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的供述：我也确实没有主观恶意

　　本报记者黄祎妮曹咏

　　“你好，我是李旭利。”2009年10月，上海陆家嘴花旗大厦8楼的重阳投资办公室，李旭利伸出了手与记者相握。这是记者最近一次与李旭利面对面的记忆，彼时，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两年半后，记者再一次见到他，是在审判庭上。6月12日，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他，身穿一件普通的POLO衫，身形已消瘦不少。

　　2012年6月12日，调查逾十月之久的李旭利案终于开庭。

　　即使对旁观者而言，该案件也算得上一波三折。

　　上海法院网最早显示，李旭利案定于2012年3月29日下午13点45分，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但事实上，最终的开庭地址选在了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庭审中曾对这一更改做出解释：“本案由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交由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因提起公诉后改变管辖，于2012年4月12日，放置本院检查起诉。”

　　这注定是一场备受关注的审判。

　　12日早上8点左右，上海一中院门口就开始聚集了不少申请旁听者，而实际开庭的时间在9：30分。人群中大多是媒体记者，也有部分律师和公务人员，上海证监局和经侦大队亦派人旁听了此案。

　　一开始，上海一中院并未计划对李旭利案的旁听申请者放行。“刑七庭旁听证已经全部被上面拿走了，这里一张也没有。”工作人员介绍。

　　但随着人群越来越多，法院最终还是开放了有视频转播的大法庭供人旁听。粗略统计下，当日参与旁听的人数达百余人。

　　9:30分，大屏幕上准时出现了李旭利的身影；他笔直走向法庭中间被告人席，并没有向身后的亲属席探寻。

　　正式开庭前，曾有一段例行规则宣读和信息核对时间，李旭利一直保持站立，直至审判长表示可以坐下；而在回答前者提问时，李也是习惯性前倾。

　　全天逾四个小时的庭审中，李旭利做到了有问必答，但依然坚持不曾翻供，也没有逃匿。“我不是学法律的，我的责任、义务就是向法庭、公诉人和公众，让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且此前接受问询时就说过，我对所有的交易承担后果。”李旭利说。

　　只是，这位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也偶尔有情绪流露。

　　当被公诉人质问，作为一个资深从业人员，怎么会不知道交易数额是量刑的重要指标时，李旭利回答：“我是学金融的，不是学法律的。”

　　没过多久，类似的问题继续出现。

　　“你认为基金从业人员的配偶能够炒股吗？”公诉人发问。

　　“可以。”李旭利回应。

　　不过，公诉人似乎并未预料到这一回答，仓促地问：“证券监管部门从来没有下发过文件说基金从业人员的配偶不能炒股？”

　　“没有。”李旭利稍有停顿，继续说，“只是说需要炒股的话要向相关部门报备。”

　　整个庭审过程中，李旭利声音低沉，以至于数次被审判长要求提高音量。唯一例外的是谈到股票投资，此时，他会明显加快语速，有时还会无视公诉人的打断坚持发言。

　　令现场旁听人员惊讶的是，李旭利对三年多前曾交易的股票名称，买入卖出等，依然记忆深刻。

　　“你有没有买过和你任职公司相关联的股票？”公诉人提问。

　　“有。”李旭利并不否认。

　　“一般手法是怎样？你是跟着基金经理买还是先于他们买？”公诉人问。

　　“坦率说，我不太看。对于下面的基金经理，其实我还不太看得上他们的投资水平。”李旭利话音刚落，旁听庭内一片哗然。

　　这一刻，李旭利显然是骄傲的。但他的直接并不仅限于此。

　　当被问及，工行、建行究竟对交银旗下基金贡献几何时，李回答：“对于工行、建行，其实更多的是钱没地儿塞就塞里面，它们的获利程度其实远远小于我们同期买入的煤炭股和房地产股票。”

　　12日下午两点半，庭审结束前，李旭利说出了当天最长的一段话。

　　“这件事证监会调查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最早听到这个事情时和太太、孩子在美国旅游，我没有采取通常很多人会采取的逃避态度，而是按时回国，配合证监会调查。而且和调查组的第一次接触，也是我和太太主动前去。为什么后来没有及时投案自首，还是中国证券行业违规和犯罪的程序问题，我们一直以为这件事还在证监会的处理范围。”李旭利说。

　　“到案后，其实也是我主动向刑侦部门讲述事件真实情况，尽我最大可能来还原事情真相。虽然我不是无辜的，但我也确实没有主观恶意，要利用信息来为自己赚更多的钱。作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我有太多太多的机会、太多太多的选择。从常理上判断，我也不太可能选择工行、建行。”李旭利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