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平台受挫拖字诀

　　冯迪凡

　　[ 由于“德班平台”是各国在延长会议19个小时之后妥协的产物，彼时并没有对德班平台做出更多细致的限定，正如所有的气候谈判变化一样，这样的产物注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解读上的分歧和谈判立场上新一轮的角逐 ]

　　“德班平台”的首次亮相所牵引出的各方利益纷争，主导了在德国波恩召开的为期两周的首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令人感到挫败的是，包括谈判议程、主席团人选两个原本在谈判第一天就应该解决的程序性问题，最终却耗费了波恩会议的两周时间。如果说对德班平台主席团人选争夺战还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各缔约方在谈判议程问题上的争吵以及指责，则显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德班平台”初衷上的巨大分歧：借道“德班平台”彻底摒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德班平台”是去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的产物；这个新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在2015年前达成一个适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作为2020年后各方贯彻和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减控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由于“德班平台”是各国在延长会议19个小时之后妥协的产物，彼时并没有对德班平台做出更多细致的限定，正如所有的气候谈判变化一样，这样的产物注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解读上的分歧和谈判立场上新一轮的角逐。

　　三种力量博弈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和印度成为了欧盟官员抨击的对象，他们直接指责中印立场倒退，拖延谈判。

　　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表示：“在德班会议5个月之后，就打算后退，全球都不能接受这一点。”

　　“在德班，已经达成了对所有元素的平衡方案，这不是一个选择菜单，而非常令人担忧的是，在波恩会议的两周中，那种一直打算走回头路的企图，是如此明显，又消耗时间。”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珀欣亦不点名指出，没想到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开倒车，并反对“重新谈判德班会议成果”。

　　不过珀欣吐露的真正原因在于，应当取消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责任义务的制度。

　　“‘德班平台’的争论表面看只是个程序问题，但它的实质关系到是否继续坚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否全面理解和落实德班会议成果这些根本性问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波恩表示。

　　实际上，会谈遭到部分国家抵制就在于，在两周谈判的一开始，发达国家就提出，由于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两大原则并没有写入创立“德班平台”的决议文本，因此新机制下无需再强调这些原则。

　　同时，由于德班平台中曾出现“适用于所有缔约方”一句，因此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在新的2020年全球气候变化框架中，更应摒弃双轨制，各缔约方应承担相同或类似的减排责任。

　　有与会参与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目前谈判主要有三种力量博弈，以欧美为代表，其意图在于彻底摒弃双轨制（《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和《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为主进行谈判），如果不能也会采取拖延战术，因为双轨在今年年底就要结束，这意味着《巴厘岛路线图》五年以来谈判的失败。

　　第二种力量是以G77加中国等力量，要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希望双轨制可以在德班平台之外继续正式谈判。上述代表表示，第三种力量是一些因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较大，所以比较着急的国家，希望快点出台条约，并希望落实援助资金等等，因而立场有所摇摆。

　　与此同时，由于德班平台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新平台，并主导气候变化谈判历程，因而在德班平台主席团席位上的争夺也呈白热化趋势，大会直到两周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名单，由分别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名主席联席主持。

　　其中，2012~2013年度联合主席为挪威的Harald Dovland以及印度的Jayant Moreshwar Mauskar，汇报人则为俄罗斯的Oleg Shamanov。2013~2015年度的各个安排也体现了充分的平衡。

　　从主席人选可以看出，这场政治博弈牵涉到许多集团。在现场听会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有欧盟、以印度及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小岛国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非洲集团，在这次主席人选的谈判上，都表示了他们的兴趣和利益。

　　“在这个时刻，更积极的减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乐施会活动与宣传主任夏维希亚对本报表示，发达国家必须改善其当前的低水平，在多哈会议之前，接受更高的减排目标。

　　“德班平台”绝非像一些发达国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进入全新世界，而是必须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特别是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苏伟在波恩亦表示，这是“整个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柱”。

　　双轨制的“拖”字诀

　　在此次波恩会议上，尽管发展中国家对议程程序和先后的异议拖延了谈判时间，然而发达国家企图动摇气候变化两大原则的策略，则在实际上体现了其另一企图：在双轨制谈判上的“拖”字决。

　　上述谈判代表对记者表示，按计划，今年年底双轨制的《议定书》以及《公约》两个工作组就将结束，然而最重要的是，关键问题都处于两个工作组之中，双轨制的无为而终，意味着这种消极抵抗（passive aggressive）将令这些重要议题都被自然挪至“德班平台”，为此甚至在大会之前再加一次曼谷会议的讨论都变得很艰难，最终会议资金都没有落实。

　　这位谈判代表口中的重要议题就包括《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度、发达国家提高减排指标以及落实中长期气候援助资金等等。

　　根据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李燕端在波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表述，《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在波恩会议上主要聚焦四大问题。

　　首先是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问题。迄今，大约30多个国家提交了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但减排力度显然不够，需要继续提高。

　　按照联合国环保署2011年的报告表明，这种减排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如要保持温度在1.5摄氏度，或者是2摄氏度以下的减排目标的话，必须在2020年二氧化碳等效排放量要降到440亿吨。

　　杨富强认为，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所作的允诺来看，发展中国家总的减排量可以达到50亿吨，而发达国家排放量的总和也只减少40亿吨，所以这些发达国家的允诺与需要减排的110亿吨减排量差距甚远。因此，杨富强认为，发达国家需要统一的统计和核实口径。比如发达国家报的关于减排的基年有的是1990年，有的是2005年，有的是2009年，都不统一，“我们需要统一的基年，可以进行比较。”

　　其次是第二承诺期长度问题。李燕端表示，欧盟主张8年为限，而小岛国等主张5年。中国从确保第二承诺期和2020年后新的加强减排行动之间不出现空当的角度出发，也主张8年的承诺期。

　　再次是日本、加拿大等不参加《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能否继续利用《议定书》下清洁能源、碳交易等灵活机制，以帮助它们兑现减排承诺。李燕端表示，对此，发展中国家立场是一致的，这类国家不应继续享用灵活机制的便利。

　　最后是《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修正案的法律效力问题。李燕端表示，发展中国家要求这个修正案具备法律效力，认为第二承诺期应是严肃认真的，不能搪塞或敷衍，而一些发达国家则希望只作出一个政治上的承诺。

　　与此同时，在资金方面，进展也十分缓慢。在绿色气候基金方面，各国政府表示他们将在6月底7月初召开绿色气候基金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并使得此基金在2013年开始运作。

　　在长期气候援助资金方面，会议决定将在年底多哈会议期间上交报告，确定2020年之前所需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

　　“在资金方面此次没什么太大进展。”夏维希亚对本报表示，“在11月卡塔尔的会议上，富裕国家需承诺到2013年和2015年之间，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100亿~15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