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人生改变

　　国家需要更快速地为这些劳动者打通上升的通道，让他们中间那些真诚去努力和奋斗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得更有奔头，更有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尊严也是这个国家的尊严。

　　作者：本刊记者李桂文 特约记者燎原

　　号称“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东莞，常住人口82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约180万人，640多万的非户籍人口中，绝大部分是流水线上的工人。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涌至东莞，将青春与汗水浇灌在流水线上那轰鸣不止的机器，过去的30多年里，正是数以亿计的流水线工人，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锻造了中国崛起最大的比较优势。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慢慢老去，中国要告别低端制造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些曾经的年轻人，有的找到了进入城市的门路，更多人返回偏远的故乡。

　　从户籍、教育、住房到社会保障，这个国家也一直在努力修正一系列公共政策，为这些人打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更多时候，他们的成功依赖的仍旧只是底层血泪磨砺出来的生存智慧。

　　从人才到劳动力

　　再次见到曾志鹏时，他已是东莞宏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有了自己的女人、孩子，在这个城市已算得上“成功人士”，所以，他并不再像以前那样忌讳说起那些不堪回首的东莞往事。

　　毕业于广西民族学院的曾志鹏，大学时是个好动分子，不苟言笑，有些叛逆，说话向来也坦诚到了十分不客气的程度，乃至至今仍被一些同学称为怪人。他学习成绩并不好，甚至有过科目补考的情况。2004年毕业的时候，在广西找工作不顺利，加上当时有朋友在东莞打工，曾志鹏想着东莞的企业多，机会也多，冲这，他怀揣1500元就奔东莞而来。

　　起初，曾志鹏以为肯定能找一份管理层工作，毕竟自己是正经大学生。 但好多份简历投出后，如石沉大海，口袋里的钱也日渐减少。更糟糕的是投靠的朋友也因为打架，被工厂炒掉了。曾志鹏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白天去人才市场溜达，晚上就租住在市场旁边的民房里，一晚上5块钱，10几个人睡在一起，连衣服都不敢脱，枕抱着行李就睡觉了，担心值钱的东西和仅有的小钱被偷走——因为曾有人在早起时发现，本用于找工作时提升形象的皮鞋，被别人穿走了。

　　一天晚上，同住的“舍友”打牌，赌点小钱，治安员突然上门查，他们身上的钱被搜刮一空。“我当时口袋就100多块钱了，也全部给了他们。”曾志鹏说，尽管自己没参赌，但自己没办暂住证，就想着能给他们的就给吧。

　　他连那种最廉价的小店也住不起了，晚上就睡在东莞周溪工业区里一家名叫万和百货的小店门口，那里有一排长凳子，白天供顾客购物后闲坐着吃东西。晚上，就成了流浪者的床铺。和乞丐们同吃同住，曾志鹏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妥，他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了，“我当时就想，赶紧找个地方，能找到口饭吃的就成了，不领工资都没关系。”他也离开了那个人才市场，转而去更低端的劳动力市场碰运气。

　　尽管经常和乞丐睡在一起，但曾志鹏并不是蓬头垢面。“一大早，我就到南城汽车站的洗手间去洗脸、洗头，把自己打扮得精神一些，还用水抹擦我的皮鞋。”曾志鹏说，由于在外头睡，加上白天找工作，衣服很脏，他只好在洗手间把衣服脱了，用力搓洗后，甩了两下就直接套在身上了，之后“道貌岸然”地去找工作。

　　终于，在劳动力市场他遇到了“贵人”，那是一个素不相识、推销电话卡的湖南女孩。当她向曾志鹏推销电话卡时，曾一点好气也没有。“饭都没得吃，还怎么要电话卡？”但随后的攀谈，让同样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很快有了同病相怜之感。她请曾志鹏吃午饭，两个人炒了两个菜，吃了30多块钱，还找到一个在电器厂负责招聘的老乡，给曾志鹏安排进厂做普工，他终于有了在东莞的第一份工作。

　　到现在，他还会怀念那个叫黄丽芬的女孩，“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了？”在这样一个草莽城市，对曾志鹏这样的人来说，那些基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都不能有效地帮助他解决生存困境，同类的相互温暖、基于乡谊的帮助才是最有效的。

　　大学生

　　不过，很快曾志鹏就无法忍受那份艰难得来的工作了。“端坐在凳子上，每一次的脱芯，只需要脚踩和手拔这两套工序。”但对于大学刚毕业的曾志鹏而言，还是有些受不了，“我做插座，主要是给插头线脱芯，每个小时要拔600线，每天得工作11至13个小时。”

　　陀螺一般重复着简单的工序，十几个小时下来，手是酸痛的，屁股也是很疼的，“三角裤勒住的位置，灼热而疼痛”。后来，在工友的指点下，他才知道，原来大家一到流水线上，都是不穿内裤的，否则屁股早就烂掉了。此后，早上上班前，曾志鹏总是跑到卫生间去把内裤脱掉。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份工作的机械和简单。永远都在重复“脚踩、手拔”的脱芯工序，曾志鹏想换个动作复杂点的工种都是奢望。“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大学生了，这种忘记会让我感到可怕。”曾志鹏说，有时候他会拿着自己红色的大学毕业证发呆，喃喃自语：“再也不能这样啦！”这话在宿舍重复的次数多了，在工厂上班时，他也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后被同事骂，“你有病啊！”

　　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曾志鹏真念过大学，而且还是本科。有一次，曾志鹏看到同宿舍一个大专生的工资条，是800多块钱。“同样的工种，你要比我多100多块钱呢，我要是也能拿那么多就好了。”曾志鹏坦承了自己的羡慕。

　　此时，对方颇为骄傲地说，“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啊！”曾志鹏显然被刺激到了，“你有文化有啥用，不也是做着和我一样的工种？”

　　无语。沉默。自说自话，其实也在刺痛自己。

　　而在工厂培训中，因为教员工的小册子是繁体字，曾志鹏看不懂繁体字。拉长(负责管一条生产线，有的企业叫组长)就对曾志鹏说，“看你戴着眼镜，应该是读过点书的吧？”

　　曾志鹏只好说，“我初中没毕业，只是贪玩(看电脑、电视)，把眼晴搞坏了。”这时候，有个女的一点都不客气，她竟然当着他的面说，“看你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以为你是个读书人，原来也是个草包！”

　　很长一段时间，大学生都是曾志鹏难以面对的一个身份标识。在各种各样的应聘中，他都会隐瞒自己的本科学历，但是，毕竟大学校园教会了他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向上的通道。他不甘心做普工，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做管理者的目标。在东莞的岁月里，他已经不记得换过多少次工作，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从主管、储备干部之类的企业初级管理者一点一滴做起，有的时候，尽管这些管理岗位比普工的收入还要低，他也毫不犹豫接下来。7年的时光，他终于在这个城市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如今，他是一家大公司采购部的副经理，每月有5000元收入。

　　“假律师”

　　在记者认识的东莞朋友里，“80后”曾志鹏的遭遇已经算得上幸福了。来自重庆开县农村的谭英万，属于“70后”的行列，小学都没有毕业，在东莞呆了21年，吃过的苦头比曾志鹏多得多。不过，在那些血汗中摸爬滚打过来以后，谭英万早已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现在从事的是典型的脑力劳动——专门以代理人的身份为打工者维权收点小钱，甚至还为大学生打过官司、为企业做咨询师。

　　和6年前见到他不一样的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拿着塑料袋或布袋子，里面晃荡着厚重告状材料的农民工，而是一个夹着公文包、开着12万多元小车的维权人物。因为没有律师证，他常常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去维权、做代理人，因此也有人直言他是“假律师”。

　　谭英万身高不到1.6米，21年前，他刚到东莞时，只有18岁，主要就是干些铺路、铲石头的重活。后来实在干不动，就出去做小生意。21年间，被人打过、抓过，睡过猪圈、下水道。

　　打工生涯中，谭英万曾因做走鬼卖甘蔗被城管抓住，罚了50元，不服气，他状告镇政府；做快餐店时，因为非典不允许异地购买猪肉，谭到交界的邻镇买猪肉，结果猪肉被没收，他状告市政府；他通过给公司老板寄快递维权，帮老乡顺利辞工并拿到工资……

　　打官司等维权方式让他尝到甜头和荣耀，增强了他的信念。很多老乡主动找他帮忙维权，由此产生的交通费、吃饭费等，由当事人支付。

　　“因为不是律师，现在政府不允许我们收费，但事办好了，当事人都会主动给点费用，我们都不签合同，凭良心给的。”谭英万说。

　　对未来，这个当初只知道在家乡放羊、放牛，只有小学文化的“假律师”，打算开一家为农民工维权的公司，接到一些案件，可以转给有执业资格的律师去打官司。当司法不能有效救助这些挣扎于底层的流水线工人，谭英万这样的“假律师”却把法律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不过，他也知道，这个生意太脆弱。所以，他在一年前买了辆小汽车，“实在不成，大不了最后回家，毕竟我有开车的技术”。

　　上升的通道

　　曾志鹏、谭英万自我奋斗的故事，虽然听起来都充斥着惊心动魄的细节，但他们这些故事都将是沉入历史底层的沧海一粟，不会有人知道。孙自连则不一样，他的故事不仅广为人知，而且被政府不断褒奖，纳入了主流社会的记录。孙自连是河南周口人，自1993年起，先后帮忙安置了家乡来的10多万农民工，到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打工。

　　因安置农民工和为农民工维权有功，2008年11月，孙自连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此后，“周口市改革开放30年十大杰出人物”、周口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东莞维权办事处主任、周口市优秀农民工、创业之星等称号和荣誉，不断涌向孙自连。

　　从帮忙就业到提供维权，和农民不断接触中，他也由河南淮阳县大连乡的一个农民，成长为位于东莞厚街汽车站附近、一家名为东莞市大和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今天的成功，也让他得以有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自己和那些同样出身的流水线工人的命运轮回。

　　自从1990年7月15日踏入东莞的那一天起，孙自连就看着不少家乡农民工来往不断，但路子更多时候都只是在底层之间不断地轮回着，像他这样走出创新路的并不多。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路子：打工——挣钱——起房子——回家娶媳妇——生娃；娃长大了——娃再出来打工……继续着上一辈的轮回路。”孙自连说，变化并不大，底层大都是这么走的，我不仅帮他们的父亲介绍工作，还帮他们的子女介绍工作。环境是有变化的，比如生产环境、劳动强度、企业规范用工等，逐步好转。“农民工的待遇确实有变化，但农民工的底层命运，没有变，也不会变。”

　　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调查，孙自连叫来了20多位在东莞打工的河南周口老乡。记者在现场做一项调查发现，九成以上的他们，对未来的出路和考虑，并没有更多的愿望，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就是想挣钱回家，留下来，那是想都不敢想”成了主要的声音。

　　回家是不变的声音，只是回去做农活，很多时候，已然不再是他们的选择。“就是想法子挣钱回去，在县城做点生意什么的”、“我们已经陌生了镰刀和锄头了，而且种地并不挣钱”、“我们出来打工，家里地都免费给别人种”。

　　“出来打工后，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有，比如淮阳县的李艳云、尚玉宝等，但量很少。”孙自连认为，底层要往上走比较难，但有诚信、努力和坚持，总还是有机会的。谭英万也认可孙自连的说法，“努力、诚信、不抱怨”。

　　“回不去的故乡，进不来的东莞。”孙自连说，对“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些还是很想在城市留下，但留下来很不易。而“90后”在家很少干农活，出来打工后，更不熟悉和不愿意家乡的耕种，故乡也难以安身了。

　　在结束调查的时候，我们不确定，这些出身底层的老一代流水线工人，曲折求存、力争上游的生长路径，对新一代的劳工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但毫无疑问，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更快速地为这些劳动者打通上升的通道，让他们中间那些真诚去努力和奋斗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得更有奔头，更有尊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尊严也是这个国家的尊严。