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平衡的公共决策需要留足提前量

　　作者: ■本报评论员张立栋

　　有关退休年龄的讨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昨天，有媒体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一时间，舆论反映强烈。除了网上天量留言外，更有传统媒体迅速跟进，发表了很多观点鲜明的文章，其中反对延长退休年龄者甚众。

　　那么，现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是否有必要？着手推进此事是否必要？

　　我们认为，尽管当下中国仍处于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但以未来计，理性而充分讨论中国退休政策很有必要。

　　为什么这样说？

　　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已成为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23.6%。这意味着全球1/4的老龄人口集中在中国。

　　绝对数量的庞大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人口老年负担系数在不断提高。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会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而其中减少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

　　更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表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也就是说，一边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新增劳动力数字的持续下滑。

　　以此而言，尽管有人认为当下有关退休年龄的讨论“过早”，但从实际发展趋势而言，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正当其时。

　　可以理解的是，短期来看，在人口红利尚未吃尽的当下，在年轻人就业并不充分的今天，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无疑会引发强烈反弹。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会加剧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甚至这种做法有向后递延社会成本的嫌疑。

　　但是，在大讨论中许多人忘记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大多数政策建议都是基于对未来趋势的分析，留出了相当长的缓冲期。以何平的建议为例，其建议政策起点在2045年，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三十年是不是很远？其实，对一项涉及到全社会每个人的公共政策变化而言，这样的提前量并不过分。

　　事实上，无论是公共政策管理部门，还是民间每个关心此事的公民，我们除了指陈当世之宜，更应谋划长远之策，为政当谋长远。公共政策的特征就是因应环境之复杂性，也因为这样的复杂性，所以需要拿出相当长时间来讨论分析，以期尽可能达成社会“共识”。

　　此番有关退休年龄的讨论，除有益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退休制度改革、养老制度重构、劳动力供应分析等技术问题之外，更应当视之为一次对公共政策决策依据的难得演练。

　　人们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意识，凡事关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讨论应尽可能打出更多提前量。公共政策应建立在更为稳健的决策机制之上，经过长时间充分讨论并留足观察周期之后再行实施。或许它有悖于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高效决策”思维惯性，但更长时间讨论和更广范围议论的决策，一定能照顾到更广泛的利益诉求，从而让每一项决策少留或不留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