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墙聚兴诚

　　洪安，熊学慧

　　1924年11月的某一天，大银行家陈光甫因事路经汉口，专程登门拜访老朋友杨希仲，杨设家宴招待。

　　陈杨都是早年留美攻读商科的海归，回国后又于1915年分别创办中国最早的私营银行中的两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重庆聚兴诚银行，二人惺惺相惜，交情甚笃。此次相见，本应杯酒言欢，无奈杨希仲正面对业务受阻、兄弟失和的困扰，心情苦闷之极。

　　年岁稍长的陈光甫见状，力劝其振作精神，关切之中不免有责备之意，岂料好胜心强的杨希仲百感交集之下，竟愤然用力握碎酒杯，令陈光甫颇感尴尬和愕然，只得匆匆告退。数日之后，42岁的杨希仲服毒自杀。

　　杨氏之猝死，令中国银行同业一片哗然，也引出了一段近代江西最大银行家族的恩怨兴衰史。

　　1“杨百万”创业

　　正值壮年的杨希仲走上绝路，起因是在聚兴诚银行业务发展方向上，他与亲弟弟杨粲三持续十年的“政见之争”。而讲述杨家兄弟内讧的故事之前，不能不提他们的父亲，聚兴诚事业奠基人杨文光。

　　杨家祖居江西省东部的南城县（现属抚州市），世代经商，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举家经陕西迁到重庆，杨文光就在当地出生。天资不错的他有意走科举之途，但受太平天国战火波及，专营川粤之间贸易的家族生意受挫，无力供其读书，17岁时他只得弃文从商，到姐夫与人合办的聚兴祥商号当学徒。该商号主要从上海采购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出产的杂货、棉纱、布匹等，沿水路运回重庆销售，在重庆十多家同类商行中，以资金足、商誉佳闻名。

　　杨文光胸有文墨，头脑机灵，学徒出师后几年间就获提升为掌柜。光绪12年（1886年），因商号货物滞销，部分股东决定退出，32岁的杨文光深受留守股东器重，得以1000两白银入股（其中一半为获赠的“虚股”），跻身合伙人之列。尽管杨文光经营有方，且以“稳重谨慎”享誉重庆商界，但股东之间纷争再起，还是让聚兴祥商号于1896年宣告歇业。第二年，杨文光另起炉灶，与人合资白银1万两，创办聚兴仁商号，真正当上了说一不二的老板。

　　1890年3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成为中国第20个对外通商口岸，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建立，重庆正式开埠。杨文光抓住开埠之后外贸业务大增的机遇，一改以往只做“上货”，不做“下货”（从上海运进商品称为“上货”，从重庆运出土特产到上海、汉口称为“下货”）的单一模式，“上下”结合，一进一出，又在四川绵阳、湖北宜昌及上海设立分庄，扩大商品经营范围，让聚兴仁商号鼎盛时期每年的流水达到四五千万两银子。

　　杨文光曾对子侄透露经商要诀，“利用别人的资金发展自己业务，这不失为一个生财妙法”。他与重庆的蔚长厚、百川通、大德通、日升昌等山西票号，云南帮的天顺祥票号，以及陕西帮、成都帮合办的协同庆票号来往密切，得到足够的流动资金支持。

　　1898年，正当戊戌变法让清廷上下震动之际，四川发生反清的余栋臣大足起义，富商纷纷走避，一般商号也急于抛货套现，导致物价急跌，各大票号更四处找人接手现银、代收欠账，以便迁往他省。杨文光认为这是富贵险中求的大好时机。他果断承接各大票号的大宗现银，再以压价、杀价方式在沪、渝两地大量购入“上下货”，分别囤积于汉口、宜昌、万县和重庆大本营，以分散风险。

　　果然不久之后余栋臣起义被镇压，四川市面趋稳，各类物资缺乏，物价随即反弹，杨文光迅速出手货物，当年结算获利60万两白银，相当于商号原股本的60倍。经此一役，聚兴仁一举成为重庆数一数二的殷实大户。

　　1911年5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杨文光与负责家族上海业务（此时商号已更名聚兴诚）的三子杨粲三都认定，清朝气数已尽，遂“故技重施”，人弃我取，囤购货物，半年后辛亥革命成功，杨家旗下各关联商号又大赚一笔。

　　到了民国初年，经过两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杨家资产已达白银百万两以上，杨文光作为全盘生意的创始者和实际控制人，人称“杨百万”。

　　2相煎何太急

　　杨文光共有五子，长子寿宇与三子粲三常年跟随父亲经商，深得真传，二子希仲学业甚佳，获资送到日本和美国留学，专攻工商经济管理。思想开明的杨文光此举，是着力培养多元化人才，以便家族事业后继有人，但这也为日后的兄弟纷争埋下了伏笔。

　　1907年，53岁的杨文光向长子交棒，退居幕后，可惜第二年杨寿宇便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此时杨希仲仍在日本留学，接班重任落在年仅22岁的杨粲三身上。杨粲三征得父亲同意，将商号改名聚兴诚，以示家族成员精诚团结之义。他年纪虽轻却甚有魄力，增设生丝和楚盐两大业务，又继续拓展分号于湖北的沙市、汉口和四川的万县、自流井（属今自贡），商贸和票号都经营得有声有色。

　　此时远在日本求学的杨希仲，眼界大开，尤其钦羡三井财团集中家族财力创办银行、开办实业，投资并扶助工农商业发展，迅速成为国际著名企业的事迹，屡次写信给父亲和三弟，力主学习三井，开设银行，做大家族事业。

　　1913年，先留日后赴美的杨希仲，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回国。此时重庆既是西南外贸出口主要基地，又是外商向西南倾销商品的中枢，每年与沪、汉及四川省内的成都、万县等地交易的流动资金达数千万两银子。随着清朝覆亡，重庆各大票号相继停业，只有官办的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在当地设有分行，但它主要代理财政部业务和发行钞票，并不为民间工商业提供服务。杨希仲断定：“非有一家商业银行，决难使资金流转，金融活跃。”杨文光对此十分赞同，他亲赴汉口、上海等地考察后，决定全权委托杨希仲促成其事。

　　杨希仲是当时中国少见的“洋翰林”，声望很高，人脉甚广，他通过留日留美同学的关系，很快打通四川省财政厅和北京北洋政府财政部、农商部的关系，获得开办银行的立案注册许可。1915年3月16日，四川最早也是国内仅有的数家民营商业银行之一——聚兴诚银行在重庆挂牌成立，杨文光出任地位最高的事务委员主席，杨希仲任总经理，杨粲三任协理。

　　但是，杨希仲与杨粲三毕竟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主张银行业务与多种经营齐头并进，并于1918年创办聚兴诚外贸部，从事进出口贸易。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1919年9月，父亲杨文光病逝，主理银行业务的杨粲三作风独断专行，对杨希仲负责的外贸部调用资金不予支持，失去居间调停人的两兄弟之间，矛盾日趋激化。1921年前后，外贸部因市场竞争需要，实行到产地预付货款采购的方针，急需大量资金，杨希仲以聚兴诚银行总经理名义，通知各地分行，凡见外贸部开出支票，无论数额多少，均须一律付给。此时恰逢该银行遭军阀强行摊派，垫付资金百余万元，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分行又出现欠账和亏损，外贸部突然透支巨额现金，让杨粲三恼怒不已，认为杨希仲有意加重银行负担，兄弟二人竟至互不相见。杨希仲更登报声明：“委托杨粲三代行聚行总经理职权”，“对聚行一切权利义务，概不负责”。

　　杨氏家族中一部分人见势头不对，迅即抽资退股，聚兴诚银行及外贸业务双双受到冲击，而“内讧”消息传出后，该行汉口、重庆两地分行一度发生挤兑风潮，杨希仲大受刺激，身心俱疲。于是发生了开头那一幕他宴请陈光甫却不欢而散，最终自我了断的悲剧。

　　3“无聚不成行”

　　在杨氏家族的同辈兄弟中，杨希仲排行第三，杨粲三排行第五，因此两人之间的冲突又称“三五之争”。但这并非杨家唯一的一次兄弟内斗。

　　杨希仲与杨粲三最后摊牌之前，聚兴诚银行总行于1921年由重庆迁往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更优越的汉口，当时还制定了一个以汉口为中心的“南北伸展计划”，意欲全国扩张。1922年，京津沪汉四地成立证券交易所，杨粲三决定利用银行资金，投资公债牟利。1925年，由于事先得到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内幕消息”，他买卖公债一举获利60多万元。

　　1930年3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杨粲三在上海分行召集经济智囊分析战局，认为蒋必败无疑，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发行的各项公债肯定会下跌，遂决定大做“空头”。蒋军初战失利，政府公债果然急跌，聚兴诚投资获利70多万元，但杨粲三不愿见好就收，坚持赚够100万元再说。岂料财力雄厚的江浙财团力挺老乡蒋介石，在各大交易所做“多头”，控制北方金融的“北四行”（中国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的合称）相继跟进，公债价格随之回稳。

　　刚愎自用的性格再次拖累了杨粲三，他不顾属下劝阻，继续大量抛售债券“做空”。同年9月，张学良东北易帜拥蒋，大军入山海关夹击冯、阎，战局瞬间扭转，江浙财团趁机哄抬债价，杨粲三措手不及，不仅先前赚的70多万元损失殆尽，还亏进去130多万元。这是他全面执掌聚兴诚银行以来最大一次失利，备受股东指责。

　　此后杨粲三深感自身财力有限，勉强“东征北伐”，难敌江浙财团和“北四行”，决定调整策略，专注西南市场。1930年冬天，聚兴诚银行总部又由汉口迁回重庆，提出“面向西南，植根西南，把聚行办成西南第一民营金融机构”的新目标。杨粲三一面深耕湘桂黔滇市场，一面在川中各县遍设分支机构，突出“川帮”银行的特色，同时增设信托部，组建保险公司，进军新兴业务。当时金融界人士对此明退实进的决策，大表赞赏。

　　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陪都和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沿海大量工矿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入川，西南大后方人口激增，百业兴旺。聚兴诚银行早早布局，自然比匆匆前来的江浙财团和北方同业更胜一筹。抗战八年，聚兴诚堪称四川及西南各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战后，更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

　　而1933年到1946年之间，杨粲三一改反对其兄杨希仲多元化扩张的强硬立场，以银行资金贷款或投资于商业、盐业、矿业、航运业、电业和毛纺业等50多个工矿企业及公用事业，总投资额1200万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抗战后期担任国民政府粮食部长的徐堪，与孔宋官僚资本集团关系密切，他和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何北衡等“官商”，多年来想方设法投资聚兴诚，进入董事会，以达到渗透乃至控制之目的，却受到极力维护家族生意的杨粲三多方限制。

　　杨家又一次兄弟阋墙事件的持续发酵，让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原来，杨希仲去世后，由最小的弟弟杨季谦接管外贸部事宜，但他对三哥杨粲三的专断作风亦有不满，因此备受后者冷遇，长期居于闲职。

　　1945年10月，徐堪在重庆出面宴请杨粲三、杨季谦兄弟及杨氏家族中人，酒过三巡，他亮出底牌：“目前行内纠纷严重，业务艰难，杨粲三最好退居幕后，由杨季谦出来主持。”杨粲三眼见“敌众我寡”，知道对手已内外串通，不得不黯然离席。此次“鸿门宴”后，杨粲三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职，改任高等顾问，杨季谦取而代之。因后者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九，这一回的“政变”，又称“九五之争”。

　　4尾声

　　还有一次对杨家、对聚兴诚银行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宴会，是在1949年的北平。

　　国共内战期间，杨粲三、杨季谦兄弟继续站在不同阵营中，粲三对国民党信心渐失，季谦则寄望于徐堪与孔宋家族的关系，认为尚有可为。1949年底重庆易手后，杨季谦避走香港，曾建议抽调百万美元在港开设分行，遭杨粲三反对。在此之前，杨粲三已取道香港赴和平解放后的北平，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会面，即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的林伯渠亲自设午宴招待他。席间，杨粲三提出保留其一生经营的家族银行，让它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存下去，但林伯渠告知，新政权下银行应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聚行不能独异”。杨听后深感失望。

　　全国解放后不久，共产党要求私营银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杨粲三坚持三点要求：一不要国家投资；二不要政府派人；三银行业务仍由他主管。但这显然与当时大政方针不符。1953年，犹豫多时的杨粲三终于同意参与公私合营，他获任命为改组后的银行副董事长，经营长达38年的聚兴诚银行，就此谢幕。1956年8月，在四川省全行业完成公私合营后的一次会议上，杨粲三发表讲话《我全家族都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表示“我虽年已70，体力衰老，仍当一本素怀，为国家做一点微薄的贡献”。

　　6年后，他病逝于重庆。此时离其兄长杨希仲含恨弃世，也已过去3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