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江浙帮

　　谭洪安

　　1927年4月9日，一个名叫“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组织，在北伐军刚刚占领半个月的上海正式成立。

　　在15名委员中，有宁波帮大佬虞洽卿、秦润卿（号称上海钱业第一人），湖州帮钱新之（后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陈其采（陈立夫陈果夫之叔，时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无锡帮吴震修（长期任职中国银行，后为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以及浙江嵊县人王晓籁（上海总商会会董，后创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等，个个都有来头。而主任委员，正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替重返上海滩的蒋介石筹措军政经费。当时国内政局远未明朗，列强尚在观望，蒋总司令不可能从外资银行得到任何贷款，唯有指望财大气粗的江浙老乡们伸出援手。此时上海银行已颇具实力，陈光甫在金融和工商业界人望甚高，而且与孔宋家族早有生意来往（他们都是上海银行股东，孔祥熙还当了董事），由他牵头最合适不过。在此之前，陈已说动上海银钱业先垫借了300万元应急。

　　委员会成立三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实行血腥“清党”，并决策定都南京。他们每月的军政开支不下1000万元，于是催钱的电报一个接一个。陈光甫拿着这些电报和蒋介石的亲笔署名信，去找筹款的重点对象上海商业联合会，最后让它们拿出了500万元。

　　其时，蒋介石还打算向国内资本最雄厚的中国银行借款1000万元，张公权担心消息传出会引发挤提，双方僵持不下。陈光甫利用私交做中间调停人，向张透露“内幕消息”：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即以加征2.5%附加关税作担保发行的债券）3000万元即将出炉，中国银行的借款无非是先垫一下，很快可收回。张公权这才硬着头皮答应了给钱。

　　5月1日国库券发行，经陈光甫及“财政委员会”积极运作，认购者全为江浙沪商界人士，具体分摊如下：上海银钱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浙两省1200万元，绅商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其后半年，同类国库券又连续发行两次，总额4000万元，大部分还是江浙沪商人买单。刚刚定都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得到这些巨款支持，真如久旱逢甘霖。

　　张公权虽非该委员会一员，但北伐军出征之前，他观察时局，预感到须与气势甚旺的南方势力搞好关系。早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中央银行时，行长宋子文托人传话，盼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作准备金，张公权批复可借50万元，作为回报，后来北伐军所到之处，对沿途该行分支行都予以保护。

　　1926年5月，即北伐展开前夕，连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在股东会上提议，领导人应分驻京沪两地，他借机南下，回到上海。当时社会上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张公权在北方10年，曾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与北方政商界人士熟稔，更结识张群等北方国民党人，此际便成为促进南北商界合流的重要推手。“四一二事变”前后，蒋介石决意向中国银行“狮子大开口”，或许正是利用了张公权政治态度上的微妙变化。

　　在后来的中国现代历史教科书上，总共存在不到两个半月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1927年6月21日结束），以及陈光甫、虞洽卿、张公权等人代表的工商资本集团，因为在特定的转折关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都或多或少会留下一笔。至于是叫做“江浙财团”还是“江浙财阀”，就要视编写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了。以今视昔，抛开政见之争，当年江浙工商资本家阶层担心激烈的工农运动和“赤化”风潮，冲击他们的正常业务经营，而对与其主张较接近的蒋氏新兴政权加以扶助，也属于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了。

　　除虞洽卿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逝世外，上面提及的“江浙财团”骨干，均活到了1949年以后，在又一次历史转折关头，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作出“是去是留”的人生抉择。秦润卿、吴震修、王晓籁留在大陆，钱新之和陈其采则去了台湾，至于陈光甫和张公权这对终生好友，一个常住香港，一个漂泊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