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这位“打黑英雄”、“铁腕局长”，在经历了重庆市人民的考评、检验之后，又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王立军为何能够全票当选副市长？他如何用3年时间获得重庆市民的一致好评？他个人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与黑恶势力斗争20余年

　　对法律和民众忠诚无悔

　　王立军，这位“打黑英雄”、“铁腕局长”，在经历了重庆市人民的考评、检验之后，又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在市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但这一普通的人事任命，却引起了全国轰动。公安局长“进班子”，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王立军为何能够全票当选副市长？他如何用3年时间获得重庆市民的一致好评？他个人的经历又是怎样的？请看本刊的这组报道。

　　成绩突出、政府肯定、百姓支持

　　重庆人看好他

　　姚琳

　　2011年5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红棉大道上的人民大厦内，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了整整两个小时，几十位与会代表正热烈讨论着一些中心议案。中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与会代表们簇拥着走出会议大厅，面对门外众多的媒体记者，有人透露：“王立军已当选副市长了！”

　　全票当选

　　今年52岁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当地称为“现代版的包青天”。自2008年从辽宁调任重庆后，一直带领该市公安干警大力打黑，共立案侦办了涉黑团伙377个，破获涉黑刑事案件4990起，抓获涉案人员5983人，实现了对黑恶势力“政治上铲除、组织上消灭、经济上摧毁”。在市政府提交的人事任命议案中对王立军的评价为：“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工作思路清晰，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围绕‘平安重庆’建设，大力实施交巡警合一、专业警察进校园等警务体制和勤务机制改革，强力推进‘打黑除恶’，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创造历史新高，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广大干部群众赞誉其为‘打黑英雄’、‘公安楷模’。”在当天的表决会议上，与会54名常委会组成人员全票通过他担任副市长职务。一位与会者感慨地说：“一位官员能够以如此高的支持率全票当选，在国内并不多见。”

　　2011年初，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表示，要将重庆建设成为中国最平安的城市。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有利于尽快实现这一目标。

　　据了解，现在王立军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其他职务还有中国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美国李昌珏法庭科学研究所教授等。

　　升职的三大原因

　　通常情况下，新当选的官员总要说点感言，或是回应媒体的提问。然而，对于自己的“高升”，王立军却选择了低调。据说，当选后他没有发表感言，并回避了媒体的提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也试图联系采访这位新当选的副市长，但最终被婉言谢绝了。不过，王立军最近几次的公开表态，似乎已经说明了其对此的态度。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曾说过：“那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对我的信任，我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人民至上，要多探讨民生、民本问题。”从中不难看出，王立军此次依旧可能会用“是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来表达感激之情。另外，此前有人问及他对于职务繁多和工作压力的看法时，他表示：“除了人民群众对我的期待，我没有任何压力。我会尽一切可能，处理好工作和研究的关系。”可以预见，对于此次的升职，他可能还是“当仁不让、信心满满”。

　　对于王立军的此次当选，有关专家总结了三大原因。一是工作能力确实突出。除了在扫黑方面屡屡重拳出击之外，他在警务改革、食品和药品安全建设等方面也是政绩突出；二是他从东北到西南，一路坚持铁面无私的作风以及辛辣的除恶手法，已经在政府内部获得了高度肯定；三是他关注民生，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得到了重庆市民的一致赞誉。

　　对于王立军的当选，一些重庆的市民表示：“他当副市长是一件大好事，我们需要这样的清官。”还有很多外地人呼吁：“王立军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这里？”《重庆商报》、《燕赵都市报》等当地媒体都用“相信王立军就是相信政府”、“好评如潮”等来表达对这位新副市长的支持。

　　一个官员的正常升职能引起这么广泛的议论和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稳定的渴望以及对法治建设的期盼。

　　亲手抓捕文强，根除警界歪风

　　山城打黑这三年

　　《环球人物》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  李胜雪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肖莹

　　200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次年6月，王立军从辽宁“空降”到重庆，任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2009年3月，王立军升任局长。接着，一场足以载入重庆史册的打黑风暴展开了。这也成了王立军履历中最亮的一笔，用重庆老百姓的话说：“他让重庆变了样！”

　　江湖文化滋生黑恶势力

　　薄熙来上任后，为什么下定决心在重庆打黑？打黑之前的重庆是什么样子？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是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有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很容易形成滋生黑社会的土壤。1997年，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从此，它成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人、财、物大流动出现，而社会管理、不良行为的控制和防范机制却不能相应跟上，社会治安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在这一时期，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迅速成长起来，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逐步转向商业化。据知情人士透露，重庆的黑恶势力主要集中在运输、高利贷、建筑等行业。

　　在重庆，民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无人不晓。不到3年时间，就因抢劫、斗殴等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还有乘客曾编出流传甚广的段子嘲讽这一现象：“上‘7字头’公交车必需物品：急救包一个，内装绷带、止血棉纱、夹板等；工具箱一个，内装剪刀一把，尖头锤一个，以备逃生。”2009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公交车收归国有。但民营公交公司竟提出了1亿多元的收购价，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也非常强硬。

　　被当地人称为“放水”的高利贷现象，在重庆也是司空见惯，追债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一些黑恶势力还以此为生，成立追债公司替人讨债：聚集“道上”三五个弟兄，穿着印有“讨债”字样的上衣，一屁股坐在欠债的公司里，对方不还钱绝不走人。

　　在建筑行业中，沙霸、石霸、砖霸等比比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肉霸、菜霸，甚至可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在这些行业，利用威逼、恐吓、殴打等手段达到垄断早已屡见不鲜。

　　很多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仅坐大成势，还有了合法化的企业外壳，组建的公司拥有不法资产上亿元。黑恶势力还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打黑前，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那时重庆的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终结“文强时代”

　　2009年，薄熙来曾说过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打黑除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主观臆断，更不是重庆公检法好大喜功，异想天开，想造个什么‘轰动效应’。打黑除恶是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是许许多多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在警示我们：必须回应受害群众的正当诉求，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职！正因为如此，打黑除恶是市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几大机关高度一致的坚强决心！”

　　有了这样的决心，才有了王立军主抓的打黑风暴。2009年6月初，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打黑行动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就是文强的落马。王立军调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要接替的正是已在副局长职位上干了16年的文强，文强则成为了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讽刺的是，文强曾经也是重庆公安系统的“打黑英雄”。2000年，他亲手将中国最剽悍的杀人犯张君抓捕归案的事迹，还被人写成了传记文学。

　　2009年8月7日早晨，国航CA1419航班从北京飞往重庆。据当时的飞行员事后透露，航班乘务长在登机前就被告知，机上有名特殊乘客，他就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归来的文强。飞机落地后，文强一下机，就被便衣警察簇拥上了一辆防暴车。带队抓捕他的，正是王立军。这一天，距离王立军正式接替文强的职务，仅过去了408天。

　　拔除了文强这一最大的“黑势力保护伞”后，一大批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陆续伏法：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业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重庆警界结束了“文强时代”，迎来了“王立军时代”。

　　扫除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背后，是重庆公安人员的巨大付出。对他们而言，“8+6”(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加6小时加班时间)、“5+2”(每周5天工作日加2天公休日)、“白加黑”(白天加晚上)的工作模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就连王立军自己都说：“重庆的民警，这一年来(2009年)，比其他城市的警察累3倍。”

　　王立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打黑英雄”，但他却并不看重这个称号：“一个社会如果产生(打黑)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人们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义色彩，自己千万要冷静。”

　　规划重庆警界蓝图

　　重庆公安系统经历了文强掌控的16年，一些陋习已经根深蒂固。“文强为人豪放不羁，不注意细节，属于‘粗放型’管理。管理宽松助长了警局一些不正之风。”一位当地警界人士说。王立军一上任，就开始铲除这些陋习，提出“凡是不好好干活儿的领导干部一律拿下”。他常常在深夜随机打电话，对值班人员突击检查；办公室的烟灰、烟头也在其考察之列，一经发现马上扣分……

　　这些只是王立军整顿重庆警界的开始。2010年2月，他推动了重庆交巡警合一改革，让很多坐办公室的领导干部到街上巡逻。根据王立军的设想，在不久的将来，重庆主城区每天将有800—1000名交巡警在路上巡逻；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出现状况，警察都可在3分钟内到达；重庆警方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将全面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

　　3月，在王立军的部署下，一份“内部文件”开始在重庆市公安系统内传阅，其主要内容是：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的派出所，从副科级到副局级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这意味着，3000多个领导岗位向每位警员敞开了大门。此举赢得了重庆基层警员的齐声欢呼，一位准备参与竞聘的警员对记者说：“2009年的打黑行动，他(王立军)给了我们展示能力的机会；这一次，他向全市2万多名民警提供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警察工作要百姓说、媒体说、自己说”

　　在王立军的百度贴吧里，有2万多条帖子。很多网友在这里喊出了“感谢王立军”、“你在重庆干20年吧！别走了！”、“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王立军就好了”等支持王立军的话，用“中国最具人气的公安局长”来形容他并不过分。他还获得了“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2009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2009年十大责任公民”、“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等荣誉。

　　一位长期跑公安口的重庆媒体同行告诉记者，在王立军上任之前，重庆警方一直对自己的工作成绩“避而不谈”，

　　经常是破了案也不敢报道，生怕报得多了，会让人对当地的治安环境产生误解。“但王立军认为，警察工作要三说，百姓说、媒体说、自己说。”他要求各区县分局都有自己的专门负责宣传的人，对破案成效进行如实报道。而事实也证明，类似报道的增加，帮重庆市民提升了不少安全感。如今，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达到95.89%，创历史新高。“以前我们身边有很多‘混混’，我们非常害怕。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这种现象了。”一位重庆市民说。

　　几年前，重庆南川区一个有背景的私营企业通过特殊渠道，将某村800多亩土地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标准租赁经营。几年间，在与当地农民的纠纷中，企业的手段十分简单粗暴：找来打手对村民一顿恶打，一位带头的村民甚至被吓得躲进山里，一个月没敢回家。但据村民讲，打黑开始后，重庆市公安局曾多次派专案组成员到当地调查取证，这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要是被王立军知道了，没准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更重要的是，在打黑的高压环境下，曾经态度蛮横的开发商，已无往日的嚣张气焰，能和民工坐下来协商了。重庆某工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原来有民工不听话，找人来打他一顿，现在，花钱都找不到人(打手)。”

　　在打黑之外，王立军还致力于改善重庆的社会秩序，成效也是实实在在的。2009年10月，记者曾去重庆采访。在著名的商业中心上清寺，记者刚从机场大巴上下来，便被一群小商贩围了个严实。他们争相向记者手中塞酒店的小名片，甚至直接塞进口袋中。但2011年4月底，当记者再到重庆，同样的地点，却见不到一个小商贩。一名重庆市民告诉记者，现在每天24小时都会有专人蹲守在重点地区，一旦发现发放小广告的人就拘留，不但打现状，还打窝点。“如今，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一带，早已看不到类似贴小广告、发黄色小传单的人，城市环境得到极大的净化。”

　　2010年5月27日起，重庆警方在旅馆业、洗浴业、出租房屋、网吧、流动人口暂住地等场所，全面实行治安管理实名登记制。2010年6月初，记者的一位同事去重庆出差，因忘带身份证，被酒店拒之门外。无论怎么求情，酒店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异常坚决：“不行，现在每天晚上公安都会来查，万一发现有没有身份证的客人入住，我们酒店就要关门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一制度实施的最初阶段，每月能抓到几十甚至上百个逃犯，因为没有落实这项措施而被处罚的旅店老板也不在少数。大多数重庆市民对此的态度是：“虽然有点麻烦，但这个规定的确能起到规范作用，我们还是拥护的。”

　　今年两会上，王立军首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亮相，并领衔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这份并非公安领域的议案，体现了王立军对民生的关注。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副市长的职位上，王立军将给重庆在安全方面带来更好的变化。

　　清华大学教授告诉本刊

　　平安社会需要 “王立军式”的官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娜

　　王立军当选重庆市副市长，进入市政府领导班子，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个例。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领导班子。公安厅(局)长“进班子”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何积极意义？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公共政策与管理专家薛澜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王立军全票当选副市长？

　　薛澜：王立军全票当选副市长，首先是重庆市人民群众对重庆打黑除恶工作的充分肯定、支持与拥护。在当今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十分期盼。其次，也反映出重庆市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有更高的期望，需要王立军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惩恶扬善，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环球人物杂志：提拔“王立军式”的官员，是出于什么考虑？

　　薛澜：王立军从基层做起，一身正气、敢于碰硬，以“铁腕”之势横扫黑恶势力，凸显了公安民警维护社会稳定的睿智和勇气。这样的“铁腕”局长进入各地党政领导班子，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朴素的中国传统观念——把官员的职位提升作为对其认可与奖励的主要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合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积极寻找职位提升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对尽忠职守、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政府官员予以承认和奖励。

　　环球人物杂志：公安厅(局)长“进班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薛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首次明确了“进班子”的含义：“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此后，公安厅(局)长“进班子”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5到2009年是公安厅(局)长“进班子”飞速发展的4年。地级市、县级公安局长“进班子”的步伐早、力度大，从而为更高级别公安厅(局)长“进班子”积累了经验。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这种改革有何积极作用？

　　薛澜：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安厅(局)长“进班子”可以提高公安职级待遇，增强公安部门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是我国“从优待警”政策的一部分。我个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从一个理性设计的政府体制来说，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不应该跨级兼职，以免混淆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的领导责任和行政责任。同时，也应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同部门之间在综合政策制定中的不平等表达。然而，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地方全局工作的大事情，必须在各级地方工作中得到高度重视。同时，转型时期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加强公安部门与各个部门的综合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厅(局)长“进班子”有利于在地方政府的综合领导中，比较全面及时地了解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的特殊需要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决策。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公安厅(局)长“进班子”有哪几种类型？

　　薛澜：第一种类型是由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厅(局)长；第二种类型是公安厅(局)长跻身同级党委常委班子，但不兼任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第三种类型是由同级党委常委、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此外，还有一些担任省(市)长助理、省(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务，也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进班子”。

　　环球人物杂志：哪种类型会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薛澜：目前来看，由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的公安厅(局)长呈逐年减少趋势。这是因为，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安局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在司法环节中的工作，既和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互相衔接配合，又要接受后两者的监督。一旦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成了法院和检察院的实际领导，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法定监督效力可想而知。

　　相比较而言，担任政府副职的公安厅(局)长虽然分工较多，但主要是针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而只担任常委的公安厅(局)长的分工相对单纯，大多只分管公安工作。这两种“进班子”的类型将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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