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公平呼唤《考试法》护航

　　□ 本报评论员胡 蓉

　　今天，全国915万学子走入2012年的高考考场。

　　今年的高考被公众称为“史上最严高考”，这是因为，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首次修改了8年前公布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各地也在此基础上相继出台了更严厉规定，比如：摄像头360度监控，手机手表禁入考场，水杯笔袋必须透明，一些地方规定考生只能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裸考”……

　　近年来，各级考试舞弊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研究生统招考试今年都发生了试题泄漏案件。高科技作弊现象也日趋普遍，手段日趋高超，各类作弊器材公然上网叫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作弊手段的不断推陈出新，监考方面相应提高技防、物防手段不无道理。但是技防、物防乃至人防手段的提高，都是以巨大的投入为代价的，各地在监考设备上的投入动辄上亿元，而在人力上投入的成本则更多。以高考为例，考试辅助人员和考生的比例已高达1比4。

　　纵然如此，各地考试作弊事件仍有日趋增多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弊，在部分考生和家长看来已不再是一种道德污点，而只是一种灰色手段而已。显然，面对作弊成功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单纯的技防、物防已不足以震慑骚动的人心。要从根本上遏制作弊，就必须加大作弊的违法成本，以加强考试纪律、恢复考试的尊严。因此，中国急需出台一部《考试法》。

　　目前，中国对作弊行为的打击，主要以文件规定的考场纪律为主，《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一些条文为辅，这使得打击作弊缺乏足够威慑力。比如，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二条，针对替考者和托考人，处罚权力最终都交给了涉事学校和单位，由此导致处罚结果各不相同。甚至，对某些考试作弊和违纪行为处于“无法可依”状态。据媒体报道，重庆市2004年发生两起群体作弊事件，因为“无法可依”，最后认定他们的行为连“治安处罚”都够不上，只好给予“取消成绩和考试资格”的行政处罚。

　　近年来，考试的作用在不断强化，各种升学之外，公务员、事业单位已经是逢进必考，连选拔领导干部也已经引入考试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试是否公平、公正，对参加考试者和组织考试者的意义和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已经上升为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大问题，确实需要从立法层面加以调节，而不能只是靠随意性过强的行政手段。

　　其实，早在2005年就有消息称《考试法》已起草完毕，其中的核心内容是，一些违纪作弊、徇私舞弊行为将视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最高可以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极个别案件可以追加刑期。显然，《考试法》的震慑力非同一般。但令人不解的是，《考试法》自此一直处于“正在拟定中”、“已纳入议程”的状态，最新传来的消息是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何时出台，至今没有定论。

　　虽说成才的路不只一条，但高考对于农家子弟和底层子弟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这条基本通道的阻塞将影响最广泛人群的命运，高考考场的沦陷将打击整个社会的信心。如果说多年前讨论为考试立法还有超前的意味；到了今天，当高考的纯洁性和公平性日益受到威胁时，为考试立法则已是迫在眉睫。

　　希望“史上最严”高考能催生《考试法》！希望以后的各种考试，有《考试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