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商业经典》：意外的牛奶商人

　　来自硅谷的前工程师邵祈走出了更新迭代快得令人精疲力尽的IT业，意外地成为了一个牧场主和牛奶商人。在IT业里形成的精细和谨慎，让他在乳业中营造出了一个小而美的公司。

　　文/季艺

　　摄影/程泉

　　邵祈的乳业公司叫做华夏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畜牧)，他生产的牛奶品牌叫万得妙。

　　这个品牌在过去只被少数特别在意自己所喝牛奶是否合格和富于营养的人所知。但在2012年4月20日，出乎邵祈意料的是，前中国谷歌的总裁李开复为他做了一次成功的广告。李开复发出了一篇“我如何降低食物中毒概率”的微博(http://weibo.com)，他提及9种安全的食材，而其中唯一有明确品牌注明的便是“万得妙”牛奶。

　　在中国，与大部分使用UHT高温灭菌的其他牛奶不同，万得妙采用一种更古老，也更符合国际标准的巴氏灭菌法，这种灭菌法会将牛奶的温度提升到摄氏70度至80度，在十几秒内杀死细菌—这种灭菌法能让牛奶的口感更加真实，同时极大程度地保留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20年前，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部饮用口感更好的巴氏奶。

　　但是，巴氏灭菌奶对储存、运输、销售的温度都有严格要求，它要求环境温度最好保持在摄氏4度左右。否则，牛奶中的酵母、大肠菌会迅速繁殖并产生毒素—这致使它的保质期只有10天左右，而且不能被运送到太远的地方。因此，在20年前，人们理所当然地只喝自己居住城市附近牧场生产的牛奶，而这些本地牛奶企业的规模注定有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牛奶产量最高的地区是上海，那里的牛奶产业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留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的光明乳业是全国最好的牛奶品牌，远在内蒙古的伊利完全难以望其项背。

　　到了9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解决融资问题，每个省都拥有上市名额，内蒙古给了伊利名额，使它从一个很小的地方企业变成了当时第一个A股上市的乳业公司，这使得它能极快地融资、扩张。到了199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离开伊利成立蒙牛，他选择了一种激进的方式圈地：先建市场再建工厂，被形容为“借腹生子”—这是一般企业不敢模仿的。

　　伊利与蒙牛热衷于规模效应，于是就想通过塑造草原的意象，将产品卖到更远更多的地方。它们使用了一种更容易保存牛奶的灭菌方法—UHT超高温瞬间灭菌技术。牛奶经过高达135摄氏度的超高温灭菌之后，用六层复合无菌材料包装，无需冷藏，保质期就长达几个月，这使得牛奶极大地克服了运输与销售半径的限制，可以在常温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运送。但此事有利也有弊，高温致使牛奶之中80%左右的蛋白质等活性物质被毁坏，有人形容说UHT高温灭菌奶更像是一杯白色的水，里面装满了细菌的尸体—在欧美发达国家，鲜有奶商会使用这种灭菌法。

　　这种扩张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欺骗性。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专家在告诉消费者UHT灭菌更安全的的时候只字不提它对于营养的损害。很快，由于大品牌的市场攻势，一些生产巴氏灭菌奶的地方性奶业纷纷破产，或者沦为了为蒙牛与伊利制造UHT灭菌奶的奶源提供者。

　　因此，在中国，当一个奶商决定采用巴氏灭菌法加工自己的鲜奶时，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是一件极为昂贵和奢侈的事情：为了从一开始就控制细菌的数量，巴氏灭菌奶的生产需要比UHT灭菌奶更为严苛的环境，而为了把这些牛奶卖出去，这个企业要花很多的钱与时间去为自己的牛奶打造一个完整的运输冷链。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一个完全被错误观念误导、热衷购买便宜货的消费者群体里找出那一小部分真正懂得什么是好东西，并乐于为此付出更高费用的人。

　　事实上，53岁的邵祈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牛奶商人，他更喜欢告诉别人自己对机器如何着迷。

　　在一个下午，我们坐着邵祈的车前往他位于河北省三河市李旗庄镇一个农业高科技园区的牧场。

　　沿着北京长安街一直向东，通过通州与燕郊，便是邵祈的牧场。对于一个严格的巴氏灭菌法牛奶制造商而言，这个地级市的优势在于位于北京与天津之间—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就能把新鲜的牛奶制品送达北京或天津，不但符合他牛奶保鲜的半径，这两个城市也充满了教育程度和消费力极高的城市居民。

　　邵祈是一个身材健壮，留着长发但气质温和的中年男人，白色衬衫扎在牛仔裤里，这是典型的硅谷技术人员的打扮。邵祈来自台湾，13岁那年，他的全家又从那里移民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邵祈在一个叫Einux的公司担任首席技术官。这个公司为爱立信与诺基亚这种大型电信商生产一种大型服务器集群。在一个新技术不断产生，利润快速下降的时代，电子行业独有的残酷而苛刻的一面令他印象深刻。

　　“在电子行业，如果你在一个电子设备上赔了10%，就不可能赚钱了，在很多时候，你必须保证它们的毁坏率低于0.5%。”很大程度上，这使邵祈成了一个极为严谨的人，这些严谨最后又都转化成对成本精密的计算和控制。

　　在Einux被收购之后，邵祈与自己的朋友开发了一种叫做Adsense的语义搜索引擎。由于在英语中，一个单词往往有多重意思，而这个引擎可以根据一个单词在句子之中的位置判断它的词义。当谷歌在2002年大规模地进入广告业务时，以1.0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邵祈的软件公司。通过这种技术，在这项业务里，Adsense可以帮助谷歌的用户更准确地找到他们需要的搜索结果，比如，一个想配眼镜的人键入“glass”这个单词时，这种算法会根据单词在短语中的位置将用户带入眼镜而不是玻璃的网页。

　　拿到这笔钱，邵祈离开了IT行业，这种更新换代迅速、利润快速下降的行业让他疲惫不堪。2003年，他遇到一个世交的大哥。二战结束之后，日本退出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军官，邵祈的父亲与这位大哥的父亲接管了台湾的铁路与公路系统。他们没有再回到内地，却总期待自己的后代能凑在一起干些什么，而且是回到内地干—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这种友谊多数源自战争，在台湾这样一个地方，世交或许是一件比血缘更为亲厚的关系。

　　从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乳业上把自己的目标定为发展成牛奶生产大国。

　　在这个国家里，粮食、纺织、体育这些看上去毫无瓜葛的行业，都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种在举国体制的思路下迅速发展而成的。当你听到任何一个牧场主描述奶牛的生产能力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政府会大力推广这种畜牧。奶牛在生下来11个月之后，就可以不断地怀孕、产奶、生子—奶与小牛都可以换成财富。一年之中，一只奶牛只有生完小牛后的45天空闲时间，它们那时在抚育孩子。出于对奶牛精神的赞赏，毛泽东大力推广鲁迅那句名言—“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政府不但希望中国人饮用更多的牛奶强健体魄，而且相信养奶牛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发展壮大之后的蒙牛与伊利，也被地方政府赋予了这样一种特有的责任和期望。

　　20世纪80年代，整个河北只有3000头牛，4个养牛场，分布在城市的近郊。但从1985开始，全国各地的政府大量地引进了进口奶牛，再通过优惠的贷款和补助等方式把它们分配到农民手里。到了2004年，河北省的奶牛饲养户达到了28.1万，奶牛数则达到了161万头。

　　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牛奶产量一直保持年均23%的高增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中国2005年的牛奶产量为2750万吨—在当时，这个增速是全球最快的。中国很快就在2006年变成了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第三大牛奶生产国。这个行业里的实惠和可持续也同样打动了邵祈的大哥。“一年之中，一只奶牛只有45天的空闲时间，在剩下的近300天里，它们都在产奶。但如果你是养了鸡或者猪，把它们杀了也就没有了。”邵祈的大哥说。

　　对于邵祈而言，这和IT业太不同了，IT界的摩尔定律指出，电脑处理能力几乎会每两年提高一倍，而其价格会降掉一半。“这简直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生意，”邵祈说，“而且一只奶牛的产奶年限可以超过十年。”在2003年，一头同样种类的荷兰奶牛在大陆与海外的差价有几百元，邵的大哥在其中看到了高额利润—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用几百块乘以中国庞大的人口，从而认定就算他们只将奶牛买进卖出，也会是一本万利。

　　决定饲养奶牛之后，邵祈花了半年时间去考察当地奶农的生态。他看到的场景“惨不忍睹”：当时，中国的奶牛大部分处于散养状态，牛就睡在牛粪上面；牛奶紧俏的时候，农民挤完一桶奶摆在屋外就有人来收；桶上只盖一层纱布，上面爬满了苍蝇。

　　“中国的养牛业至少落后西方50年。”邵祈说。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相信，在一个落后的地区，自己只要用先进的方式去生产牛奶，就会获得机会。

　　2003年，当邵祈进入中国牛奶市场时，蒙牛“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喊得正响—那一年，在神州五号升天之后，蒙牛获得了“航天员专用牛奶”的称号。它还从伊利手里戏剧性地争来了当年中央电视台标王的位置。在伊利出资2.14亿元后，11月19日，蒙牛以3.1亿元的总投标额登上了标王宝座—据说，在央视的招标会上，他们动用了15家公司举牌竞标。

　　获得标王称号后，蒙牛制定了一个2004年完成100亿元的疯狂销售计划。在2003年，它的销售额也只有50亿元。很多人对蒙牛要实现100%的增幅大表疑虑。因为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两条路径：一是大力争夺竞争对手的份额；二就是把整个市场总量这块蛋糕做大。尽管中国不断进口奶牛，但奶源危机还是显现了：2003年，全国乳制品产量比2002年增长了50.6%，但这一年，原料奶产量为1625万吨，只比2002年增加了225万吨，增幅仅达16%，原奶的增长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蒙牛和伊利这种大型奶企在21世纪初发现1吨国外奶粉的进口价格在1.5万元左右，1吨奶粉可以做成8吨液态奶，而当时8吨鲜奶的收购价是2.5万元左右。大部分奶商在这时开始减缓从农民手中收购鲜奶，而改为用进口奶粉制造牛奶。这种投机行为加上铺天盖地的广告、疯狂的市场促销行为以及亢奋的民族情绪，周而复始，变成了蒙牛、伊利增长神话的主要部分。

　　在许多地区，奶农卖1公斤奶甚至收入不到2元—这就使得农民用现代方法养好奶牛和出产好奶的积极性大受打击。到了后来，一些奶农们之所以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并不是因为养奶牛赚钱，而是因为能捞到一些国家优惠政策与政府拨款。

　　而邵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刚开始养牛时，他的牧场对面有一个日本的饲料厂，邵祈便从那里买来饲料运到牛舍，一开始，他觉得这个生意简单极了，他要做的只是用车子把饲料从马路这边的饲料厂运到牧场这边。

　　但当邵祈把牧场第一批牛奶卖给三元时，他发现自己赔本了。他生产1斤牛奶的成本比三元收购鲜奶的价格还要贵上几毛。他所选择的饲料厂，当时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加工饲料，然后将其卖给发达国家—按照当时中国食品加工业的行情以及人们对便宜货的期待，没有食品企业能够承受这样的饲料价格。而且当时国家制定的大部分补贴政策都是针对本国企业的，作为一个外资企业，邵祈一分钱也拿不到。

　　邵祈与那些身段柔软的商人截然不同。他不相信快速的财富，一夜暴富的童话从来没有在他的人生经验中出现过，作为一个固执的人，他相信如果自己是对的，就应坚定不移地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离开IT业之前，邵祈曾经在一个台湾华人创立、生产LCD显示屏的公司Syntabrillian工作。一开始，这是创新行业，但当LCD技术广泛用于电视机后，这个行业主要仰仗的就是一种类似快速消费品的运作：大量资金涌入，大规模生产、制作压倒对手的广告，迅速控制销售渠道以及大幅度降价—创新因素在其中变得极其微不足道。

　　“这不符合我的兴趣。”邵说。

　　而在美国，奶制品企业由于生产流程完全标准化，它几乎没有所谓垄断性的品牌。“在美国，牛奶是一种非常朴素、规范而且去品牌化的产品—人人都选择自家附近的牧场生产的巴氏灭菌牛奶，所有的牛奶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一个味道，就像菠菜不需要任何牌子一样。”邵祈说，这原本是他选择这项业务的初衷。

　　在发现自己的生意出了问题之后，邵祈重新变回了一个谨慎、吝啬的IT业的从业者，他那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与对成本强大的计算能力发挥出来了。

　　首先，邵祈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内，几个大的奶牛场每头牛每天的平均产奶量是25公斤，如果自己的产奶量能够达到25公斤以上，那么他就可以赚到钱。在单纯地把问题还原为成本与效率的矛盾后，他决心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来生产牛奶。

　　2003年，邵祈的启动资金只有从亲朋好友那里集资弄来的800万人民币，他用这笔钱从海外买来了180头澳大利亚黑白花奶牛。作为180头牛的主人，邵祈可以从每一头牛下手，严格监控它们的产量、健康情况以及孕期。每一头产奶牛的脖子上都拴着识别牌，当奶牛站在挤奶机前面，每次挤奶量的多少，全程都被记录下来，一旦产量发生10%以上的异常，就会有兽医去检查牛的身体状况，大大地降低了奶牛乳腺炎的发病率—对于奶牛而言，这是直接影响其牛奶产量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奶牛乳腺炎的平均发病率是30%，而邵祈的牛只有0.3%，这种标准化管理带来的效果是邵祈最为骄傲的地方。

　　因为饲料是养牛主要的成本，邵祈会严格按照美国专家给他的最适合奶牛消化的纤维长度数据，用一个三段筛对饲料进行测试。如果纤维长度过短，饲料加上水后很容易变得很稀，太稀的饲料会很快从牛胃里流失，造成很多营养没有被吸收。而如果纤维过长，那么牛可能根本消化不了，排泄出来也是浪费。牛对营养的吸收效果要看饲料在牛的四个胃里呆了多少时间—邵祈相信，这个时间是一个可以计算的东西，所以饲料切割的长度与控制成本有密切关系。而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前的中国，像华夏畜牧这么做的牧场简直是凤毛麟角。

　　在自己的牧场里，邵祈渴望控制一切。一旦有什么东西超出他的控制之外，对他而言，这种存在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浪费。

　　刚开始，华夏畜牧像别的优秀牧场一样给奶牛听音乐，但很快，邵祈的工人们把收音机里的音乐换成了新闻或者评书，他就立刻把所有收音机都从牧场里撤掉了。

　　邵祈迷恋机器，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他降低那些不可控的东西。读大学时，他与父母起过很大的争执：邵祈当初很想学习汽车设计，但父母出于就业的问题阻止了他，原因很简单，30年前，全世界只有几家汽车设计中心。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程专业毕业之后的30年里，邵祈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的IT工厂与写字楼里工作。“但假如你碰见我的老同学，他们会告诉你说，我可以将整个车子全部拆掉然后重新装起来。”

　　这种迷恋演化为迷信且延伸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当决定到中国做奶牛生意之后，邵祈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一周的时间会有五天在农场度过，剩下的两天则忙于布设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相信机器的人，邵祈当时用一个仪器测试了自己的睡眠波段，“仪器告诉我，我从浅睡眠进入深睡眠的过程非常短，而且在深睡眠里持续的时间很长。”他认为自己不用在睡觉上浪费太多时间。

　　一个初夏的下午，我们坐在他的银色保时捷的前座凝视一台搅拌机足足四五分钟，他向我们讲解这台从美国来的机器如何倒料，又如何把各种饲料混合在一起。

　　在这台机器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液晶屏，上面会显示某一种饲料的简称与所需要的数量，工人按照这个数字将饲料倒在搅拌机里的时候，搅拌机内部的电子秤开始计算重量，当这个数字变成零的时候，工人便完成了任务。每一台机器记录下每一个工人倾倒的数量和次数后，当搅拌机开始工作，机器会通过无线网把这些数据实时传送到办公室的电脑里—“准确”是邵祈评价工人业绩的重要指标，这将直接决定工人每个月所能拿到的工资。

　　几天之后，当我们第二次坐在这台搅拌机前面时，忽然刮起了很大的风。这时，一个工人正在往这个机器里倾倒一种叫做棉籽的饲料，当看到那些较轻的棉籽被风吹上天空时，邵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沉默了一会，他说：“我也许应该为这台搅拌机修一座房子，那样，饲料就不会吹在天上被浪费掉了。”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蒙牛也开始加大对自主牧场的建设，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牧业)的人来参观邵祈的牧场时，邵祈也向他们介绍了这台搅拌机，当听到这台机器要花几十万美金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老总认为这太贵了。它看起来那么地简单，他很骄傲地说，他们可以自己仿造一台—结果他们的机器天天坏、天天修。

　　这是邵祈与他们的差别：在大陆，成功企业家们往往像革命者一样相信从无到有与白手起家，但邵更相信文明的进程与研究的作用，这也是他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做出真正好牛奶的关键。

　　“很多机械企业都在做搅拌机，如果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它的价格一定会非常便宜，但如果价格不便宜，这表示它中间一定有一些技术含量。”邵祈说。

　　对于他的中国工人而言，邵祈的“较真”态度令他们感到不可理喻，从一开始，他们就处在冲突的两极。

　　从管理角度看，让牛吃饱而又不浪费饲料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美国，如果牛每顿的饲料剩下5%就代表达到了这个效果。为了这个苛刻的数据，在新的一批牛与新的一批饲料来到牧场时，邵祈每天会严格地对饲料进行微调，如果当天没有剩下饲料，他就加量，如果剩余饲料超过这个限额，他就回调。这样一来，邵的员工每天必须拿着一个地秤反复为饲料称重，他们认为邵祈简直是没事找事—在中国，大部分人养牛的方式就是把饲料放在食槽里，让牛随便吃。

　　有一次，邵祈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从外国买来了几台构造精密的拖拉机。把拖拉机运回牧场之后，他一直没有去管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工人告诉他，其中的一台坏了，邵从台湾的代理公司找来厂家的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打开拖拉机的外壳后，告诉邵祈自己已经无法把它们修好了—拖拉机里所有可以被弄断的电路都被人为剪断了。

　　在设计时，为了不损害机器，这种拖拉机设置有很多精密的保护功能，比如，如果扭力过大，它会自动停下来。这时，中国的工人不会去问为什么，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让它继续走”。工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去找到那条阻碍了自己工作的电路，然后把它剪断。

　　在邵祈看来，每台机器都有一个自己的思路和所要达到的功能，而他的中国同行们无论做任何事情，想的就只是如何尽快把这件事搞定—就像这台拖拉机一样，等工人们为求省事，直到把这台拖拉机的所有保护线路都剪断的时候，拖拉机也就彻底报废了。由于“华夏畜牧”的牛奶奶质很好，邵祈用自己牧场5%的鲜奶制造了自主品牌万得妙，其余全部被各大牛奶厂商订购一空。由于质量好，“华夏畜牧”的鲜奶价格比一般牧场高出20%，那些奶企用它来生产自己最高端的产品，比如三元的乳酪、蒙牛的特仑苏以及伊利的金典。

　　由于生产前期的标准化控制已经非常彻底，万得妙牛奶的后期加工过程出乎意料的简单，牛奶从奶罐车输出进行过滤，过滤完了就是巴氏低温杀菌、均脂，最后送入储奶罐进行罐装。万得妙只有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含糖酸奶和不含糖酸奶这四个品种，由于蒙牛与伊利这种大型奶商的原奶是从各种地收集而来，这导致它为了统一奶的口味，需要在后期加入大量食品添加剂。蒙牛与伊利喜欢强调自己善于创新，但这种所谓的创新其实与各种添加剂密切相关。2007年，仅伊利一家全年新增或改进产品就达180余种，平均下来，伊利两天就能推出一项口味不同的产品创新。

　　在一个规则与标准尚未形成的市场，面对一群还不太会分别好坏的消费者，邵祈与很多诚实的商人一样，往往都是靠行业劫难才能获得真正的好运。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救了邵祈。长期以来，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奶商的盘剥，很多散户奶农生产的牛奶往往无法达到大型奶制品企业的收购指标，为了让牛奶顺利通过检测，一些收奶站开始在牛奶中人为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它能够使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在检测中顺利达标。而在使用了这种牛奶制成的奶粉之后，很多婴儿患了胆结石—中国奶业一直存在的奶源问题刺眼地暴露了出来。

　　奶业的灾难发生之后，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接下来，“食品安全”成了中国人近几年里最流行的话题，大量的风险投资也随之进入中国食品行业。

　　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当邵祈决定来中国养奶牛时，很多人认为他疯了—他们把他看做是一个“自我满足”型的商人。但此后，再没有人质疑过邵祈的决定。因为他的牛奶足够安全，泰山投资宣布与欧洲乳品生产商Mueller Milch Management等机构共同投资他的华夏畜牧，投资总额为4500万美元。

　　但三聚氰胺事件也造成了另外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牛奶散户很难管理，他们决定关闭掉所有牛数少于100头的牧场。“政府的思路是更好地控制，中国只剩下两家大的奶企，总比有很多奶企更利于监管。”一个曾经报道三聚氰胺事件的记者说。但这导致很多依赖这种牧场的小型的当地优质奶制品品牌纷纷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看，蒙牛与伊利对乳业垄断的地位更加不可被撼动了。

　　一种大而激进的思路重新控制了牛奶行业。为了响应国家的要求，各奶业巨头们立刻加入了万头牧场的建设行列，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成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现代牧业已建成运营的万头牧场16个，在建牧场4个，拟建牧场10个。2015年前，现代牧业将完成30个万头规模牧场的规模与经营，奶牛存栏超过26万头。2011年，现代牧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四五千万元的支持。

　　但在短时间内完全管理好几十万头牛本身的饲养、牧场建设、兽医培训以及饲料种植使得蒙牛、伊利这样的大型牛奶企业手忙脚乱。201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蒙牛眉山工厂一个批次的牛奶被查出严重致癌物黄曲霉素含量超标，蒙牛的股价在三日内暴跌20%—黄曲霉素一般源自饲料霉变，特别是青贮玉米、商品玉米等水分较高的饲料。黄曲霉素事件之后，中国消费者对牛奶的信心再次大跌，蒙牛自己承认，它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销量在那段时间里因此而下滑了60%。

　　这类对大型奶企来说灾难性的事件，从某种程度上看有助于匡正人们的牛奶消费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人开始寻找离自己家更近，营养价值更高，也更安全的那些区域奶商。

　　与中国人熟知的成功人士形象非常不同，邵祈的言行举止看起来过于保守，丝毫没有那种昂扬、疯狂、企图吞噬一切再摧毁自己的冲动—而在一个新兴市场里，这些极端刚烈的品质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商人的成功要素。邵祈的一言一行冷静节制，几乎看不到任何戏剧性的部分，当他事无巨细地向人介绍自己如何做牛奶时，你会觉得他有些无趣。比起其他人喜欢谈论如何让一年销售额翻一倍的想法，这也太没煽动性了。

　　但当发生了三聚氰胺事件或者当那些典型的中国成功商人接二连三地出问题时，你又会觉得邵的缓慢和谨慎中蕴含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

　　邵祈的办公室里有两个西方著名的公牛形象，它们被摆放在立式空调与办公桌两个显著的位置，一个是华尔街牛的模型，一个是兰博基尼的模型，后者的标志是一头健壮的公牛，准备冲向前去。他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印象派时期的画作复制品，描述了河边一群穿着讲究的贵族在聚会的场景。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西化精英的趣味，这符合他在过去的经历。

　　作为一个畜牧行业的从业者，邵祈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大部分是乡镇干部、地方企业家与农民。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买了一本《画说中国》以及一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但他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这里面讲了些什么—这两本书迄今还搁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几周前，邵祈留起了胡须—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蓄须的习惯。这是因为有一次他和一位李旗庄镇的干部中午喝酒，回来之后，半醉地跌倒在了办公室前的楼梯上。秘书把他送进了三河市下面的一个镇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缝针手术。但这个手术做的并不彻底，“现在还有一块小石头在伤口里”，邵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为了避免刮胡刀引起感染，他干脆从此留起了胡须。

　　当我们第二次来到邵祈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那幅油画已经被中国的牡丹图代替了，他本人也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非常惊讶。秘书告诉邵祁，这幅画在他出差的时候被这个镇上一个和政府关系很好的建筑商人拿走了，他想用这幅画装修自己新开的生态园餐厅。此人把一张牡丹图作为替代品挂在了油画的位置上。

　　在搞明白了如何养牛之后，邵祈希望在李旗庄镇上拥有更多的土地，他开始建设自己的第二个牛场。他不满意这里的饲料，于是便租下了1000多亩地自己种玉米—他在今年春天播种了从美国谷物协会获得的优良种子。

　　在距离华夏畜牧牧场大约一公里的地方，邵祈终于从李旗庄镇刚刚规划而成的工业新区办公室得到了想要的土地，由于镇政府正在修一栋新的办公楼，因此，在一个前后长度不到50米的院子，所有官员的临时办公室都被安排在了一排平房里。从前到后，你能依次看到这么一排名衔，它们是：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宣传部、纪委、宣委、武装部长、政法书记、镇长以及副镇长。因为这个地区的公路和交通都还未完全建成，来回上班太耗费时间，很多官员下班后干脆选择就在办公室过夜。不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室，都放着床，来客们就坐在床上谈论他们关心的事情。

　　土地问题是这里一切工作的核心，当有邵祈这样的商人到访时，领导们会把相关几个村庄的村支书叫到办公室里，询问说服村民租出耕地的工作做得怎样。

　　华夏畜牧现在已经拥有7000头奶牛，在此之前，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资金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当邵祈的母牛生了新的小牛，他只得忍痛将其送给村民。在这样一个动辄大谈万头牧场的畜牧业背景下，邵祈与他的中国同行都不相同，他是循序渐进而不是激进地掌握养牛的方法的，而在那些大型奶企与大型牧场疾速扩张的同时，拿不到国家补贴的邵祈正在做另外一种尝试。

　　从2012年起，他开始不停地在自己周围的其他牧场走动，他希望能够以入股的方式联合这些小型牧场，再把自己的管理模式教授给他们，从而一起合作改进牧场的生产。在此之前，这些牧场大部分依靠政策拨款维持生计，但邵要给他们注入一种市场的活力，对他们而言，接受邵的理由更加真实，他们信任邵祈的技术与思路，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把牛奶卖到一个更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