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方能直面中国变局

　　沈山

　　 治大国如烹小鲜，其难易，关键还在能否“以道莅天下”，无道则无治。

　　 所谓“道”，即方法，即规律，治国无论大小，只要真正掌握了其内在的方法与规律，国事治理就如小鲜烹饪，从容而淡定。

　　 《中国要淡定》所要传达的，即是这样一种技术治国的理念，同时也试图向公众传达一种应对复杂多变时局、对抗危机所应秉持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不惟屁民，于治国者而言，更似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

　　 全书内容横跨外交、内政，并广泛涉及住房、教育、投资理财、文化生活等诸多民生领域，多元而完整的内容架构，暗示了五位对谈者的叙事野心，即将该书打造为针对国民尤其是针对执政者的一份立体且全面的谏言。

　　理性治理 拒绝折腾

　　 《中国要淡定》由张国庆、马晓霖、徐立凡、戴占军、牛力五位国际国内问题专家或资深媒体人对话整理而成。

　　 从书名到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年前曾火爆一时的《中国不高兴》。

　　 同样是群体创作，同样是纵论国事与时局，然而笔者以为，相对《中国不高兴》所透露出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及种种空洞而耸人听闻的言论，《中国要淡定》要理性而有价值得多，其内容也更务实而富于建设性。

　　 从“不高兴”到“要淡定”，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数年来潜行演变的格局与轨迹。

　　 《中国不高兴》出版于2009年3月。当时全球经济正深陷金融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经济看上去一枝独秀，这让国人有了更多自信与乐观的理由，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或制度或文化的优越感在部分人群中迅速蔓延，然而，短短3年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自身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层出不穷，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得日益复杂，中国在自身改革进程中一直被GDP高速增长所遮蔽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似乎集中爆发，腐败、不公、环境污染、血汗工厂、经济滞胀、富人群体移民等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以来，从薄王事件到南海争端，从乌坎事件到陈光诚，从通货膨胀到经济减速，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已经从“谁敢惹我不高兴”的盲目乐观转移到“还能否保持淡定情绪”的忧虑与纠结中。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转型的攻坚期，二次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左右观念之争亦暗流涌动。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能否淡定”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趣的是，几乎与《中国要淡定》出版的同时，以“郎旋风”著称的郎咸平教授出版了新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其论调与《中国要淡定》可谓迥异。

　　 书中，郎咸平发出了诸如“中国经济开始陷入全面衰退”、“我们距离香港式的楼市崩盘只差半步”、“国企根本不赚钱，国企拒绝改革”、“国有四大银行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等看上去异常不淡定的盛世危言。

　　 显然，《中国要淡定》的五位作者，对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经局势，无论从宏观还是局部，与郎咸平都有着迥然不同的判断。尽管笔者可能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稍显乐观的判断，但笔者亦坚持认为，淡定、从容，或许仍旧是当前改革攻坚阶段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正所谓“世界很折腾，中国要淡定”。

　　 “在一个折腾的世界，中国乃至每个中国人，如何更淡定地生活，成了一个需要直面的命题，事关幸福，也关乎未来。”该书前言这样写道。

　　寻找中国宿命

　　 所谓淡定，一定是基于某种乐观的判断，一定是有某种乐观的因素支撑这种淡定的情绪，否则，淡定从何而来？

　　 于是，如何发现并应用现实环境中的乐观或有利因素，便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真正的智者，越是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越能从中发现可资借用的有利因素。这一点，无论于个体还是国家，都是一条简明而有效的真理——聪明而淡定的个体，往往能获得生活的幸福与事业的成功；智慧而淡定的国家，则往往能通向进步与繁荣。

　　 “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而言，无论从国际环境还是国内政策选择上看，尚存不小技术调整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就是我们淡定的理由，淡定的资本。抓住并很好地利用这一空间，中国现阶段的闯关就大有希望。”该书作者之一徐立凡向笔者讲述。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与徐立凡在生活中多有接触，感觉如果非要给他贴一个标签，那么“实用自由主义”是再恰当不过的，即在其观念体系中，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又不拘泥于理想主义；既重视大国博弈中国家利益的诉求，又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所警惕。这种相对中右的立场，为笔者所钦佩，因为这是真正的智慧与勇气的综合。

　　 笔者其实不是特别认同该书所透出的过于浓厚的技术分析的意味，以为这种单一的技术分析，其实回避了诸如政改之类当前中国社会变革最为迫切的议题，但换个角度看，在现实条件还不允许，在很多问题还不能畅所欲言、即便言说也只能清谈的情况下，就一些可行且同样迫切的议题，探讨其技术解决的路径，仍不失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有效方式，而且即便是一些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诸如权力监督、财富分配等问题，同样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调整而得以改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既是一种务实又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在避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提下，将针对有效议题的技术分析做透，做到极致，正是该书为笔者所深爱的原因之一。

　　 该书的5位作者分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国际国内问题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5位作者平时经常在一起做对话节目，平时私交很好，因此座谈起来如行云流水，对相关话题的展开讲述可谓酣畅淋漓，同时，5位作者的知识结构也非常互补：从国际问题到经济问题，从话语权到食品安全，从文化教育到旅游，都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这种“头脑风暴”的结果，是使得读者既能有幸读到对相关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又常常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新颖别致的思路。

　　 比方说，在谈到“中国战略对手”这个问题时，对话出人意料地从“国家宿命”这一角度切入，令人耳目一新，一个原本枯燥、单一的传统国际政治问题，因为历史、文化、宗教等内容的介入，顿时变得活色生香，其最后中国国家战略对手的确定、诸如大三角关系与小三角关系的博弈和借用，包括“中国定位为大象般国家形象”的最终结论，也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再比方谈到巨额外储问题，书中提出“人民才是国家资产最好的保值人”，只有更多地让民间而非单一地由“中投”这样的巨型国企打理，才能让国家资产得到更好更高效的保值增值，并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对于民众普遍关切的高房价问题，通过书中独辟蹊径的分析，读者认识到，除了现有的房地产政策及2008年4万亿救市计划的推波助澜，始于十余年前的分税制（国税与地税双轨制）改革，也是造成目前高房价的根源之一，因为分税制改革使得好收的税种几乎全部集中到国税手里，面临断粮之忧和严苛的GDP考核指标的地方政府只能借地生财，畸形依赖土地财政，最后不断推高房价。这样的分析让读者立刻意识到，没有相应的税收等配套的制度改革，单纯依赖限购等非市场手段，房价问题恐怕并不能得到长久解决。

　　 中国是一个大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并且拥有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国情决定中国并非“推倒”即可“重来”，勇气与智慧并存，宽容与担当共举，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健康而有序的进步，而这须臾难离淡定二字。

　　 中国必须淡定而有条不紊地变革。（作者系本报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