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提高劳动收入才能稳经济

　　本报评论员 郭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江苏考察时表示，要稳定经济增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李克强还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群众收入上去了，看病养老有了保障，这也会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奠定基础。

　　19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政府财政开支中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务性开支明显不足，这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长期根源。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推进的各类社保对接与全覆盖工作，方向明确，只要再完善细节，其既调结构又助增长的稳经济效应，在五年左右的中期阶段就可体现出来。

　　而要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也仍需要有关部门通过导向明确并且切实施行的系统性政策予以实现。考虑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1990年代至今有大致过亿的农村移民工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劳动者队伍中，那么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程度，比现在已经有的测算反映出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已发现，劳动收入在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占比中的比例变化，以及该国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占比中的比例变化之间，有非常高的关联度。中国199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时期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良好比例，是当时中国经济增长得以由消费和投资均衡带动的直接原因。

　　过去三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应急政策，已经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不依靠既能调结构、又能助增长的政策去拉动经济，那么结果就是过度宽松的货币在既有的收入分配缺陷和失衡经济结构下，继续扩大以住房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投资泡沫，商品房在两年中价格翻倍，金融系统和财政系统在中期内因经济结构失衡和投资安全问题而承受更大的风险压力。今年将GDP增长目标定在7.5%，并且让宏观调控主动引导经济软着陆，体现出中国已在宏观经济管理上更加成熟，并在长短期风险兼顾上，取得了明显进步。

　　虽然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下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继续趋缓，但根据当前劳动力用工市场的供需情况看，过去每次应对经济趋缓时所担心的就业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包袱。中国已开始进入投资和资本竞争劳动力的发展阶段，这既和过去的人口管理发展果实有关，也是中国经济从劳动力相对过剩转向资本相对过剩后的结果。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用工相对紧张的态势，正是宏观调控可以采取更大的结构调整力度来管理国民经济的至优条件。

　　在扩大内需、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对可能继续导致结构性风险的政策(比如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导致投资资金向房地产流动的政策)都应该谨慎排除。而保障房供地、鼓励劳动者的闲置存款进入基建和拉动工业的相关政策，既可调结构，也可助增长，应该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