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上午10点，北川县五星茶厂厂长朱建成在银行支付了40万元的包装款，把最新的一批包装拉进厂房，做了地震前的最后一笔交易。4个半小时后，下午2点28分，厂房全部垮塌，他从北川最富有的人之一变成了负债550万元的破产者，这500平米之内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极少银行贷款，没有保险赔偿，在北川以外，他甚至一寸房产都没有置过。惊魂未定的朱成建看着被眼前被毁灭的一切，想着自己辛苦半生的钱和从朋友手里借的贷，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辈子完了”。

朱成建(45岁) 北川县五星茶厂厂长

　　朱成建本来打算在今年9月份改建他的厂房，把建厂之初从擂鼓镇粮站购买来的老房子改造成更结实的钢结构厂房，现在，他为这个工程为什么没有更早几个月开始而悔恨不已。朱成建激动的左手紧扼着属于他的“第六届中茶奖”奖杯，一包接一包的茶叶从他的右手跌落到一张开裂的木板桌上，顷刻之间，这张办公桌兼餐桌上已经堆满了袋、盒、桶，再容不下一个杯子。他显然忘了把奖杯从手里放下，也不管围坐在他身边的来访者是否在认真聆听，只顾把两手在他们的头上亢奋地挥动着，大声宣布“雾峰秀竹”的好处。在他因激动而发抖的背后，茶叶、厂房、机器和各种配套设施在内、价值650万元的财产正在一堆瓦砾里慢慢腐烂。这间用木棍支撑、塑料布遮罩，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小窝棚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五星茶厂——地震前年产值1000万、北川规模最大的茶厂现在仅存的办公地点。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朱成建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到记者——或者说是几个可以说话的人，他突然从椅子上直挺挺地弹起，带着那只硕大的铝盆箭一般射到厨房里去了，又箭一般从里面射了出来，反复擦着湿漉漉的手，脸上满是倾诉的渴望。

　　地震第二天，朱成建缓过神来，默想着“不能就这样垮了”，努力提起精神来找到工人，无论如何，翻开水泥板还能掏出那些没毁掉的茶叶。作为重新建厂的第一步，他在连绵不断的余震中，一包一包地从废墟里往外掏茶，“都是用命换的。”他说。

　　现在，朱成建可能是北川灾民中最焦虑和繁忙的一个。我们见识了大多数灾民的生活状态，有的麻木、有的悲戚、有的乐天，但很少有人像朱成建这样忙碌到身心俱疲。从这一点来说，他的不幸至少在这两个月内反倒成了他的幸运，重整旗鼓的雄心令他有事可做、有希望可以寻，而不是彻日忍受无聊的折磨。他现在不用在黄土飞扬的街道上盯着流浪狗发呆。跟没有地震前一样，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9点开始正式上班，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小窝棚里给客户打电话，把他在绵阳库存的茶叶卖掉，顺便了解一下茶市行情。中午12点左右下班，和岳母一起给选茶的工人们做饭，这些工人正在加工那些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好茶，工人的家属有空闲也会来帮忙，大米、辣子、茄子、洋芋和土豆是他们共同的主食。午饭后1点钟开始上班，算账、做厂房规划、筹备检修、联系贷款，一直到晚上9点休息。

　　在仍然是百废待兴的北川，以朱成建为中心的一个小小社区已经开始提前运转了。但是他必须先克服许多困难，才能把他的计划执行下去。首先是房子，“人没有房子，什么都打乱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水从帐篷的缝隙里漏下来滴在他潮湿的床上，他翻来滚去难以入睡，默默祈愿他和15个工人能尽快有个挡风避雨的地方，“乞丐还有个桥洞，我简直是一无所有。”然后是成本，地震之后，绵阳当地的人工和运输成本几乎增加了一倍，为了维护住他库存的销售，今年还要额外再增加90万的开销。最后，紧紧掐住他喉咙的，是至今仍然一片模糊的前景。虽然12乘60米的两个标准化车间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成形了，虽然5000亩茶园足以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后盾，虽然灾后北川茶叶的总产值下降了40%，因为供低于求不用再担忧销路，但他现在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来修复他的人生：震后政府不允许原地重建厂房，要他们等待规划，但规划方案又迟迟不能出台。朱成建已经失去耐心了：他需要在明年3月1日前恢复生产，不然做不出春茶，又一年要被虚掷，这将重创他的复兴计划。可现在他全身上下充满了亢奋却动弹不得，日夜思虑的重建规划无处施展。他童年就在茶园里生活，第一份工作就在茶厂，做茶叶生意是他唯一的爱好，不会唱卡拉OK，不会打麻将，只能每日在心虚中忙碌不停，实际上满怀焦躁不宁，“坐以待毙最难受”，他说。

　　太阳西垂，朱成建依然在奔来跑去展示着他的骄傲，“还有一个奖杯，给埋在底下了”，他精神焕发地补充着，自豪地为来客们沏了他家中最好的茶叶，美丽的针状叶子在碧绿的水中缓缓浮起。在帐篷西边的一堆废墟上，两张用砖块压住的纸条正面向铺满黄土和乱石的道路，一张写着“北川县五星茶厂”，另外一张已经被扯掉了一大半，只剩下“擂鼓镇茶叶协会”六个字。那是他永远不可能遗弃的招牌，他需要每一个知道这座茶厂的人都一定能够再次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