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葭管：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客观真实

　　访著名金融史学家洪葭管研究员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洪葭管，1921年1月出生，浙江鄞县人，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指导教师。洪葭管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金融史研究，共编著出版金融史书籍20余部，被誉为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此外，洪葭管先生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金融史和金融理论方面的文章，在金融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4年，洪葭管先生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非常感谢洪老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作为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先生是如何与中国金融史学研究结缘的？

　　洪葭管：我正式从事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和史料编写已近60年，工作单位始终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单位。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科委的有关科研规划要求，布置在北京的参事室担负收集、整理货币史料，在上海的合营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则担任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我作为金融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自此与金融史学研究结缘，也是我新的工作任务的开始。

　　研究工作对我是适宜的也是有吸引力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一直在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供职。1941年我在该行上海总处稽核处做办事员。1943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迁到抗战后方的重庆新成立总处，我被任命为会计科长，不久又任稽核兼会计科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改任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副理，1946年调任南京分行副理。其实当时我很不愿意直接做银行业务，宁愿做内部设计和管理事务。我有爱好读书的习惯，特别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成为我适合搞研究工作的条件。恩格斯和鲁迅这两位伟大人物都没有显赫的学历和生世，他们的成功经历一直是我在金融研究领域中奋发自强、刻苦钻研的动力。

　　收集和整理金融史料，对我此后长期坚持研究工作自有莫大关系。1960年，我主编并作序的《上海钱庄史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部长达68万字的著作，内容翔实，史料丰富，影响广泛，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上海金融史的重要参考书。编写《上海钱庄史料》的经历及其获得的成功，使我深信“厚积薄发”的道理，要写好史书必须先收集丰富史料。1960～1965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篇金融史方面的文章在素以选稿严格、文风严谨的上海《学术月刊》上发表。该刊编辑部还称我为“青年理论工作者”，其实我那时已经4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机构被撤消，工作停顿。由于我那时还称不上“学术权威”，个人受到的冲击不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金融史研究工作重新布局。我重拾金融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这令我倍感兴奋。1977年，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摘旧政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财政部、四联总处等金融机构的档案资料，历时7个月，其间没有回过一次上海。这次摘录，一共获得500多万字的很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为其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与著撰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9～1984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曾赶上一次离休“末班车”机会。但我想到已经收集到的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史料尚未充分挖掘利用，于是决定放弃离休机会，继续努力工作。1987年1月人民银行总行评我为研究员；同年我开始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前后达18年之久。1994年国务院授予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我的学术生涯能够持续，还由于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提议聘我为市政府参事，直到2001年81岁时我才回人民银行退休。此后，我虽然退休了，但金融史研究和撰写工作仍在继续。由于我还是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2005年起改任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在新世纪里我依然承担着许多研究和编写任务。

　　记者：您的著述丰厚，反响热烈。在众多著作中，您最看重的是哪些？

　　洪葭管：我在60年学术生涯中，编撰出版的书籍共有20余本。出书最多的年份集中在两个时段：1989～1993年出了8本；2002～2009年也出了8本。

　　最有影响的著作是1993年出版的《中国金融史》。这是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受国家教委委托组织编写的高等院校金融类专业的统编教材。教育司请了几位高校教授、副教授担任有关各章的撰写人。我任该书的主编和总纂，我自己既是主要撰稿人，同时也花力气作了总纂。《中国金融史》包括古代金融篇2章、现代金融篇5章、当代金融篇2章，共40万字。此书出版后，不仅本科生用，一些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也用。复旦大学历史系几位博士生对我说，他们对此书已精读了两遍。有的大书店还把此书列为财经类考试必备材料。西南财大出版社重印了4次，远销海外，影响深远。如果说这本书是金融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亦不为过。

　　2008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金融通史》，全书共分六卷，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出版社共同努力的产物。我作为主编之一(实际上是执行主编)，尽管分工负责撰写第四卷(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金融历史)，但同时也为其余各卷做了许多编辑事务。此书大部分于2002年前出版，可是我撰写的第四卷拖延到2008年才出版，对此我很长时间都颇感内疚。其中的客观原因是我在上海市政府任参事，又担任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还要为研究生讲课，不得不搞些现实金融问题的研究，以致耽误了这本书的撰写工作。不过，在我耽搁的数年间，《中国银行行史》、《交通银行史料》、《中央银行史料》等一些对我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书相继问世，同时海内外一批封闭的有关档案也陆续解禁，遂使《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的撰写有了较大便利，内容因而臻于丰富，立论亦得以接近允当。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出版于1989年版。内容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和大条银市场等。此书最后还对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历史发展若干问题加以阐释。此书面世之际，正值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渐入高潮，大家都在探索未来金融市场的模式和机制问题，这本反映旧中国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著作极受各方欢迎。记得此书出版后几天，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89年12月2日就上海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在康平路会场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我是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者之一。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推掉其他公务前来主持和参加座谈会，当我把这本新著送给他时，他一看题目就说：“及时及时，我今晚就把它看完。”

　　1990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一书。此书书名很雅且内容扎实，内含19篇专论，可能是个人单独撰写并公开出版的金融史方面的第一本专著。此书出版后，有的院校把它作为中国金融史课程的重要辅导教材。

　　2004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上海金融》，字数达52万字。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1901～1949年金融史事，下卷为1949～2000年金融史事。此书完整地讲述了上世纪上海金融业的变迁状况。此书出版时，正值各方热烈讨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际，因此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记者：在新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民国时期的金融史，史料收集和取舍一定不容易吧？

　　洪葭管：你这一问确实让我回想起当年史料收集、整理、出版工作过程的甜酸苦辣。总的说来，尽管当时选题、出书的指导思想通常是要“厚今薄古”，但史书、史籍整理等还是有一定比例。大家也比较乐意承担这方面的任务，因为这比撰写专著可以少犯错误、少担风险。当然，冲击和困难还是难免的。例如，“大跃进”时并机构，“文化大革命”时期撤机构，改革开放后人员调动变化多，这些都对史料的收集整理造成了一定干扰。当然，收集整理史料是一件“苦差事”。我的感受是，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取舍要恰当，整理资料时要精心分类，编辑时要考虑如何搭框架。碰到原始资料有“反动”词句时，就用括号注明“原文如此”，在“编辑说明”或“凡例”中，也要交代清楚，请读者利用这些词句时加以注意。总之，编写史书要有一套规程，必须力求规范，既要尊重历史，也要顾及现实。

　　记者：先生在金融理论方面的造诣也为人称道，与许多学者不一样，您长期以来一直都置身金融业内，拥有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治学和工作经历，谈谈金融历史、金融理论、金融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

　　洪葭管：在我看来，金融历史、金融理论、金融实践三者之间是一种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搞研究、做学问，首先要认真学习并善于运用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次要掌握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透彻了解历史事件、人物、机构等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记叙历史事实，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有了一定的理论修养，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就会比别人看得更清晰、更透彻，再辅以实践经验就容易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此所谓博古方能通今。在现实工作中，我们要多运用“古今中外法”，关注上下左右的关系，力求做到融会贯通。历史研究启迪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现实问题研究也会引发对历史问题新的思考。研究“古”的事情要联系到“今”，研究“今”的事情要追忆到“古”，这是基本的方法。提倡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要人们从整体角度对事物进行全面的考察，以便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得到规律性的认识。

　　1981年初，中国金融学会在广州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全国性的货币理论研讨会。我接到通知后很快就写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人民币也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另一篇是讲怎样认识和对待通货膨胀。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主持研讨会，一见面他就夸赞我写了两篇好文章。1981年4月，中国金融学会和上海市金融学会联合在无锡召开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我在较短时间里写出了《我国中央银行应是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统一平衡的执行者和研究者》，1981年第8期《金融研究》将其全文刊登。1985年第7期《金融研究》发表了我撰写的《关于建立国内资金市场的设想》，这可能是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这类专题文章。198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我提交的论文《实行分层金融调控，建立中央银行资金管辖行》被几位青年学者推崇为新论，文章中的部分构想，与后来1998年央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我的体会是，拥有金融史知识和金融实践经验，对现实金融中的改革问题的认识往往更有前瞻性。2010年初出版的《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也堪称三者结合运用的一项成果。

　　记者：正如您所说，了解金融的历史，对提高理论知识和工作水平大有裨益。您认为在金融意识空前浓厚的今天，我国金融史的学科建设是否得到了同步发展、金融业从业人员对金融史的了解和掌握是否令人满意？

　　洪葭管：学科建设是个大问题。金融史的本义，就是要研究各种历史事件背后的金融关系，去芜取菁，去伪存真。古代、近代金融史研究固然不易，当代金融史研究则有“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的困惑。对于新中国60年的金融史，《中国金融》杂志2009年第19期刊登了我撰写的《六十年中国金融的变迁》，文章基本上完整表达了我对迄今为止新中国金融发展脉络的认知。

　　写新中国的金融史有难度，特别是金融部门成了敏感部门之后，牵涉面广，“动辄得咎”。后来我意识到，要对近60年我国的金融历史作出正确、恰如其分的评价，有赖于全国有识之士共同来努力。在2010年10月《中国金融》创刊60周年纪念特刊上，我发表了《中国需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金融学巨著》一文，寄望我国金融学的学科建设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既要尊重历史、借鉴历史，更要立足现实、服务现实。

　　记者：厚重的历史知识积淀必然为您审视现实和瞻望未来提供一个更高的视点。在当今纷繁复杂的金融现象中，您最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洪葭管：近年来，在研究金融史和金融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有下列三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得好，才能确保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是慎对虚拟资本、严控资产泡沫问题。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讲过的收入资本化的原理。理查德•波斯纳在《资本主义的失败》一书中写到，“如果甲把每股价值10美元的价格将股票出售给乙，第二天该股票每股价值15美元，但是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并没有增加5美元”；“近年来投机交易的巨大增量到底带来了多少价值是不清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著者大卫•哈维讲得更率直，他认为，在美国的生产体系变成金融投机体系的过程中，虚拟资本在全球信贷系统内造成的破坏，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旧中国的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批评上海投机市场勃兴时曾经指出：“金业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固是投机的集团，即如本埠地产何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呢？”他们都看到过度投机是不利金融稳定的。盲目利用虚拟资本和信用工具就会产生泡沫，泡沫严重了，在一定条件下就会破裂，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此，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我们必须慎对虚拟资本，严控资产价格泡沫。只有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增加真实的财富，才能形成有物质财富基础的信贷资金，才能真正有效促进产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是要正视通货膨胀的危害。上世纪70年代黄金非货币化以来，各国发行货币越来越容易，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接踵而来。通货膨胀的成因有很多，各国还都有自己的特点。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仍处于金融危机的长时段中：西方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欧洲债务危机挥之不去，美国债务问题陷入僵局，新兴经济体遭受通货膨胀困扰。我国物价指数持续在5%以上，已不算低。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控制物价、抑制通胀，同时要作较长时间治理的打算，要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把国民经济引向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为核心的科学发展道路。

　　三是正确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妥善运用外汇储备。我在研究近代金融史过程中，对其间各国围绕汇率问题而展开的“货币战”也十分关注，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凡是本国主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进行货币贬值，对经济发展就是有利的。比如，1935年中国法币改革，不高估汇率，1936年经济情况就大为改善；1933年美国将每盎司黄金由20美元升为35美元，使美元大幅贬值，从而助推美元最终冲击了英镑的霸权地位；1945年日本战败后将汇率定为360日元合1美元，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此相反，英国曾经长时期维持1英镑合4.86美元的汇率，最终使英镑沦为弱势货币；日元在1986年广场协议后升值过猛，终于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导火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允许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贬值30%左右，美元强势地位日益突出，阻碍了美国商品出口，最终导致其从贸易顺差国变为逆差国、从最大债权国变为最大债务国。由此可见，本币不论是被迫升值还是自愿升值，通常都不利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我国有较大外汇储备，现在又逢通胀来临，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大量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以稳定国内物价并回笼人民币的机制？

　　记者：您曾经历过旧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繁华，也见证了新中国上海经济的跌宕起伏，如今又在为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出谋献策。您认为在新旧中国两个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地位有哪些区别？当前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会遇到哪些挑战？

　　洪葭管：旧中国时代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非常突出，当时全国金融首脑机关云集上海，汇聚了巨额的货币资本，银行存款余额占全国银行存款余额的30%～40%，是金银外汇的总汇和货币发行的枢纽，全国利率和多种金融资产行市均以上海为市场为晴雨表。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交易量大，如标金市场有的年份交易量之大“虽不足与伦敦、纽约媲美，然凌驾法、印、日而之上”。当时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有扎实的经济基础，不仅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占全国极大比重，标志工业发达程度的产业工人数量1933年达到31.8万人，占17个主要城市工人总人数的69.4%。突出的国内金融和经济中心地位，是上海成为远东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与条件。1936年，上海共有外国银行27家，超过香港(17家)、东京(13家)和孟买(15家)；金融市场门类齐全，证券市场具有国际性。中国在20世纪最初30年的国际贸易额约增加5倍(同期日本增加3倍，印度几乎没有增加)，为贸易提供的国际金融周转业务十分兴旺。由于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众多外资银行进行着大宗外汇买卖和巨额金银输出入，还承办远东各地的华侨侨汇业务，遂使上海成为远东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枢纽。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有助于上海经济长期保持优势地位。

　　历史上的上海金融中心与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相同，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如今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举全国之力共同加以推进。这样的大好机遇是旧上海无法比拟的。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国际大环境的急剧变化也影响着这项工程的设计与实施。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尤其是此轮国际金融危机蔓延，都给这项工程的推进增加了复杂因素。

　　随着时势的推移，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以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为基础，而经济发展要靠科学技术进步，要靠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需要具备诸如资本项目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等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完成。此外，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有必要深入研究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决不能因盲目发展虚拟资本而损害实体经济。记得在2002年上海举行的“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作主题报告时曾经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定位为与实体经济相关联、为经济而交易而不是为交易而交易的金融中心，应该是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而不是中国的‘金融飞地’。”这一模式选择，应获得学术界和金融界人士的明确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