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面对风险的中国经济须加快转型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曾与钟朋荣、樊纲和魏杰等北京四位年轻少壮派的经济学家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并以极富个性而出名，刘伟还曾长期担任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并兼任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在该中心上个月推出的《2011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发布会上，刘伟表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现在需要警惕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充满变数的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并且，中国正处于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由“商品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之中，观察分析和深入思考这个转变格局的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得出十分理性的判断。

　　最近，刘伟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更为具体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纵切面上看发展

　　《华夏时报》：很多年以来，您有关中国经济分析的很多论述，都备受关注。现在，我们特别想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纵横切面打开，您认为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刘伟：我的理解是，所谓纵向，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谓横向，就是中国经济的运行现状，存在哪些比较突出的失衡或矛盾。

　　从纵向看，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成长已经到达什么水平。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成长到达什么水平，对于制定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把握社会经济的基本方针和长期发展的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判断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或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成长到达什么水平，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首要的争议来自判断指标，从方法上，大家可能就不一致。其次，即便指标一致，所获得数据的真伪，可能也未必一致。再加上获得数据之后，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的折算，可能也有争议。所以，这的确是个蛮有争议的问题。

　　但无论有怎样的争议，一般而言，有两类指标，不可或缺。

　　一类，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数量和经济规模或总体数量、水平的量化指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GDP，即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指标构建起来的一个统计指标体系，包括GDP总量、人均水平、增长速度，也包括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

　　另一类，是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指标，这通常指国家的产业体系和结构、投入产出表反映的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等，及其所包含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等相互的结构关系。这个结构关系，一般反映社会经济质量方面的变化状态。由于结构变化更体现长期发展的态势，需要长期观察。

　　GDP在短期内可以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它可以是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产出效率。总之，其可以在效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形下，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可能使得产出增加。一国的国民经济在短期内，动员更多要素投入到经济生活中，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GDP在短期内实现非常显著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但经济结构的变化，地区、产业、产品、就业、技术等各方面结构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由于效率改善，在地区和产业之间不平衡，所以出现了结构的变化。而效率的改善，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函数。制度和技术创新，一定是长期的，所以结构变化通常是长期累积的。但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就表明实质性的经济发展。

　　把这两类量的指标和结构指标统一在一起来看，中国目前大体上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华夏时报》：这不是等于小康状态吗？

　　刘伟：从总量上看，中国去年GDP是39万多亿人民币，按官汇可折算成美元5800多亿。若按最近3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不到6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位，占全球GDP的比重7%多一点。

　　从人均GDP水平上看，中国去年是29000多元人民币GDP水平，按官汇可折算成4400多美元，这通常是当代世界上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这个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不是很靠前。2009年全球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8700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水平和2009年全球人均水平比，差不多仅相当于其一半。和发达国家相比，世界银行公布的2009年世界207个国家人均GDP水平，中国GDP水平排在第124位。由此来看，中国大概就是世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但这个判断是有争议的。主要是汇率问题，因为我们是按官汇或管制汇率而不是按市场汇率折算的，西方认为这一汇率使人民币被大大低估了。通常人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按照货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曾公布过按这个汇率计算的结果，那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购买力为1.9：1，若如此折算，则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而按官汇折算，中国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接近15000美元，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拐点。所以，西方据此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身份，进入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这实际上会增大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成本。

　　从结构指标上看，特别是一些不受价格和汇率因素干扰的，体现长期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构指标，可能更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中国现在大概为40%多一点，这正好是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的相关水平在5%到6%，美英大约为2%。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相关水平大约为72%。这个指标非常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从城市化率来看，中国公布的数据是48%左右。2009年，全球城市人口总数第一次超过了乡村，达到50%以上。显然，中国的城市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相比。

　　另一个结构指标，是消费和生活水平，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降到40%以下，农村在40%略高一点。这正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康水平的结构。按世界水平看，是20%以下，是极富状态，60%以上，是贫困状态，40%左右，是小康状态。

　　《华夏时报》：但您曾说，我们面临陷阱？

　　刘伟：上述这些纵向观察指标都表明，中国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当此之时，中国所面临的机遇是什么？最大的机遇就是以国际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入了加速期。在这个时期，通常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GDP进入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完全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拉动经济增长表现出比较活跃的景象，投资需求增长加快，消费活跃；二是经济结构发生比较快的变化，后发优势继续在国际间传递、学习，产业梯度在国际间的推动，很可能会使得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加速。

　　在这个阶段，英法有60到70年的高速增长，美国当时有将近50年、日本有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港台地区在这个阶段，保持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国显然正在高速增长，但中国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可能变成现实。如果条件不能创造出来，就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看到，上个世纪后半叶，一些拉美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穿越这个阶段，经济长期停滞，一系列的矛盾不断激化，而解决矛盾的资源日益匮乏，形成了所谓的拉美陷阱。此外，上世纪90年代末的所谓东亚泡沫，以及现在尚未平息的所谓中东、北非危机，也都具有基本相似的产生背景。

　　因此，从纵向看，中国现在也到了这样一个所谓中等收入阶段，也有可能进入持续高速的增长，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努力转变和加快转变。

　　日本用了12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穿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中国能否穿越这个阶段，关键就是看十二五规划的实行期间。这5年非常关键，如果5年内能够保持非常稳定均衡的增长，原来预定的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可能2015年就提前实现了。

　　横切面上看现状

　　《华夏时报》：您认为中国经济顺时应势前行的进程正在受到哪些十分重要因素的干扰？潜伏的危险是什么？

　　刘伟：从横向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的矛盾有很多，包括区域间、产业间以及制度上的各种摩擦等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宏观经济失衡有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特点都不一样。

　　第一个阶段在1998年之前，那时候主要是需求大于供给，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比较大的抢购风潮都发生在1998年之前：1984年底一次，1988年夏秋一次，1994年一次。具体发生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都是经济失衡。那个时候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治理通胀，因此采取了长期紧缩的政策。

　　第二个阶段在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底，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内需不足，表现为商品价格的负增长。原因也有很多方面。2002年，物价摆脱了负增长，但也只有2%左右的增长。显示市场需求疲软，企业销路不畅，大量企业停产破产。中国经济当时出现了萧条。因此，那时候的宏观政策，主要是扩大内需。

　　第三个阶段在2003年到2007年，这时中国经济出现较高增长周期，连续5年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经济增长率10.6%，但当时的经济失衡也很有特点。在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中，出现了反方向的失衡：投资需求过热，各种投资品价格始终居高不下，但同时却消费需求不足，大量产品过剩。这使当时宏观经济总量政策难做选择，究竟是紧缩，还是扩张？当时采取了淡化总量的办法，即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宏观政策既不敢像1998年以前那样双紧缩，也不敢像2003年以前那样双扩张，而是松紧搭配，财政在刺激经济，货币在紧缩经济。就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实质，就是从紧。

　　2008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主要原因来自于世界金融危机。加上中国原来内需不足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十五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2%的谷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进入特殊阶段，经济增长如果低于7%，我个人认为，已可视为危机发生。而按西方标准，其经济增长若能够达到3%，就已经是比较好的状况，达到4%，就是比较繁荣的状况，2%的增长，是可以接受的增长。但中国经济出现7%以下的增长，就意味着衰退，一系列的增长目标，就可能受到威胁。

　　第四个阶段，2008年7月以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所谓出重拳，财政政策方面做了一个两年投资4万亿的扩张性计划，货币政策有所谓适度宽松。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到2010年上半年，大量贷款投放下去。2008年，新增贷款4.9万亿，2009年新增贷款9.8万亿，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6万亿。速度都很猛。从去年下半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一揽子强刺激经济之后，取得了反危机反萧条的一定成绩，2009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出现负增长之时，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与中国所采取的强有力政策是有关系的。

　　但这样做长期看来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是低效率，大量的政府行政直接配置资源，市场效率相对较低；一个是可能阻碍改革进程、阻碍市场化进程。中国不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国家，还是一个市场化尚未完成的国家。如果是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一段时间以后，当行政退出，自然会有市场去替代所留下的空间。但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市场化或朝着市场化转型的国家，政府干预过久、力度过猛，最终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因为缺乏比较完备的市场机制在市场复苏之时可以最终替代政府机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机制的及时退出，不仅对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对于微观的市场竞争效率的重新获取有积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坚持深化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指标开始复苏之后，在择机退出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国中，还是比较率先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今年3月份，欧盟才第一次加息，表明其货币政策重新回到谨慎时期的信号，香港则于近期刚刚宣布加息，我个人理解，这也是香港当局经过两年多的反危机措施的施行，终于给出了一个择机退出的政策信号。相比之下，中国内地的择机退出政策，更为积极一些。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更积极一些。

　　因为中国本身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实际上并不需要中央政府过长时间以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市场和民间，特别是地方政府，有高速增长的热情和能力。此外，中国也有必要促进市场化进程，因为中国是改革中的国家，必须采取更积极的退出姿态，否则会导致体制的复归。有测算认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比反危机之前，显著降低。危机之前，中国市场化改革在70%以上。反危机以来，各种行政手段、行政掌控资源的做法实行之后，很多过去已经纳入市场配置和市场竞争范围的一些经济资源，实际又重新回到行政控制范围。至于微观上是否有所谓国进民退，前一段时间有所争议，我们可再做进一步分析。但至少从宏观上看，政府行政掌握的资源和投入，比反危机之前明显增大。

　　短期内，作为反危机应付出的代价，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长期来看，采取更积极的退出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滞胀正在到来

　　《华夏时报》：人们说，滞胀正在到来？

　　刘伟：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宏观失衡等于到了第五个阶段。最大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滞胀威胁。

　　所谓滞胀的威胁，最早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出现这样的威胁，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或从所谓衰退，或所谓经济停滞的角度来看，很简单，需求疲软的状况并未得到很好的抑制和缓解。外需上，世界金融危机如果并没有真正摆脱，相关国家经济要达到真正繁荣和复苏，将有一个过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季度，日本经济是负增长，美国经济恢复得也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快。欧洲经济则是一个零增长。由于地震的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将比原来预料的要慢得多。这些因素显示，中国外需恢复的国际市场条件，并不充分。

　　中国的内需不足，有深层次的原因，要解决好，并非一日之功。

　　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扩张，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而中国制度创新的滞后，使得众多民营企业投资需求，难以转换为效率需求。

　　当大企业拥有资金，但技术创新率低，因而缺乏投资机会；小企业面临制度歧视，和各种各样的壁垒，投资需要难以变成投资需求，必然导致中国现阶段投资疲软。

　　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加速等，本应提升和活跃消费需求，但实际却是疲软。原因也有很多。其中包括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GDP增长，与整个经济增长不相匹配。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在提高，造成整个社会消费的边际倾向在降低。另外，在供给方面，消费本身的品质有问题。从食品安全，到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种种问题，抑制了消费。

　　《华夏时报》：对于中国经济会否出现大幅度滑坡的问题，争议很多，您怎么看？

　　刘伟：由于投资与消费疲软的深层次原因，短期内难以改变。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增速低于7%的衰退状况，不是不可能。

　　《华夏时报》：宏观政策上平衡、协调的难度是否正在增加？

　　刘伟：我们现在同时还面临强大的通胀压力，既有需求拉升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因素。紧缩政策对此作用有限。

　　因为抑制了需求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成本。

　　只有在采取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之后，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影响劳动者的行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才能降低国民经济的成本，而不是靠政府单方面的宏观政策本身就能够降低成本。

　　输入性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这个因素对于国民经济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宏观政策的制约作用不大。

　　很多因素都使得紧缩的宏观政策在很多方面作用有限。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确面临滞胀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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