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国家、人民都做过贡献，这次地震还救了两个人，但现在没钱我就不尽这个义务。”在永安镇安置点，田荣育蹲在自家帐篷外的引水沟边，搓着沾满泥巴的大手。

　　田荣育是曲山镇大水村人，5月12日那天，他的家被倒下的唐家山掩埋，又被吞没在迅速形成的堰塞湖底。

　　他说的贡献是1969年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76年奔赴唐山大地震抢险救灾。这个四十年前的老兵，一直把自己当作“部队培养的人”。“尽义务”，是环保局组织在安置点附近捡垃圾，本来每天有12元，现在突然停止发放了。他矛盾着说：“没有工具，还让用手捡，太脏，不去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女儿和孙子，理性和觉悟难以战胜现实的悲痛。

　　40年前，他戴着红花在24军414部队参军，1969年赶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战场。尽管历史赋予这场战役更多的政治意义，对他来说只是一句话：“是我们把苏联打回去的”。当兵4年，他跟着部队跑遍了半个中国，到过青海、黑龙江、山东、河北…… “什么艰苦的任务都执行过”。退伍后部队整编，他又服从调遣回部队服役两年。

　　田荣育经历了中国最严重的两次大地震，地震中他担任的角色，一次是救人，另一

　　次还是救人。1976年，已经退伍的他回部队办理残疾证，一周后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当天，他随驻防在天津的部队一起去唐山救援，他们是最早赶到震区的部队之一，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车子半路上跳起多高，路都成了麻花”，那次地震被他形容为“惨不忍睹”。32年之后，他再次经历更强烈的地震。这一次，他不仅是救援者，也是幸存者。

　　唐家山剧烈旋转崩塌时，在半山腰上收菜籽的田荣育也被埋在了土里。从泥土和树枝中爬出，他发现自己30米以下的山体已经沙漠一片，了无生机。一个村民胳膊被压在裂口里，无法逃脱，他想也没想把他刨出来。山体还在开裂重合，另一村民几乎被裂口吞没，土埋到了胸部，没有工具，他用手挖了一个半小时。死亡很近，巨石不断滚下，最近的离他们只有半米远。田荣育用双手捧住脸，混浊无神的眼里满是泪水。救得别人却没能救女儿，是他最残酷的情感折磨。回乡后，田荣育本来可以去绵竹一个国防企业，成为城镇人口。但当时全国正在农业学大寨，村里不放，安排他当了治保主任。难舍部队的经历，他回乡后的很长时间里与周围的村民保持着小心的距离，继续保持着部队的生活习惯。他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儿子的印象中父亲是沉默寡言的人，很少与他有过交流。儿子不了解父亲在部队的经历，甚至不知道父亲有个残疾证。

　　地震带走了田荣育的家园和亲人，还带走了这个老兵的荣誉——残疾证。北川人武装部地震中损失惨重，只有7人幸存，档案全都埋在废墟里了。人武部说要补办残疾证，只有去找原来的部队开证明，而他原来的部队早就撤消了。现在来说，残疾证还是这个家庭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一百多元的补贴几乎是一个人的生活费用，据说还要涨。他坚定地说：“我要去市里问。”

　　他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年过花甲的她觉得生活没有希望。她坐在帐篷外，拿着把小刀削着什么，边说边流泪：“我们原来有自己的财产，种田、养猪还开商店，现在什么都没得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女儿突然站在我面前，我就一下子好了。”他们的小儿子刚刚考了驾校，买了农用车，地震那天正在路上，现在葬身哪里都不知道。地震当天他们和大儿子、女儿还有帮忙的一起在唐家山收菜籽的有6个人，只有女儿走在最下面，来不及救了。

　　田荣育说：“救人的事，没人问过，我也没反映，我只觉得是应该做的。”

　　他的儿子田绍林穿着捐赠的T恤，上面印着“抗震救灾”，脚上是地震当天穿的迷彩胶鞋，还裂着口子，唯一能称得上财产的东西是地震当天挂在腰上幸存的手机。他给我看依然肿胀着的大腿和胳膊上的淤青，唐家山开裂时，他的腿被夹在地缝里。他用胳膊架住一棵柏树，才幸免于难。

　　田绍林的两个家共同毁于同一个灾难：老家随着垮掉一半的唐家山，无影无踪；新家和北川县城一起被夷为平地，无法辨识。5月12日之后，这两个家他再也没回去过，以后也不可能。

　　像每一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一样，他对地震当天的情景可以像过电影一样重现。讲述的时候，他的脸很平静，甚至带着微笑。说到4岁的儿子，他眼圈发红，几滴泪挂上眼角。他的儿子在曲山幼儿园，地震时临近的王家岩拍了下来，500多个孩子只有20多人生还。

　　他脖子上挂着牌子——“治安志愿者”。这个无家可归的男人，现在的身份是永安镇安置点的志愿者。他从十几岁初中毕业就在外打工，一直为个人生计打拼。现在，却从小个体户变成了公共服务者。

　　与其他暂时无所事事的村民不同，他很忙，要维持治安、组织活动、排解纠纷、发放物资甚至打扫卫生，几乎所有与村民有关的事情都要参与负责。忙碌地投入新的生活，可以让他逃避丧子之痛和地震后遗症。最近开心的是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他以前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但资格不够。

　　他本是家里的长子，现在成了独子。他的家庭损失了3人，剩下的6人如何生活，都要他来安排。他不仅要做这个家庭的经济主力，还将是心理支柱。

　　“我们以前的生活水平很高，很幸福。”田绍林2001年开始在北川羌乡农贸市场做蔬菜生意，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晚上10点才睡觉，生活辛苦，但是老婆体贴、儿子听话，一家人过得很幸福。今年乡村公路开通了，从北川县城半小时就能到家。他在老家养了八条猪，种了十亩药材，把多年积蓄的十几万元都投进去了。他自嘲道：“我们勤快辛苦快十年，地震却只要几秒钟。”

　　当问到有什么需要帮助时，他连连说：“现在已经很好，什么也不需要。”涉及更长远的需求，他才不好意思地写上“一辆电三轮”——这是他以前做蔬菜生意的重要生产资源。

　　田绍林说他打算继续做志愿工作，以后做生意或打工。但经济都没了，不能做蔬菜生意了。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医生说他的腿伤要半年才能恢复，暂时做不了体力活。同在安置点的其他乡的村民陆续返乡自救了，他的家是回不去了，将来去哪里还未可知。

　　正在拍摄的时候，这个男人走进了帐篷。他满脸钢丝似的胡茬，眼光凶狠，却朴实而羞涩地笑着。他有点讪讪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来客，手脚局促着，不知道站哪里合适。

　　他是田绍林的妹夫席仲银，和他们夫妻俩、父母以及妹妹的女儿一家六口同住在一个帐篷里。他是上门女婿，没有自己的孩子。女儿是妻子和前夫生的，至今随前夫的姓。他的妻子地震时被唐家山的泥石流吞没。

　　妻子一家对这个男人的将来都很担心，说：“他以前和现在对杨杨都很好，但他将来还要再结婚，杨杨怎么办就不知道了。”他现在是这个家里从身体和心理上看都最为健康的人，也是唯一能去打工赚钱的人。几天前，通过熟人介绍，他开始在距离安置点十分钟路程的镇电力公司修排水沟，每天50元钱。

　　他的老家在唐家山里，和所有山里的村子一样，那里也是光棍村。本村的姑娘都嫁到山外了，山外的姑娘要嫁到县城里，男人30好几讨不上老婆。

　　虽然年龄长出大哥田绍林5岁，他却总把位置放低，家里的事情都由岳母和大哥做主。大哥田绍林说：“他和我妹妹感情很好，各方面处事也是比较周到的。”他的大嫂说：“他很顾家的，赚的钱除了买烟，都交给家里。”

　　结婚当年，他就开始外出打工。2003年起，他在阿坝州的马尔康做架桥工。从马尔康回家一次要15个小时，长途车费都要300多块。为了省钱，他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

　　女儿田杨杨学校离家很远，五岁就开始住校，周末才接回家。虽然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生的，田杨杨却觉得爸爸最亲。她给爸爸做了规定：每星期要打电话，不打电话她就哭。

　　5月12号那天，席仲银没有与自己的妻子在一起，他们的最后一面在几个月前。他在马尔康架桥，13号才来得及坐老板的货车往家赶，路上打手机知道妻子已经不在了，女儿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14号凌晨3点半他赶到九洲体育馆，管理的老师说孩子们都在睡觉，不能吵醒。这个疲惫的男人，只能忍着焦急等待。说起死去的妻子，他说：“这就是命吧。”却又好像在说自己。

　　地震后的几天里，田杨杨拒绝上学，拒绝吃饭，只是在帐篷里睡觉。8岁的女孩，沉默得像个成年人。他急得哭了，说：“你这样怎么行。”后来，女儿抱着他痛哭。

　　席仲银的母亲80多岁了，轻易不到山下来。地震后专门来看他，却也没待半天又回去了。他说：“我现在就是想把女子抱好大，不考虑结婚。如果要结婚，第一也是要对女子好。”他知道自己年届四十，再带个女儿更不好找。他突然笑了，不在乎地说：“找不到也没得办法，我就把女儿养大。”

　　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担心，只是坚定着：“我还是要去打工，供女子读书。现在不能走远，女子念书的地方没定，以后安置好了还要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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