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稳增长控通胀与调结构的动态平衡

　　尽管稳增长、控通胀与调结构三者相互纠结、较难取舍，但仍应该有一个顺序。笔者认为控通胀应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调结构，最后是稳增长

　　■ 张晓晶

　　上半年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政策调控预期

　　经济增长方面：今年上半年总体增长平稳，基本符合政策调控预期。其中，第一季度经济增速9.7%，第二季度9.5%，上半年为9.6%。尽管经济增速有所趋缓，但以过去30年潜在增长率在9.5%左右来衡量(根据模型估算)，当前的增速较为合理。并且，目前经济回调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主动调控的结果，外部冲击(如发达经济体复苏疲弱，欧债危机蔓延等)绝非主因。

　　通货膨胀方面：上半年，物价涨幅为5.4%；从各月看，进入3月份以来，物价涨幅均超过5%，其中6月份更是达到6.4%。通胀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控通胀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结构调整方面：仅就三大需求而言，经济增长更加平衡，需求结构有所改善。2011上半年，消费、投资与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是47.5%、53.2%和-0.7%；而2010年上半年，这三项指标的贡献分别是37%、54%和9%。二者相比，消费贡献增加了10个百分点左右，而出口贡献则减少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符合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的结构调整目标。不过，考虑到当前政策关注点主要还是物价与增长(即“胀”和“滞”两方面)，因此对结构调控问题重视度可能还不够。

　　下半年经济增长不会出现“滞”的问题

　　关于经济增长形势。在紧缩政策的累积影响下，下半年经济增长将处于逐步放缓态势，但全年增长将在9%～10%，处于合理范围。现在要回答会不会有“滞”的问题出现。我们认为，近期经济增长不会回落到8%以下，不会出现“滞”。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当前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仍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率，“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更是达到11.2%，最近增速有所回落，属于主动调控，因此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和回旋余地。二是今年为“十二五”开局年，地方投资热情高，民间投资也不弱。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地方投资的增速是28.1%，速度较快；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是33.8%，大幅高于全国固定资产平均增速，这显示出市场内在活力很强。三是从一个较长期的视角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潜力都还非常巨大。当然也有人担心，继续紧缩会出现危机期间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的局面。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中国GDP增幅跌落到6.6%、7.5%，均低于8%，并且出现了2000万农民工返乡，失业问题非常严峻。我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恐慌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出现了“超调”。现在再出现这种局面的概率很低。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基本属于可预期的变化，比如欧债危机的蔓延。而且，即便是2009年的“超调”(政策当局与实体经济均反应过度)，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因此今天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

　　关于通货膨胀形势。下半年，通胀形势会有所缓和，但全年压力仍较大。通胀压力缓和的原因有：从供给面分析，粮食供应充裕，工业制成品仍然处于供大于求状态，食品与居住价格上涨态势有所减弱，大宗商品弱势震荡，这些都有利于控制通胀。从需求面分析，随着紧缩政策的持续，发达经济体复苏疲弱，总需求有所回落，这有减弱通胀压力的效果。从技术面分析，下半年翘尾因素影响要比上半年低很多，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会减小。

　　不过，下半年仍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我们对通胀问题仍不能放松警惕。这主要是基于：首先，尽管食品价格上涨仍是通货膨胀的主因，但当前的非食品价格也处在上升的通道。2011年6月，食品价格涨幅为14.4%，非食品价格上涨3%。而非食品价格涨幅在危机前经济高涨时期仅在1%～2%。这意味着结构性物价上涨在向全面通胀转化。其次，美国可能于8月初提高债务上限，迫使美联储进一步购买美国国债，并继续维持超低利率，全球流动性仍保持充裕。第三，美国宽松政策的刺激下，全球流动性泛滥以及美元可能进一步走低，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亦可能走高。因此，未来通胀风险仍在。

　　当前宏观调控存在多个困境

　　宏观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不同经济目标(控通胀、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形成了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冲突，控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冲突，以及紧缩政策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冲突。

　　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的冲突。根据经典的菲利普斯曲线原理，产出正缺口扩大，就业增加，一定会带来通胀率的上升；相反，如果要压通胀，就要以产出缺口缩小甚至为负，以及失业率上升为代价。也就是说，稳增长与控通胀之间是有冲突的。比如，现在政府提出要考虑政策紧缩滞后效应以及其他因素的叠加效应，就是担心增长出问题，这使得压通胀面临“投鼠忌器”的尴尬：不能因为控制“胀”，而导致出现了“滞”。

　　控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冲突。调结构要求要素价格调整。过去30年要素价格是压低的，因此，要素价格改革和调整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价格的调高，这会带来通胀压力。比如，工资调整、资源能源价格调整都会带来类似的问题。考虑到通胀压力过大，要素价格调整可能会放缓。也就说，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相对价格变化，也可能因为短期宏观稳定问题暂时搁置。另外，我们也看到，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地震、国内电荒以及紧缩政策受到抑制的重工业增长，现在又缓过劲儿来了。6月份轻重工业增速均有所加快，其中重工业增长更加明显(6月份同比增长15.6%，5月份为13.5%)。重工业增长的这种反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支撑，但也要注意，重工业一般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其增速反弹不太符合结构调整的方向。近期九部委全面叫停电解铝项目，就体现出调结构的努力。

　　紧缩政策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冲突。经济过热会加大泡沫风险。因此，理论上讲，紧缩政策会挤掉一部分泡沫，从而释放一定的风险。不过，挤泡沫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弄不好会刺破泡沫，反而加大金融风险。当前中国就面临这一困境。首先，紧缩政策可能会提高房地产及其相关部门的风险。紧缩政策，一方面是压缩总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针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希望房价有所调整。与房地产业相关的，有银行，也有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会加大银行在房地产信贷方面的风险暴露。对地方政府而言，房地产调控会抑制土地出让量以及土地出让价格。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为7524亿元，同比下跌5.5%。土地出让收入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出现下跌的5个城市全部为一线城市或者发达的二线城市，同比降幅最大的为北京，降48.32%，降幅最小的为上海，降21.97%；而上涨的5个城市均为相对欠发达的二线城市。这将使得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加大，即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受到削弱，因为房地产调控使得土地出让收入少了一大块。其次，货币紧缩特别是提高利率会加大债务负担。利率上升，使得负债成本增加。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还是一般的国企贷款风险都在增加。第三，紧缩导致经济下滑从而加剧债务风险。现在讨论较多的是地方债务，以及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实际上，中国的负债水平并不很高。考虑到中国现在有可以动用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和公用设施项目稳定的收入流，应该能够应对。但问题在于，这些均要依赖于中国经济有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如果增长下滑过多，债务风险就会加剧，特别是债务占GDP比重会进一步上升。这是紧缩的另一个风险。

　　未来一段时间应继续坚持控通胀的紧缩政策

　　鉴于当前较为复杂的形势以及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我们认为，未来政策取向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需求管理非常必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动摇。尽管稳增长、控通胀与调结构三者相互纠结、较难取舍，但仍应该有一个顺序。我们认为这个顺序是控通胀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调结构，最后是稳增长。因此政策紧缩应继续坚持，这有利于控制通胀预期。现在国内市场上有悲观情绪，认为可能出现滞胀，呼吁放松货币政策，这恐怕是南辕北辙。因为一个忽紧忽松的政策只会丧失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让市场对控制通胀失去信心，从而重蹈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一个稳定的、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锚定百姓的通胀预期，避免滞胀。

　　其次，把握好紧缩力度，关注主权债务风险。现在国际上探讨主权债务风险，特别是担心中国主权债务风险以及唱衰中国的声音不小。这种担心主要基于坏账周期和债务周期。所谓坏账周期，就是经历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特别是在缺乏审慎监管情况下的信贷膨胀，如果面临经济减速，就会导致坏账浮现，所谓“水落石出”。关于债务周期，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认为，危机后一国的公共债务在3年内会增加86%。如果坏账周期与债务周期叠加，会加大主权债务风险。因此，我们要审慎对待。从而，在紧缩政策上要把握好力度。这既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顾虑，同时也是出于对主权债务风险增加的考量。

　　第三，对于要素成本上升要因势利导，“容忍”相对价格的调整。中长期看，这既有利于结构调整，也有利于控制通胀。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要素成本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的通胀压力不应过度压制，否则将使要素价格发生扭曲，难以发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达不到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抑制物价上涨，需要正确处理好抑通胀与保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对于有效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势利导，充分依靠和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管理等创新形成“倒逼机制”。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改善供给，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而且，从中长期看，让企业面临真实的成本压力，恰恰会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扩张，这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第四，仅有货币政策与需求管理是不够的，还要在供给政策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稳住粮价及相关食品价格；另一方面，面对国内企业利润水平的下滑，要有意识地减轻企业负担，防止多重因素交叠(这包括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以及税负较重等)导致微观企业活力减弱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在这方面，供给主义学派强调结构性减税、放松管制以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值得我们借鉴。一是结构性减税。尽管我国宏观税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并不算高，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要低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达经济体承担了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未能承担很多的社会保障责任，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宏观税负有所偏高。因此，可以通过结构性减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二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可以给予微观主体以正向激励，提高供给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