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纽约式”机遇 打造上海国际金融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度访谈5）

　　本报记者 赵怡雯 实习生 嵇芸芸

　　

　　

　　

　　在全球各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间，纽约的实力至今位列首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形成的过程。纽约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实际是在二战之后，它把握了伦敦遭遇二战重创后的机遇。当前，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联合效应下，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这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又是一个“纽约式”的机会。日前，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具体剖析了纽约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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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势”抓机遇

　　《国际金融报》：上海与纽约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有何相似的经济背景？

　　戴国强：上海与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背景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商业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制造业中心。美国纽约有许多中小企业，周围有其他州，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制造业就比较发达，像费城则被称为制造业中心，这些城市离纽约都非常近。纽约是交通比较发达的港口城市，上海也是如此。从地理条件、经济背景、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来看，这两个城市是非常相像的。

　　第二方面，上海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纽约当时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背景也有相像的地方。纽约最后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实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之前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遭到比较大的战争创伤，特别是第二次，它遭到巨大的损失和打击。而美国正是看中这样一个机会，在1944年提出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其目的是为解决战后货币体系安排，想用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所以，纽约是在原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时开始真正的崛起。纽约、伦敦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上海来说能否抓住这个机遇是非常重要的。

　　《国际金融报》：您认为现阶段可以借鉴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点在哪里？

　　戴国强：现在看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现有的汇率和货币制度下积极推动金融产品的多样化。这涉及到金融制度的改革、金融产品的创新、人才的引进，这都需要配套。但我们可以以产品多样化作为一个抓手。产品多样化会需要大量的结算，上海才会成为人民币清算结算支付中心，人民币要成为“四个中心”，首先产品要设计，前提是汇率和市场化汇率是接近的。如果产品定价都吃不准，没人敢投。

　　不过，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基础条件建设也很重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利率的市场化问题。还有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是继续加大力度吸引中外金融机构入驻上海。这就需要将市场环境建设好。比如金融中介机构的不断完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估机构等。

　　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系统的基础建设，比如支付系统、折算系统。并且要吸引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汇聚。有机构、有人、有很好的系统，产品推出就会有人买，资金也会慢慢集聚，金融中心也就自然形成了。金融中心是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靠人为推动，政府的力量起着一个推力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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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金融优势

　　《国际金融报》：纽约有哪些地方值得上海借鉴？

　　戴国强：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优势有五个：第一是货币优势。美元成为中心货币，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货币无法比拟的，包括欧元、英镑。

　　第二是市场优势。包括两方面，一是金融市场比较健全，经过多年发展，它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统市场、衍生品市场，而且很多产品就是从纽约出现的。除了金融市场的健全外，它还有金融机构集聚的特征。现在纽约有200多家外资银行，而上海只有几十家，而且当时的纽约银行资产差不多有2万亿美元，规模很大。从债券市场来讲也相当大，仅次于伦敦。银行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是现今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市场，除了有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在纽约上市的公司有2300多家，其中外国公司有466家，规模远远超过上海。所以，纽约金融市场健全、金融机构集聚，这是它市场优势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纽约也是商业贸易中心，有实体经济支撑；也是航运中心，纽约港是一个很大的港口。

　　第三是创新优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金融衍生品都是出自纽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华尔街出来的，因为它集中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公司、信投机构、保险公司，非常齐全。所以纽约形成了创新优势。花旗银行当时最早推出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我们称为CD，这个产品开了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先河，它把原来没有流动性的存单变成了可随时变现的金融资产、证券化资产。当代金融一个特点就是证券化，它就是证券化的开端。

　　第四是人才优势。首先，薪金待遇高。当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由于华尔街的高管、优秀人才年薪过高。其次，信息非常充分。对金融优秀人才来说，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市场巨大，就业机会多，这也导致大量人才集中。另外，纽约本身是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都以金融专业见长，且集中在纽约。纽约具有的几大优势正是巩固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本保证。

　　第五是基础设施优势，即系统优势。例如，它有很好的支付结算系统，能同时处理全球上百个金融机构的业务往来，服务好，支付清算非常快。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由于具备了资金集聚、机构集聚和人才集聚三个因素。而这三个因素的形成是靠服务得来，即系统优势和良好的服务。纽约成为金融中心不是靠政府计划推动，而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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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金融创新

　　《国际金融报》：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是怎样的？政府在形成过程中又做了些什么呢？

　　戴国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仅仅抓住了二战的机遇，而是渐进形成的过程。华尔街在1792年签订了“梧桐树协议”，即21位证券经济商签订协议建立了股票交易所。因为纽约有了股票交易所，对之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伦敦当时成为中心也是因为有伦敦证券交易所。所以，证券交易所，特别是股票交易所，是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建立所需的核心基础设施。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二战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最重要的结算货币，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式确立。我们在这个方面与之差距很大，人民币还未国际化，也没办法推出更多衍生品，这对创新和其他业务的发展都是很大的制约。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是刻意推动，美国政府对市场管理张弛有度，与时俱进。所谓与时俱进即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监管政策和法规制度。比如美国1913年建立联储制度，标志美国监管开始形成，这迎合了当时企业综合经营的需要。大危机之后，纽约又及时调整方案，率先搞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33年推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美国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来规范银行、规范保险、规范证券投资。之后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监管委员会等一系列监管公司。美国是多元监管，适合其分业经营的需要，而且具有效率。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每年在监管银行或金融机构方面推出新的法案。其核心思想是放松监管、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使得美国金融市场规模越做越大。实际上，金融创新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上世纪80年代是最火的。因为金融管制放松，所以金融创新活跃。

　　当前，金融创新是金融管制的一种对立。企业家、银行家、金融家为什么进行金融创新，为什么逃避管制，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

　　1994年，美国取消单一银行制的做法，推出跨州银行法，允许银行设立融资机构。1999年又及时推出金融现代服务法案，允许银行重新开始综合经营，从体制上放松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行本质上是综合经营，使交易成本下降，摩擦成本减少，经营效率提高。这些是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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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金融报》：“十二五”规划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制定了目标，即2020年建成。距现在还有8年的时间，您认为当前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哪些方面，或者先从哪几步开始做？最容易的切入口是哪几块？

　　戴国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需要关注四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创新、人才。

　　首先，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中心发展应该是同步的，谈不上谁先谁后。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应当看到，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之前已经可以自由兑换，而人民币没有实行金本位制度，所以开始时就有局限性。现在如果还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话，我觉得会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且会成为一项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现在人民银行已经允许人民币汇率波动扩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随着市场的变化、经验积累、监管措施完善，我认为波动可以继续扩大，这样可推动人民币早日实现汇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后才能谈货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由市场决定，当然不是指政府完全放任波动，而是政府在中间起到调控的作用。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币国际化成功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建设是一个促进因素。

　　其次，我觉得在对外开放方面应适度放松管制。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的，对QFＩＩ的限额从300亿扩大到800亿，放宽外国合格投资机构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参与。我认为，随着市场的完善，经验积累可继续放宽。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吸引大量资金，纽约仅银行就有200多家，其他金融机构更多。所以管制要适度放宽。另外，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惠。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首先开放离岸金融，实际上就是政策优惠，市场进出自由，上海要发展离岸金融，也需要政策配套，此外，上海还可以做些金融创新试点。

　　要形成创新良好的氛围，即制度氛围、政策氛围。我认为从监管角度来说应该适度放松，培养创新文化、创新理念和创新精神，完善政策配套，以各种待遇吸引人才。

　　实际上，上海对人才引进尽了很大的努力，比如浦东建设金融人才港。但我觉得还不够。人有一个特性：喜欢和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所谓人往高处走。你吸引了部分优秀人才后，会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是个“滚雪球效应”。这不是依靠个别金融机构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有政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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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核心竞争力

　　《国际金融报》：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落成的进度是否会有影响？

　　戴国强：这个不成问题。全球经济目前都在调整，我们进行调整只不过是为适应国际经济调整形势。国际经济存在一些不平衡：以欧美为首的几个国家是消费过度，储蓄太少；我们是储蓄过度，消费太少；他们是超级逆差，我们是超级顺差。反过来他们用自己发行的货币购买我们的商品，享受廉价的商品，却倒打一耙，说我们操纵货币。

　　这个结构就需要调整。现在经济结构形成了三元结构：美、欧、东亚。在这三元结构中，中国要进行主动调整。中国原来走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时无可非议——需要资金与外部市场，同时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完成积累所需要。关键是不能固化下去。我们说纽约的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原来是制造业中心，后来是商业中心，又变成金融中心，是一步步过来的。对中国来讲也是这样，中国现今内需肯定是重要的，不应该把外需放掉，外需依然重要。内需上去不是那么容易，涉及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可能一下子提到那么高，让大家把消费撑得满满的，消费倾向的改变应该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即使人们收入增加，也不会把所有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大部分还是用来储蓄。只有收入增加趋向稳定才会扩大消费，把增加部分更多拿来消费，所以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外需不能放掉，要继续坚持开放。

　　《国际金融报》：您刚刚也说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基本点是资金上进出自由，那除了引进来，在“走出去”上，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呢？

　　戴国强：我们鼓励出去，问题是出不去。现在很多地方都对中国投资产生威胁：中国产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技术含量优势。既然得不到所需的技术，人家何必引进，和他抢生意呢？所以要走出去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东西。

　　再谈谈参与他们的股市投资，我们的技巧、经验都无法与人家比。我们做衍生品已经吃了好几次亏，包括东航、中海油，这就说明没有经验，根本无法与国外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