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要经过科学民主决策

　　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讨暨‘新教育、新农村’项目启动会”上，专家建议调整当前“撤点并校”政策。专家调研显示，撤校后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而另一方面，被撤并后出现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

　　客观而言，专家关于“撤点并校”的建言已经有点“马后炮”的意味，我国的小学在过去10年间已经被撤掉一半，达371470所。而按照当前撤点并校的决策模式，此前发生在撤点并校中的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

　　我国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自然村上学的孩子锐减，当地的学校招生严重萎缩，学校难以继续维持。撤点并校则可以整合乡村教育资源。

　　本来，如果撤点并校能广泛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因地制宜，是会受到乡村民众的欢迎的，也可成为改善乡村办学条件的契机。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有一些地方的乡村学校生源其实并不少，可政府部门也决定实施“撤点并校”；还有一些乡村撤掉原有的学校后，孩子们必须到20里外的地方上学，上学路途遥远，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从逻辑上分析，要实施撤点并校，必须首先听取村民的意见，然后在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乡村学校还可继续开办，应以“就近入学”为首要原则，克服困难坚持开办；如果撤并，则应根据孩子们上学的交通情况，配备合格的校车负责接送；另外，孩子们新入学的学校应当有更好的办学条件、更高的办学质量。

　　但实际情况却是：不少地方撤点并校，并没有听取村民的意见，一些地区的村民甚至以自办学校的方式来抵制撤点并校，可是众多乡村学校还是被“强制”撤并；撤并之后，走读的孩子的上学成本增加，有的交通由自己解决，有的乘坐学校不合格的校车；与此同时，合并之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本来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

　　“撤点并校”之所以从良好的初衷出发，发展到眼下这一局面，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就教育利益来说，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根本不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为乡村学生着想，而是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主导权在行政部门。

　　在发达国家，学校的规划、建设，并不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进行决策，而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社区教育委员会进行决策，政府只是决策的执行者，这样进行的学校建设规划，由于充分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经历民主决策程序，因此规划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很难随意被调整。

　　所以，“撤点并校”出现的负面影响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包括接下来一些地方要“撤点并校”，也必须科学、民主决策。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这是解决“撤点并校”这一类教育问题的良方。

　　最新的消息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仍然呈现下降趋势，将采取措施遏止盲目撤并学校的趋势，所有准备撤并的学校必须征求家长意见。但愿这一规定，能切实得到执行。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