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委会前主席：EMU进退两难我没有灵丹妙药

　　雅克·德洛尔 (Jacques Delors)(许钊颖 翻译)

　　[ 如果不转变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间的平衡，那什么都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我们在联邦制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很远，因此我信任协作——在“竞争、合作和团结”三大理念背景下的协作 ]

　　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现在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欧元问题盖过了欧盟的问题，这一点让国会议员感到绝望，他们希望我们也能关注一下欧洲预算、环境政策、能源、共同农业政策、外交等许多其他问题。

　　EMU现在进退两难。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困境仍在蔓延，这是支持者提出签订财政契约最主要也是唯一的理由。另一方面，很遗憾地，停滞风险的存在证明了欧洲相较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衰落，而该风险将会带来失业、不平等和贫困等可怕后果。

　　我没有灵丹妙药。我只支持可以解决两大问题之间的矛盾的方法：根据那些我们称之为“市场”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经济重组，恢复公众对欧洲、对欧洲的活力、对欧洲的增长和对其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的信心，以及如何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调和。

　　警钟是有必要的。这不仅仅是改变欧洲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现在缺少社会对话，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对话空洞无物。这让我很沮丧，因为社会对话和议会制一起构成了民主的基石。而且，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将资本和劳动的力量与改革结合起来的国家，比如奥地利和德国。

　　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将庆祝建立单一市场20周年。有人说，单一市场就是全部，是始，也是终。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它只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单一市场建立在三个理念的基础上：竞争——起刺激作用，合作——起加强作用，团结——起凝聚作用。

　　引起危机的国际因素也对欧元产生影响。当然，让美国财政部长来谈论欧元危机很容易，他可以忘却美国面临的赤字问题，也忘记美元的主导地位。但欧元危机的国际根源仍然存在。我不是说如果没有全球危机，EMU就可幸免于难。我们债务的增加也非常令人担忧。而且这早在2007年危机发生之前就开始了。但尽管如此，债务还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十分容易控制的。看看2007年以后的变化，我们帮助银行减轻了危机带来的后果。

　　现在回到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EMU运营不善？良好的运营必须要有经济支柱和货币支柱。它只有货币支柱，而没有经济支柱。我认为经济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可以平衡和完善央行的权力。2007年前，EMU运营良好；它的增长率超过2%，投资增长超过4%，10年内创造了1200万个工作岗位。

　　如果经济政策间做到相互协调，各财政部长做到彼此开诚布公，EMU就能发挥作用。但据我所知，这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解决互相之间出现的问题，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出现困难的原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要惊动高层、惊动政府和国家首脑。但是，如果财政部长们曾希望对形势有更清楚的了解，他们可以看看爱尔兰在银行方面的放肆行为、西班牙在抵押贷款上的放肆行为，以及希腊隐藏自己真实统计数据的做法。但他们对此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从危机一发生我便一直认为，欧元集团对本次危机负有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而且它本该早在2008年就作出反应，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段时期，欧元应该是保护的来源，而不是增长的来源。EMU在竞争力上持续落后，当然德国除外。而且，欧元保护我们免犯错误。而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则认为，它们在欧元的保护下可以犯错误。国家间的贸易差额被忽视了。没人对此表示关心。毫无疑问，这是欧洲财长理事会的责任。但同时这也是甚至现在也是欧洲央行的责任。

　　欧洲央行唯一的目标就只是保持价格稳定，这也是德国人的要求。但所有人都知道，在当今世界，中央银行还必须解决金融稳定、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三个问题。出现问题的时候，爱尔兰银行的行长、西班牙银行的行长或其他国家银行的行长什么时候向欧洲央行汇报过？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他们全都要为现在的形势负责任。所以，现在不是他们向别人说教的时候。

　　我在1997年就提出要实现经济政策的协调，当时我已不再是欧洲委员会主席，而只是一个普通法国市民。这是根据1987年的《德洛尔报告》提出的。这个提议没有被采纳：相反，只是单纯地将“增长”添加到“稳定”中。这就是典型的法国人的作风：法国人更注重正式的要求。他们高兴地回家了，因为他们提到了“增长”。这是多么不负责任。或者简直就是欺骗？

　　如果不转变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间的平衡，那什么都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应该做到何种程度呢？这个问题很复杂。这在当时其实很简单：他们应该把协调经济政策的责任交给各国财长，但是他们没有。我知道我们在联邦制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很远，因此我信任协作——在“竞争、合作和团结”三大理念背景下的协作。就因为相信协作，所以我错了。这段时期，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的出现提高了生产的规模、多样性和专业化，给德国等国家带来了利益，却给别国带来了损害。

　　我们现在了解德国的实力，当听到有经济学家在谈论可比竞争力，仿佛德国与葡萄牙和希腊已经不可能再协作时，我感到极为震惊。欧洲成立的基础就是多样性的理念。它能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吗？或者它将不得不接受德国绝对的支配地位及其规则？(作者系欧洲货币联盟之父、欧洲委员会前主席、欧洲智库的创始主席。OMFIF为第一财经战略合作智库，本文由第一财经许钊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