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慎用负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

　　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惹人担忧，市场普遍认为，宏观调控所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需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惹人担忧，市场普遍认为，宏观调控所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需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有鉴于此，一些机构建言，宏观经济的“稳增长”仍应从刺激投资开始;更有评论进一步指出，为解决财源问题，可以考虑实行第三次国民经济债务调整，以外储为锚发行外汇票据，再由财政发行2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予以购买，并将所筹资金用于保障房、水利及铁路建设等重点工程，一方面分流外储，一方面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投资需求不足。

　　这种央行与财政部之间对于外储的操作似曾相识，2007年中投的成立便是这般资产腾挪下的产物。抛开复杂的财技，所谓“国民经济债务调整”无非是打外储的主意，希望直接利用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储为中国经济“稳增长”做贡献。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这种设想失于天真，忽略了若将外储用于国内，不论以何种形式，都存在“二次结汇”的风险，引发通货膨胀问题。在这一点上，利用外储与通过“4万亿”刺激投资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利用负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区别只是在于，外储是央行的负债，“4万亿”是政府负债罢了。绕来绕去，还不如直接搞个“4万亿2.0版”来得痛快。

　　但对于时下中国，单纯的负债扩张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反而将固化既有的利益格局，加剧政府及企业的债务压力，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第37届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上指出，中国债务占GDP比重为168.9%，处在一个健康范围之内，但企业的债务负担偏高，达到105.4%，远超80%的合适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资本市场的运用还很欠缺，中国企业的负债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高负债在高增长时代可以正常运行，但若经济波动，甚至出现下滑，企业违约的可能将给银行带来很大的压力。

　　更应当看到的是，利用负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的思路仍局限于保增长的传统思维中，而有意无意忽视了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当前最关键的命题，是对中国经济改革难点和重点的误判。安邦曾多次强调，为应对目前的这一轮经济减速，中国政府所亟需的是调结构，而非稳增长，是改革，而非走老路。具体而言则包括市场制度改革、国企反垄断改革及政府改革等。中国亟需建立更加公平、透明、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市场，并吸引各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积极参与其中。

　　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惹人担忧，市场普遍认为，宏观调控所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需要对此负主要责任。

　　目前，各部门的“新36条”实施细则正陆续出台，打破民企投资的“玻璃门”才刚刚露出点苗头。倘若经济一放缓，便拿出负债扩张的旧方子照方抓药，这是在掩盖核心问题，同时令引民间资本入国有垄断领域的改革胎死腹中。这是倒退，而非进步，即使能暂时稳住经济增长，也将后患无穷，且更难治理。

　　所幸的是，中央政府对“4万亿2.0版”、“房地产调控松绑”等旧方子十分敏感，市场中一有风吹草动便接连矢口否认。利用外储来刺激投资虽带有一定迷惑性，但只要搞清楚这仍然是在利用负债扩张，本质上还是旧方子的一味药，便不难走出复杂财技所带来的误区。

　　最重要的是，各级决策层都要统一认识，看到负债扩张手段的局限性，并坚持以调结构为先，再考虑经济增长事宜。倘若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增大，有必要接受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事实，而不作追求高增长的无用甚至有害的举措。受人口红利减退影响，中国的失业情况已没有四、五年前那么突出，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下滑也足以吸纳剩余的劳动力，决策层完全无须为那个数字到底是7还是8开头而过于紧张。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所谓“国民经济债务调整”仍脱离不开负债扩张的传统思维，是对中国经济改革难点和重点的误判。中国应慎用负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取而代之的，则应坚持改革，坚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将目前刚露出苗头的民间投资“新36条”落到实处。倘若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增大，有必要接受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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