之长，并通过安排孩子的婚姻、职业等等，帮助这些孩子们在成人之际起步。二是宗教模式，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到处寻求施舍。这基本上算是托钵僧的儿童版。孩子们往往穿上统一的服装，在成人的带领和指导下进行乞讨。另外，孩子们也参与宗教服务，比如前面提到的在丧葬服务中端蜡烛、唱诗就是一例。三是中世纪的收容院(hospital)模式，把被遗弃的孩子集中收容，等到孩子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亲属中有人出来把他们领回去为止。四是作坊模式，即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组织生产，比如纺线织布，挣得生活资本，为未来准备一门手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什么模式，当时的孤儿院都不能和现代的孤儿院简单类比。当时的孤儿院制度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形式不停地变换，一切都必须放在中世纪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框架中来理解。比如，那时没有现代的义务教育制度，童工不仅是正当的工作者，而且经常是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孩子们的特权。从小当学徒不仅常常需要父母有关系，而且还要支付一笔不薄的准入费，才得以进入像样的作坊，除了食宿外几乎是白干，为的就是学到手艺，日后自己开业。乞讨则有很强的宗教意味，组织乞讨和参加唱诗班等等宗教性活动更接近，其收入构成了维持孤儿院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当时的孤儿院，是城市自治组织根据既有的制度资源自发建立起来的，首先保证孤儿的基本生存和尊严，同时为他们日后重新回到社会做好准备。

　　现代慈善之源

　　一些条件好的孤儿院对孩子进行基本的教育，在义务教育前的时代，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在十六世纪，佛罗伦萨和波伦亚的人口在5万到7.5万之间浮动，各有七八所孤儿院。但是佛罗伦萨的孤儿院规模大得多。从表面上看，波伦亚的孤儿院对孩子的照顾要好得多，日后孩子多能成功地重返社会，佛罗伦萨的孤儿院则死亡率非常高。这种差异，与其归因于经营水准，不如说是为各自的宏观社会和制度环境所决定。佛罗伦萨当时已经成为托斯卡纳公国的首都，公国内各地的孤儿都可能入住。许多孤儿入院时，身体状况就已经非常槽糕。当时还在黑死病的余波之下，瘟疫不停袭来。即使普通居民，死亡率也相当之高。奄奄一息的孩子，就更难有多少存活率了。波伦亚作为教皇国家的第二大城市，则把边缘地区的孤儿都集中于贫民救济院中，孤儿院着重照顾本城体面阶层的孤儿，对入住的孤儿加以遴选，多少算是特权孤儿的避难所了。

　　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应该说中世纪这两个城市的孤儿院的成就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准备临时收养的孤儿院，非常积极地为孩子寻求收养家庭。找到以后，往往要对这些家庭进行调查。如果孩子被收养后不高兴，还可以回来。那些长期收养的孤儿院，则经常对入住孤儿的个人能力进行检视，看看孩子未来适合什么工作，然后因材施教，为之寻找可靠、有前途的作坊去当学徒。波伦亚的一家孤儿院特别警告执事者在给孩子找学徒的东家时回避不体面、不稳定的职业。比如纺织业就属于不稳定之列。这多少反应了当时纺织业的不景气，但更说明孤儿院对孩子未来的责任心。波伦亚的行会，对接纳孤儿当学徒相当合作。这大概是因为行会的领袖在各种基督教兄弟会中相当强势，而这些兄弟会恰恰是经营孤儿院的东家。St. Bartolomeo di Reno的档案记载了1583年6月7日出院的16位孩子的去向，他们的职业包括制鞋匠、裁缝、油漆匠、制针匠等等。甚至连工资数目也详细列出。

　　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些条件好的孤儿院对孩子进行基本的教育。这在义务教育前的时代，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进步。最令人羡慕的大概是1617年波伦亚一家孤儿院的孩子。他们加入了一个叫Collegio Pannolini的教育项目。这一项目的由来，是一位1590年去世的丝绸商人Francesco Pannolini的遗嘱。他立志要让最聪明的孤儿接受最高的教育，规定用自己的遗产每次资助20名孤儿到当时欧洲的最高学府波伦亚大学读书，一直可以读到博士学位。到1745年为止，共有146位孤儿受益。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完成了博士学位。大部分选择了法学，另有一些选择了医学和哲学，剩下的进入宗教组织。虽然这些孤儿卑微的出身使他们难以担任大学教授或重要的政府公职，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教育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仍然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博士就更不用谈了。但是，十七世纪时居然有数十位孤儿一路在世界最好的大学获得博士。这本身在人类文化史上不失为一个奇迹。

　　福柯等人曾把中世纪的孤儿院、济贫院等视为现代学校或监狱的前驱，颇有些见地。不过，这两城的孤儿院恐怕更像学校，而不像监狱。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复杂的组织所管理的社会。几百几千人的大公司、几十万人的军队、乃至庞大的政府、学校等等，我们都习以为常。在中世纪，不仅政府缺乏自己的官僚结构，就是在商业城市这种最复杂的经济中，一般的作坊往往就几个人，十个人以上就算“大企业”了。义务教育自然也无从谈起。教会可以说是当时最复杂的组织结构之一。孤儿院把几十孩子集中在一起，自然构成了许多现代社会“复杂组织”的根源。比如寄宿学校，其一大渊源恐怕就是孤儿院。波伦亚一家女子孤儿院，就通过高收费的办法，招收富裕家庭的女孩儿入住，另开一班进行教育。有些孤女，长大没有嫁出去，索性留下来成为孤儿院的管理者甚至“领导”。当时能够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大概是妇女最有地位的工作之一了。有记录表明，一些承包商经常和孤儿院联系竞价，以包揽孤儿们生产的产品。毕竟，几十个孩子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当时除了威尼斯的国营造船厂外，很少有哪家作坊能够维持这么大的生产规模。

　　以今天的标准看，中世纪的孤儿院的条件和经营手段也许无法接受，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侵犯儿童权利的血汗工厂。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孤儿院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为日后西方对儿童的保护提供了良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甚至为当今的中国所不及。

　　作者为旅美学者，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